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在这种模式下，每一年的预算决策都是在上一年拨款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数额，并且结余全部上缴。 　　叶青举例说，一个单位去年预算是100万元，但是只花了80万元，节约下来的20万元不仅全部上缴，而且第二年的预算会因此被削减为80万元。 　　

“节约不仅没好处，而且还吃亏。”叶青说，“这是最大的问题。”他和其他财税学者大力提倡的，是另一种模式的“零基预算”：每年的预算都从零开始，不考虑上一年的金额。　

不过，在持续十余年的政府预算改革中，“人们还是习惯上会把上一年预算花销的数额变成下一年的金额”。发展理念也是一些问题的来源。广州地铁2号线实际花销比原本预算节约了18个亿，可负责人卢光霖不仅没得到奖励，反而因为“钱没花完、绩效不好”挨了批评。“我花钱有结余，你还来怪我，这是逼着我大手大脚花钱。”卢光霖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不花钱，你就是蠢材！” 【详细】

有鉴于政府采购腐败和突击花钱年年如此，有识之士连年呼吁修改《预算法》对政府采购实施严厉监管，并对“突击花钱”予以追责。然而《预算法》的修订却一向慢吞吞，呈“太监急而皇帝不急”状。其实，就算修订了《预算法》，政府采购过程的挥霍无度和年底“突击花钱”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 　　

因为问题不只在监督和处罚跟不上，而在于政府预算自己制订、自行拨付、自主花钱、自我监督的“四自财政体制”已提前埋下了挥霍浪费的种子，铸就了年底“突击花钱”的祸根。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详细】

在“年底突击花钱”的背后，牵涉的不只是作风不正，抑或腐败浪费。财政支出的不合理，还与政府的绩效目标紧密相关。纳税人的钱没能花在刀刃上，各级政府制定的各类目标又如何真正实现呢？在这个意义上，审视“年底突击花钱”现象，必须结合各类制度改良。 　　

“年底突击花钱”的一再出现，跟预算制度的负激励，跟预算执行管理的不到位，跟预算支出责任缺少有效担当等，都有关系。在此背景下，既要改变预算制度的负激励，也要完善预算支出责任制度，引入绩效理念，更要透明公共支出，确保预算执行的公开。【详细】

表面上看，年底“突击花钱”似乎是各级政府机关钱多了花不完，才导致各地上演“突击”闹剧；实际上，却并非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不合理的财政预算编制“发病”的一种表现。

如果将预算、财政、审计、监督等多个部门进行整合，一方面加强预算体制的改善，使预算趋于更科学、合理，另一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发力”，使遏制“突击花钱”成为“一条龙”监管，再将具体预算、费用开销的“帐本”及时进行公开，让人大和公众都有充分的监督权，如此一来，别说政府花钱难以出现“突击”，恐怕连日常的开销都可纳入监管之中。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打好监管“协同战”，遏制的就不仅仅是年底“突击花钱”，还将对治理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政府花费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详细】

　“年底突击花钱”之所以年年如是，固然有人大会议时间滞后导致资金延后支出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无非两个方面：一是预算的软约束。预算编制不够细致，非但不能像香港那样细致到桌椅板凳，有些“其他”项目甚至粗放到千万元，这无疑给相关部门使用预算资金留下了巨大的随意空间。换言之，财政预算资金安排过于宽松，本身就是非年底突击不能花完。 　　

二是决算的软约束。审核政府决算对于资金使用效率没有一个严格的考核，不关注花钱的质量，只关注花钱的数量，并以之作为下年预算编制的参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