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明抗倭名将俞大猷:俞龙戚虎 杀人如土

2013年04月08日08:42来源:(null) 曾纪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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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及抗倭名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戚继光。俞大猷这个名字,尽管没有完全被遗忘,但有关他的生平、功绩等,世人知之甚少。四百多年来,世人有意无意间将这位当年名震海疆、功勋卓著的抗倭英雄忽略了。其实,在抗击倭寇的艰难岁月里,俞大猷与戚继光并列,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就某种程度而言,俞大猷还在戚继光之上。在当年的东南沿海一带,“俞龙戚虎,杀人如土”的民谣一直传诵至今;《福建通志·列传》也有“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之语。龙与虎,都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国人传统观念中,龙显然要比虎高出一筹。

  文武双全,一代儒将

  俞大猷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一个世袭百户的军官家庭。百户之职属明军中的最低武官,正六品,年俸120石。生于世袭军官家庭,从小习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俞大猷在《饮马长城窟》一诗中却写道:“臣十有五着青襟,十年稽古志何深。”据此可知,他5岁就入私塾念书,15岁即中秀才,被时人称为“十才子”之一。长辈并不希望他继续世袭武职,而是通过科举之途获取功名,改变家族的命运。

  然而,少年得志的俞大猷在科举场上并不如意,这恐怕多少与他的“不务正业”有关。考中秀才后,俞大猷便拜理学大师蔡清的弟子为师,钻研《易经》,学古文词,读古今兵法;还在当时读书的清源山练拳习武,学的是与少林武术一脉相承的赵氏太祖拳,于《四书》《五经》等科举必读书籍自然有所懈怠。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父亲病逝,俞大猷连举人也未考上。父亲一死,家境贫寒的他迫于生计,不得不承袭父职。

  俞大猷投笔从戎之时已29岁,仅当个百户小官,可谓入行晚,起点低。但20多年的刻苦攻读,他饱览经书,见多识广,文韬武略非常人所及。既入行武,拳术本已十分高强的他,又醉心于骑射之术,达到了百步穿杨的水平;并向著名侠客李良钦学习荆楚长剑。练不多久即入化境,就连师傅李良钦也叹服不已:“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

  李良钦的预言不久就应验了。

  嘉靖十三年(1534年),俞大猷参加福建武科乡试,中武举;第二年参加全国武举会试,以名列第五的成绩考中武进士。俞大猷精于兵法,然后加以实践,再综合太祖拳、荆楚长剑及全国众多名家武术,撰写了一部武术专著——《剑经》,练兵时以《剑经》作指导,练出的俞家军所向披靡。戚继光在训练士兵时,也传授俞大猷的《剑经》,训练的戚家军在抗击倭寇的大小八十余战中无一败北。戚继光说:“向见总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处已备载《剑经》内,逐合注明,无容则赘……不惟棍法,虽长枪各色之器械,俱当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授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 同时还将《剑经》全文收入他的《纪效新书》中。

  俞大猷一直在读书习武,直到33岁考中武举,才由世袭的百户升为千户,派往海岛金门,担起独当一面的守御之责。金门岛虽然只有130多平方公里,却是一个独立的千户所,民风剽悍,向来难治。俞大猷以诗书礼仪教化民众,治理得比文官还出色。

  作为一名身怀绝技的武官,俞大猷的政治头脑、军事谋略其实远胜那些普通文官。他身居孤岛,却时刻关注着明王朝的时事政局。比如朝廷命兵部尚书毛伯温征讨长期不通贡使的属国安南,俞大猷得知毛伯温征询用兵之策,便写了《上两广军门东塘毛公平安南书》,提出“伐谋攻心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毛伯温率军进驻南宁,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安南危机,其过程、结果与上书中的计谋如出一辙。

  俞大猷在金门一呆就是5年,僻居一隅,年事渐高,胸怀大志的他有了紧迫感。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给主官监察的佥都御史陈伍山一连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针对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出没无常、难以剿灭的海盗,俞大猷分析主要在于“上不能用将,将不能用兵”的“二弊”,提出“二便”之策:“其一曰委任当极其至也”,“其一曰赏费当有所取足也”。信最后指出:“失今不治,养成闽广之患,积数十年,国家东南之祸不知所终矣。”此后倭寇猖獗的事实,说明俞大猷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第二封为《又呈画处官澳三策》。官澳位于金门东北,属俞大猷管辖区域,这里盗贼出没,侵扰不断,他建议不必动用武力清剿,而是自告奋勇地挺身而出,“携妻子质镇其地”。用德治之法,使当地贼寇,“卖刀买牛,卖剑买犊,归化向顺,安生治业。”

  两封信所指,都是当时为害一方的盗贼,治理的措施一从兵入手,一从民着眼,不仅切中时弊,且操作性强,若采纳执行,定能大见成效。可官居朝廷要职的陈伍山不仅置若罔闻,还认为俞大猷擅自越权,多管闲事:“若武人何以书为?”对他处以杖击、夺官的严厉处罚。一番热心谋划,换来的却是无理无情的打击,俞大猷冷笑道:“此岂吾自见之地耶!”即便如此,后来,他在松江(今上海)见到陈伍山,不仅没有抱怨指责,还以师礼相待。武将睚眦必报者甚多,似俞大猷这等心胸豁达之人少矣。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8月,明廷在元朝后裔鞑靼大举内犯无力抵御的情况下,下诏选拔天下将才。俞大猷得知,前往应试,不无自负地向广选武臣的巡按御史徐宗鲁说道:“俞大猷于九边形势虚实无所不知,古今兵法韬略无所不究,且于忠孝诗书运于其间。朝廷大用之,当见大效,小用之,当见小效。计以塞明诏,无逾猷者。”经过一番考核,徐宗鲁觉得俞大猷所言不虚,便向兵部推荐。兵部尚书毛伯温对俞大猷几年前的上书仍记忆犹新,不觉格外赏识。又在泉州同乡、右佥都御史邱养浩等人的大力推荐下,俞大猷终于受到重用,任命他为汀漳守备(福建汀州、漳州二府最高军事长官),署指挥佥事。

  奋力抗倭,功勋显赫

  明朝建立之初,为对付沿海一带的倭寇,明太祖朱元璋不得不造战船,增卫所,筑城寨、烽堠、墩台等,构建立体防御体系。在一段时期内,倭寇有所收敛。到了嘉靖年间,特别是嘉靖中期后,倭寇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四处劫掠,无恶不作,猖獗横行简直到了极点。

  明初之倭多为真倭,后期有不少流民加入其中,甚至出现了真倭只占十分之二三,而华人竟达十分之六七的情形。其实,倭寇的成分十分复杂,主要包括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中国海盗及沿海流民。具体而言,从明初到嘉靖之前,倭寇以日本人为主;嘉靖之后,倭寇则以中国人为主,日本人仅占十分之二三,且处于附庸地位,控制权掌握在中国海盗手中。不过这些中国海盗头目虽然风光一时,其中不乏反抗明朝海禁令的因素,但他们的后面,还有深藏的主子,体现的是日本大名的意图。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万余倭寇驾船一千多艘,大举进犯浙东,朝廷震惊。7月,俞大猷被任命为温、台、宁、绍等处参将。他10月接令,11月从海南琼州赶赴浙江,自此踏上了艰难漫长的抗倭之路。抗倭不仅是军事之争,还涉及朝廷内部复杂的政治纷争,充满了坎坷与险恶。军事上的困难乃至政治上的构陷,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俞大猷。

  刚上任,俞大猷就独具慧眼,提出了水战歼敌的方略:在海洋、港湾、内河设置三道战线,层层防御,步步围堵,以长制短,同时注重陆兵的守卫。其防御战略可概括为“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俞大猷抗倭的第一阶段是倭寇势力最为强盛的时期。7年间,俞大猷与倭寇大小战役数十次,功勋卓著。作为一员儒将,俞大猷既能身先士卒、不避锋矢,又能深谋远虑、洞悉大局,常取断敌退路、四面包围、正面进攻、全歼敌人的阵法,因此能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屡建奇功。也正因为此,俞大猷坚持谋定而后动,计定而后战,不肯轻易出击,对瞎指挥有着一种本能而强烈的抵抗意识;加之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结上司,不居功,不诿过,常遭攻诘,蒙受难以预料的灾祸。

  俞大猷刚到职不久,身边只有300余人,而总督张经一个劲儿地催促出战。如此仓猝上阵,无疑于驱羊攻虎,俞大猷不从,引来张经大怒。胜败乃兵家常事,俞大猷只要稍有失利,即受处分。然而俞大猷总能在逆境中奋起,往往撤职不久,就因大胜而撤销处分,且往上擢拔,升为提督直隶、金山等处地方海防副总兵,镇守浙、直总兵官,都督佥事,都督同知等。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冬,俞大猷被任命为镇筸参将。于是,他离开塞北,南下镇筸参将驻地五寨(今湖南湘西凤凰县沱江镇)。次年7月为南赣参将,平息了以张链为首多达数万的农民暴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11月升镇守福建总兵官。第二年正月,俞大猷由南赣入闽,自此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抗倭斗争。

  就在俞大猷辗转塞北、湘赣的三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仍在继续,入侵福建的倭寇被戚继光消灭殆尽。戚军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正月初一刚刚班师返浙,两支倭寇又开始为患福建,一支攻陷福宁、政和,另一支包围了兴化府城(今福建莆田)。就在俞大猷被任命为镇守福建总兵官的前一天,兴化府城陷落,“八闽俱震”。朝廷急令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副总兵戚继光火速前往兴化歼敌。俞大猷日夜兼程赶至兴化江口,与先期到来的援闽广东总兵刘显会合。倭寇闻讯,弃城退守平海卫(今莆田东南平海)。俞大猷与刘显迅速跟进,“列营以困之”。而朝野上下希望速战速决,对俞大猷的困而不攻十分不满,大加指责。俞大猷不为所动,写了一篇《兴化灭倭议》作为回应。当时倭寇与从倭之人一万多,俞大猷、刘显各率兵约一万,在数量上并无多少优势。直到戚继光四月率军赶来,三军会合一处,三万多明军才发起总攻,仅用四五个小时,便取得了著名的平海卫大捷,歼灭倭寇2200多人,解救被掳百姓3000多人。

  此后,俞大猷又转战广东,破倭于邹堂、海丰等地,特别是与戚继光再度联手的南澳之战,大败广东势力最强的海盗吴平。吴平南澳惨败,逃往饶平凤凰山。俞大猷部将汤克宽、戚继光部将李超领兵攻打,几次都未得手。吴平乘机抢夺民船,入海逃至潮州。戚继光亲率部众追至潮州,吴平大败,逃往雷州、廉州。俞大猷派部将汤克宽继续追击,吴平逃出广东。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吴平招集残部,率战船30艘逃入安南境内,被追踪而至的明军彻底歼灭。

  东南沿海为害剧烈的倭患,就此基本平息。

  然而,功勋赫赫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却受到革职闲住的处分——理由是南澳之战海盗头领的逃脱,作为水军指挥官的俞大猷难逃罪责。就在俞大猷进剿之前,吴平也曾被困脱逃,却无人处分;南澳之战大胜,俞大猷不仅未获嘉奖,反因吴平再次出逃,受到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陈万言等人的上疏弹劾,诏令下达,仅他一人受罚。不少官员打抱不平,认为处罚未免过于严厉,俞大猷泰然处之,说道:“祸患福泽,猷视之莫如太虚浮云。用之则为霖雨,为舟楫,以济天下;不用则著一经以垂来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云影里大笑一声,与太虚同游,岂不绰绰乎哉?”

  “继光如虎,大猷如龙

  从上可以看出,嘉靖年间抗倭所取得的几次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俞大猷是关键性人物,堪与戚继光媲美,就某种程度而言,甚至超乎其上。

  然而,长期存在的重戚轻俞、扬戚抑俞现象,导致戚继光的一枝独秀。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明代著名方志史学家何乔远在《名山藏俞大猷传》中便写道:“大猷虽有不羁之才,而低首行列;虽有乡曲之誉,而处势孤藐;虽有深沉谋略,而不能为纵横辩词。”李义壮、稚大甫的《〈洗海近事〉序》则说他“平生不张能,不争功,人见之粥粥若无能者”。澹泊明志、为人低调、力单势孤、不擅辩词、不贪己功、大智若愚……这些固然都是俞大猷难以彰显的原因,但又不仅于此。

  在此,我们不妨对俞大猷与戚继光进行一番比较,从中或许可以见出某些端倪。

  俞大猷出身卑微,29岁才步入行伍,世袭百户。戚继光出身将门,17岁那年,担任京军神机营将领的父亲病逝,戚继光便世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年纪轻,起点高,加之父亲生前的人脉关系,是俞大猷远远不及的。

  俞大猷戎马生涯47年,比戚继光年长25岁,抗倭时间也比他长。嘉靖年间是倭寇为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从嘉靖二年(1523年)日人“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到隆庆三年(1569年)被一鼓荡平,长达46年之久,正是俞大猷20岁到66岁的奋发有为时期。抗倭期间,他先是进剿以王直为首的从倭海盗,后是击溃附倭的吴平集团,始终居于战斗第一线。戚继光也参加了剿灭这两股倭寇的战斗,但职位比俞大猷低,曾是他的部下。就总体而言,俞大猷参加的战役比戚继光多,对倭寇的杀伤力更大。

  论练兵,两人颇为近似。他们认识到,要想消灭倭寇,依靠现有的已然腐朽的明朝军队是不可能的,于是各自练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俞家军与戚家军。俞大猷提出“练兵必先练胆”,“胆壮则兵强”,强调“技精则胆壮”,将高超的技艺视为胆壮兵强的前提与基础;而戚继光则提出“练心则气自壮”,从练心入手解决胆气问题。方法有别,但落脚点一致,练出的两支军队技艺高强、勇敢顽强,在与倭寇对阵时所向披靡。

  论治军,俞大猷运筹帷幄,既有整体谋略,又有具体战法,先计后战,不贪近利,收功万全。就政治素质与战略头脑而言,俞大猷堪具将帅之才,这是戚继光所不具备的。俞大猷、戚继光的上司,担任过浙江按察司副使、福建巡抚的谭纶在一封信中对俞大猷予以高度评价:“公则堪大受,盖诚如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如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当今之世,舍公其谁哉!”但陷阵攻敌之时,戚继光则更刚毅勇猛。世人更看重冲锋在前的猛士,于谋略者次之。对此,《明史》写道:“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可见即便在当时,戚继光的名声也在俞大猷之上了。个人的功勋业绩与名声口碑,不一定成正比。

  论战略思想,两人都强调水陆并进。戚继光不以固守一城一地为限,而是将军事力量拓展至河道乃至海上。俞大猷不仅提出御敌于海外的理论,还抓住倭船矮小、不习水战的弱点,以水师袭击倭寇大获全胜。

  俞大猷身经百战,以胜居多,但作为统率千军万马的总兵,有的战役虽然大胜,但免不了局部小败。而戚继光在抗倭中历经大大小小的战斗八十多次,无一败绩,最差也能打个平手。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3月,俞大猷下狱,不得不离开东南沿海抗倭战前线三年有余。这段时间,正是戚继光如日中天、戚家军纵横驰骋的三年,他受命率军追剿逃至福建的倭寇,取得了一连串军事胜利。这固然是他出色的指挥才华与戚家军的勇猛无敌,也与倭寇头目王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已在浙江被杀有关。逃往福建的都是一些小喽罗,他们四分五裂、士气衰落,为戚继光各个击破创造了有利条件。

  俞大猷打仗有过失利,常受朝廷惩处,还被打入大牢,普通百姓不明就里,以为他是“罪有应得”,与一直顺风顺水、解民倒悬却没有任何“负面新闻”的戚继光相比,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略逊一筹。

  这便涉及了一个命运的问题。俞大猷常常有功无赏,有过则必遭严惩,处处受制,动辄得咎,仕途布满荆棘。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曲折与坎坷。相较而言,戚继光的官运可谓一帆风顺,似乎处处都有“贵人”照应,即使出现过失,也有人出面替他遮挡掩饰,总能化险为夷。

  常言道,性格即命运。应该说,俞、戚不同的人生际遇,与他们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

  俞大猷性格耿直,为人正派,从不迎合权贵、巴结文官、讨好上司,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自北宋以来的重文轻武传统,已形成武官要想获得赏赐、晋升,不得不投靠、依附以文官为主的权贵集团。每次战争,都由文官上报战绩,报多报少,或赏或罚,文官手中的一支笔,胜过十万兵。俞大猷不肯委曲求全,文官对他就大打折扣,战功少报或不报,因此有功无赏,或赏赐不公。比如兴化平倭,首功当数俞大猷,是他力排众议严密部署,等待时机成熟,然后会同刘显、戚继光联合进攻而取得的一次福建抗倭的最大胜利。可论功行赏之时,戚继光晋升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唯有俞大猷仅“赉币银四十两”而已。而他又格外看重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准则,只求实质性的建功立业,并不看重荣华富贵,凡事不与他人计较,总是礼让三分。

  戚继光的性格,显然比俞大猷更为圆融,特别在为人处事方面,要灵活实际得多。戚继光在文官集团里有两个“靠山”,一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谭纶;二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改革家,内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有了他们两人的庇荫,戚继光才能甩开膀子“大干快上”。戚继光出任福建总兵,即为谭纶推荐。张居正重用戚继光,重振明朝衰落的武备,予以一切便利。而戚继光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总得投之以桃。他与谭纶的关系往来不见文字,而与张居正之间则有一些记载:戚继光让自家兄弟给张家奉送贵重礼物,张居正象征性地收下一部分;戚继光得知张喜好女色,便以重金购买名曰“千金姬”的美女献上;张父去世,戚继光派出一个连的鸟铳手护送他回故乡湖广江陵奔丧,倒是张居正觉得过于“排场”,只选6名随行南下……

  当然,戚继光这样做,并非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是求得庇护支持,以顺利完成剿灭倭寇、重振武备的大业。可换了俞大猷,不论出于多么美好的目的,他肯定做不来。因此,《明史》也说戚继光“操行不如”俞大猷,“而果毅过之”。

  戚继光身经沙场,一是东南抗倭,二是北方驱虏,都是反抗外来侵略;而俞大猷则丰富复杂得多,除东南灭倭及北方献策痛击俺答外,还在湖南、广东、江西、海南等地辗转任职,征讨安南,多次平息农民暴动,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起义,或征剿或招抚,惩办首恶,施以教化。“文革”时期,农民起义一概被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俞大猷的平暴行为,自然被视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予以贬抑、打压。

  俞大猷与戚继光都是出色的儒将,俞大猷先文后武,戚继光哪怕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也不放弃阅读,但俞大猷深得儒学中的闽学之精髓,对《易经》尤有研究,可娴熟地将其用于军事。郑旻在《〈正气堂集〉序》中说他“以其用兵者为文,以其为文者用兵,奇正相生,善出不穷”。戚继光曾向俞大猷学过剑法,军事思想也受俞大猷的影响。他们都有著作存世,俞大猷著有《正气堂集》《洗海近事》,编有《续武经总要》,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俞大猷的作品没有戚继光的普及,比如他的武术专著《剑经》因收入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才得以广泛传播,比他的其他著作影响更大。

  其实,我们今天这种比较于俞大猷、戚继光本人而言并不存在。他们惺惺相惜,相处融洽,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从未发生过节,属忘年之交、道义之交、管鲍之交。两人还在厦门万寿岩潮音洞前的巨石崖壁上一同题刻和诗,诗壁至今犹存。在歼灭徐海、进剿平海卫、南澳破吴平等重大战役中,他们联手御敌,总是密切配合,屡建奇功。

  最终荡平倭寇,俞大猷与戚继光,二者缺一不可。当然,我们也不可忘却谭纶、卢镗、张经等其他抗倭英雄。

  应当还历史以公正

  人生的完美境界,古人概括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俞大猷便是这样一位三者皆备的人物。

  他文武双全,在大明王朝三百年间,能与他相匹的,可能只有一位王阳明。俞大猷故乡所建民居为闽南大厝,富裕家庭一般兴建三至五进。他家境贫寒,只有两进,格局狭小,年久失修,后颓败无存。俞大猷当年大权在握,若从军饷中扣除挪用或从丰厚的战利品中瞒报取用九牛一毛,修筑一栋大厝豪宅,可谓易如反掌。他不贪不占,十分清廉;屡获大胜,对战利品分文不取,总是上缴充公。俞大猷轻财利,好施与,薪俸及赏赐,尽数交给弟弟掌管,且从不过问。据史料记载,他受诬逮捕下狱之时,所有家财不满百金。史玉阳慷慨解囊,以数百金相赠。当得知友人邓君城也遭逮捕之时,马上转赠于他。

  他9岁之时,曾随父亲前往大濠村叔祖家走亲戚。来到濠溪边,发现连接两岸的小桥坍塌,父子俩只好涉水而过。大猷询问父亲桥何以倾塌?父亲说被一个樵夫失火焚毁。大猷当即说道:“等我长大了,要再修一座,免得大家这样涉水。”父亲道:“小子要记住你说的话,不可食言呵!”造桥便成了他的一桩夙愿。直到67岁这年,升任右都督的他才有了修桥资本,捐出自己薪俸,请堂弟俞良猷督建了一座六墩七孔石桥。

  俞大猷以德立世、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一个“德”字,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东南亚武术界,至今仍流传着“俞大猷比武”的故事。说的是俞大猷少年时与一位同伴比武,他先胜了两个回合,第三回合之时,眼看同伴渐渐不支,为给对方面子,俞大猷故意摔倒在地。同伴不禁心服口服,便长期追随于他,一同南征北讨,立下大功。

  俞大猷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傲,有时还将功劳让给别人,“功则称人,罪则称己。”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俞大猷在南赣设计擒获当地农民暴动首领张琏,广东两位参将知悉,乘机带兵抢走“胜利果实”。部下愤懑不平,纷纷要求发兵夺回,俞大猷劝道:“贼恶其不灭,何必功归于己!”

  他每到一地为官,总能得到百姓深爱,纷纷为他建立生祠,“呼公为俞佛而祷焉”。他抗击倭寇的地方,当地百姓或建生祠感念他的再生之恩,或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作纪念,如浙江镇海俞大猷生祠、丽水市大猷街等。

  大猷七十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焕发,体力旺健,“妾媵尚有胎产,膂力可敌精卒二十许人”,因此仍在朝廷任职练兵。直到76岁这年,老病交加,实在是干不动了,才请求致仕。三次上疏,终获批准。

  万历七年(1579年)8月26日,也即告老还乡第二年,俞大猷病逝家中。

  好友黄吾野送上一首《挽俞都督大猷诗》:“大星落东海,涕泣满城哀。百战功徒在,千秋梦不回。云销天地气,世绝古今才。寂寞廉颇馆,空余吊客来。”挽诗不仅状写了俞大猷的卓越才华与一生功绩,更透着一股沉郁顿挫的苍凉情怀。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俞大猷的生前遭遇,竟一直延续到他死后400多年的今天。该是全面认识、评价俞大猷,还历史以客观、公正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娄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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