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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需要回答的六个疑问

2017年01月18日17:46来源:中国青年报

有人形容,长征是个谜。正是谜,而让人倾倒。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连续5次印刷。次年在美国上市,迅速登上销售榜榜首。美国总统罗斯福读过后,数次会见斯诺,认为红军长征是一次“震惊世界的行军”。他们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史沫特莱实地采访后感叹:“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甚至“绝不仅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

半个多世纪以来,探寻长征意义,试图写出“全部史诗”者,来了一拨又一拨。

1981年7月,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写出《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他说:“红军战士都有非凡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全心全意为事业而战,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1984年,年逾70的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撰写出《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他赞叹:“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

的确,不管从哪个角度解读,长征都是伟大的。但也有些问题困扰着人们,必须作出回答。

疑问一:既然“跟着走”,政治信仰坚定体现在哪里

长征胜利数十年后的一天,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向其提问:“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跟着走!”作为最早的革命家之一,也是长征的亲历者,他没有谈到政治信仰。

2004年,新华社军分社与《北京青年报》联合开展大型系列采访活动“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采访涉及76位老红军。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疑问,一直讲红军是有信仰的队伍,为什么76位老红军没有一人讲自己因信仰参加红军和长征,而是强调自己为吃饭而来?

这是个必须辨析的重大问题。红军官兵若非因信仰而来,便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没有区别,也应了国民党的污称,“共匪”、“赤匪”,长征是“流寇”行为。推而广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实没有跳出“江山轮流坐”的历史逻辑。倘真如此,伟大长征或长征精神也便成了“虚构”,甚至纯粹是为执政寻找法理和道义支撑。

红军长征的精神支撑是否来自于信仰信念?回答是肯定的。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3个以“万里”为计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3个万里中有“一个半”与信仰有关。“半个”是万里丝绸之路,当年敢于过沙漠,闯戈壁,越雪山者,除了为利益而来的商队,就是传播佛法的僧侣,所谓“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一个”是万里长征,在今天的云南迪庆和四川甘孜之间,有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直线距离并不遥远,却横亘着连绵雪山,历史上靠双脚走过这段距离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二者都在追求自己的精神天堂。两支队伍相比较,红军队伍甚至比喇嘛队伍更富精神感召力,这也是天宝喇嘛脱去袈裟换上红军军装的原因。

认定红军的精神力量来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佐证很多。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说:“许多报道因红军抓了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他们称为匪徒和强盗,实际上红军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他又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张学良也说过:我告诉蒋介石,咱打不过共产党,他们人少,但每个加入者都知道为谁而战。这就涉及到信仰。

看一个政治集团是否有信仰,有3个要素:理论、领袖、追随者。

先看理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因此有了“政治建军,思想建党”,进而产生强大的征服力。试想,若没有先进理论,在“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兵匪一家”的文化环境里,断不会出现江西兴国全县23万人中,有8万多人参军参战,占青壮年的80%,有的家庭兄弟姐妹全部参加红军。同样也不会出现斯诺所说:“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继看领袖。任何革命活动,一定存在孙中山先生划分的: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首义党员是灵魂,他们最能反映一个集团的品质,且决定着追随者的多寡。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最早的革命者,很多是背叛自己阶级者,如果为了私利,便不会起来革命。比如,33岁就牺牲于革命事业的彭湃,他把自家的房契、地契一把火烧掉,将土地全部送给穷人。正是这样的伟大牺牲,及其背后的先进理论或伟大信仰,保证了共产党的领袖拥有强大的号召力。

再看追随者。没有信仰的队伍,一打就散,散后难聚,有信仰的队伍打散可以重聚,红军长征中有很多掉队者,远远地循着足迹前行。有信仰的队伍不轻易动摇,张国焘叛变革命后,受国民党指派搞策反,原本张国焘信心满满,结果未拉走一兵一卒,气得戴笠大骂其无能。为什么张国焘无力策反自己组织的部队?这就是理论武装与坚定信仰的作用。当大字不识的农民、俘虏过来的士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便实现觉醒,进而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单个人,而是信仰主义,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会创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亚克夏山,海拔4800米,在北坡垭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的是1936年红军长征牺牲于此的12名红军战士,他们的遗体在牺牲16年后被发现。可以说,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不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战斗,每300米有一名红军官兵倒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断不可能完成这次“死亡行军”。如张闻天所言:“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问。邓小平之所以讲自己“跟着走”,除了形象说法,主要因为长征初期的邓小平是顶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且没有担任高级指挥员。既然不是决策者或参与决策者,自然是跟着走。但从信仰信念的角度讲,他的坚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行军战斗过程中,他克服困难,主持编印了两期《红星》报,向红军官兵宣传真理,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每到一地都组织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如果没有信仰,便不会如此自觉。

编辑: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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