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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队

2017年02月20日08:43来源:驻马店日报

  □ 王太广

  凡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们,无不对“生产队”的作用和影响有深刻的认识,也会产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俺生产队叫张庄生产队,是1958年修建宿鸭湖水库时移民到水屯公社石庄大队,4年后又迁移到水屯大队的。因为50多户、200多位移民挤占了周围村庄的200多亩土地,自然引起当地社员的不满,经常发生土地纠纷事件。记得1970年夏天,几位社员在庄东头耕种窑场旁的几亩丘陵地时,遭到水屯大队三队部分社员的阻挠。于是,俺队的社员奔走相告,大家纷纷拿着铁锨、钉钯、铁钗等工具一齐涌向事发地,可谓男女老上齐上阵。这件事对周围的村庄影响很大,从此,再没有人敢找俺生产队的麻烦了。

  生产队除了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外,还有车辆、牲口、农具、房屋、作坊、养殖场等。每年小麦播种后,生产队的壮劳力除了参加地区、县、公社组织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外,还要组织本队的社员深翻土地、削高填洼、挖沟修路、植树造林等。每当我路过治河工地或参加劳动时,看到工地上红旗招展、彩旗飘扬、喇叭声声、战鼓咚咚、人山人海的场面,尽管是天寒地冻,北风呼啸,但民工们仍干劲儿冲天,就有一种热血在沸腾、激情在燃烧的感觉。

  我们最盼望的是生产队打机井。只要井管下完,就标志着一口机井打成了,意味着遇到干旱天气,有足够的水源了。所以生产队队长总是在下井管那天,专门安排几个社员支锅炸油条、杀猪买菜、熬杂烩汤,让社员们饱餐一顿。我们只要听到生产队有打井的消息,就算着第三天该会餐了。等下午放学后,便直奔打井地,帮助推转盘,虽然很累,但为了能吃上集体的油条、喝上杂烩汤,还是很乐意的。

  生产队是社员的单位,每个人的口粮由生产队分发,一般是按得工分多少领取相应的粮食。那时,我家6口人,爷爷、父亲都是得满分的壮劳力,母亲是二等劳力,我和三姐、弟弟都在上学。放麦假期间,我不能割麦,打麦场里的活干不动,队长就让我跟着马车拉麦秧子踩车。从早到晚一天要装10多车,我的腿上、身上全是一层黑油油的麦锈,鼻孔里都是黑乎乎的。尽管很累,但在麦收时节,踩车也算是轻活、美差。虽然一天才挣5个工分,心里仍很高兴。

  麦收之后,一部分小麦要上交给国家,另一部分分给社员。一般是按人口和工分结合起来分。因为我们生产队连年是公社和县里的“小麦生产先进单位”,所以每人能分得一百多斤小麦,这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生产队有个菜园,每次分菜都是按人头分。韭菜、黄瓜、豆角、茄子、辣椒、甜瓜、西瓜、冬瓜等,都是分茬、按量,隔三差五分一次。只要听到瓜匠一喊,我们就飞快地跑去。虽然每次分得的数量有限,如果节俭点,生活还能过得去。

  母亲手巧,烹饪技术不错,对人热情大方,生产队只要来了客人,大都让我家管饭。无论是拖拉机手,还是锻磨匠;无论是“社教”工作队员,还是公社、大队干部;无论是管一顿饭,还是长时间管饭,尽管生产队每人每顿仅补助一斤半粮食,但母亲总是乐呵呵地接受,而且会利用现有条件,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让客人吃。记得有一次,客人吃饭时,我站在旁边看,两眼盯着那盘炒蛋,只盼客人少夹点,剩下的我好吃。谁知那位客人吃过馍后竟然把炒鸡蛋倒进了自己的稀饭碗里,我顿时“哇”一声哭了,弄得客人很不好意思。

  放秋忙假时,队长让学生去拾棉花,我也跟着去拾了。记得有一次到大头地里拾棉花,看到妇女们三三两两边拾棉花边扯闲话,蛮有情趣。当保管员收了棉花后,生产队队长总是安排人员对每个妇女进行搜身,怕有人在身上偷藏棉花带回家。这种做法在当时人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生产队设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妇女队长、贫协组长、民兵排长、保管员等。我们生产队队长李芳清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排长转业的,个人素质较高,办事儿比较公道,工作有魄力,群众威信高,成了我们小孩子心中的偶像。有一次,一位大人逗趣地问我:“你长大了当啥官?”我坚定地回答:“当生产队队长!”顿时引得在场的好多人大笑。

  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一段农民。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我学会了自食其力。我不仅学会了犁地、耙地、摇耧、撒种、扬场、扛布袋等农活儿,而且还懂得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深刻道理。不过,生产队这种体制和管理方式存在一些问题,被人们形容为:“大锅饭,养懒汉;平均分,扎堆干;出勤不出力,粮食产量低。”有的生产队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白天吃、黑了想,没有吃的找队长;队长没法,去找出纳;出纳脑袋一摸,问你要多少?不要你多、不要你少,只要我一天三顿饭能吃饱就好。”这似乎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存、生活状况和生产队的弊端。

  生产队没有了,生产队养成的生活习惯,却依然保留在人们的生活中。③3

编辑:何小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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