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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模范自治区”(人民眼·民族区域自治)——听亲历者讲述内蒙古七十年

2017年07月14日12:08来源:人民日报

  解码“模范自治区”(人民眼·民族区域自治)

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万马奔腾。 人民视觉

  这是一封发自陕北的贺电。发电时间:1947年5月。发电人:毛泽东、朱德——

  “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在兴安盟王爷庙的一所礼堂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当年5月1日,选举产生自治政府组成人员,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比新中国成立早了两年多。

  革命战争年代,蒙汉等各族人民的血洒在一起;和平建设时期,各族人民的汗又流在一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施行,让在我国版图上形似一匹奔腾骏马的内蒙古,在祖国北疆真正驰骋起来。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内蒙古就被周恩来誉为“模范自治区”。如何让这一金字招牌永放光彩?几十年来,草原各族儿女念兹在兹,从未忘记走过的路,更没有忘记为什么出发。

  红色求索路

  开国少将之子至今在放牧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呼和浩特的一处住宅,94岁高龄的云曙碧坐在沙发上,银发稀疏,身形瘦削,精神矍铄,她是第一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的长女。

  《与爱同行——我的人生之路》一书摆放在茶几上,这是云曙碧前几年出版的回忆录。17岁就奔赴延安的云曙碧,上大青山打过游击,下土默川闹过革命,解放后更是与新生的内蒙古自治区风雨同舟。

  “回头看,在那踏下足迹里,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喜悦,也有忧伤。但毕竟欢乐多于泪水,喜悦多于忧伤。”一本书,容纳不了老人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更多的内容,被写进史书,写在草原,铭刻在老人的心底——

  在进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有人主张搞快一点,自治区党委深入研究民族地区的情况,认为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结合实际,稳妥进行。党中央根据内蒙古的经验,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慎重稳进”的政策,顺利地引导我国各少数民族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当今世界,由于民族问题困扰,一些国家不得安宁。我们中国早在70年前,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解决了这个问题。”云曙碧抚今追昔,感喟内蒙古的今天来之不易。

  民族区域自治,没有先例可循。70年来,作为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探路者的重任,上至自治区党委政府,下至村两委,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啥事都得做在最前头。”当记者从呼和浩特出发,到访千里之外的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萨如拉图亚嘎查(村)时,62岁的廷·巴特尔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似乎在总结当了40多年村干部的“从政”心得。

  在外人眼中,作为干部子弟,巴特尔原本可以从政,可以经商,至少可以回城找份工作。他父亲廷懋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文革”后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1974年,巴特尔高中毕业,成为一名知青,要去萨如拉图亚嘎查插队。“别去那个地方,我在那里打过土匪,那是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姨父对他说。

  “那正好,我去了,就不回来了。”巴特尔顺口一说,结果“一语成谶”。

  在军区大院长大的巴特尔,小时候生活优渥,家里有保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现在说来你们可能都不相信,那时嘎查的蒙古包可不是白的,都是黑的。为什么?点煤油灯、煮饭烧火长年累月熏黑的。”刚到牧区,巴特尔无所适从,烧的是牛粪蛋,坐的是勒勒车,白天领着牛羊跑,晚上围着油灯转。

  不过,巴特尔很快就喜欢上了牧区生活,如鱼游鹰翔,不但学会了骑马、放牧、打草、做饭,“还能够驯服烈马,那会儿我性子野,愣头青。”

  1975年,巴特尔担任生产队副队长,两年后,当队长。表现突出,工作出色,很多人都猜测巴特尔会第一个返城,结果他成为60多位知青中唯一一位扎根牧区的。1981年底,他和“村里的小芳”——嘎查姑娘额尔登其木格结婚,有了自己的蒙古包。

  家庭联产承包的春风吹到了草原。上世纪80年代初,嘎查分自留畜时,队长巴特尔定了条规矩:知青不能养自留畜。“当时知青只剩我一个,这条规矩实际就管我自己。”

  巴特尔和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孩,就做了节育手术。“按政策当然可以再生,生了,怎么理直气壮地去要求别人,尤其是汉族村民计划生育?当时那可是‘天下第一难’!”

  后来,推行草畜双承包,巴特尔最后一个领牲畜,剩下的非老即弱,分到的草场也最差,“除了碱就是白沙,风一吹,草场就白沙弥漫。”

  看到巴特尔“以身作则”分到的牲畜和草场,妻子抱着孩子哭了。“哭什么,事在人为。”巴特尔在嘎查里第一个搞起了草场围栏,划区轮牧,他的牧场得以休养生息,水草丰美起来。

  接下来,巴特尔又第一个“减羊增牛”,尝到甜头后,他动员嘎查牧民“只养牛不养羊”,见人有顾虑,他承诺:“赚了是自己的,亏了我来赔。”如今,嘎查牧民都成为巴特尔的“粉丝”。

  “10年后家家住上砖瓦房,20年后户户开上小汽车。”这是巴特尔1993年当选嘎查党支部书记时的诺言。“现在看,我没有食言,都还提前实现了目标。”他黝黑透亮的脸上写着满足。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巴特尔是这样,“生命一分钟,敬业六十秒”的牛玉儒是这样,提前三年从正厅级岗位退休、已在戈壁滩上栽下3500亩梭梭林的苏和也是这样……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执政骨干,始终和草原各族人民,心在一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

  黑色变奏曲

  被改变的命运,被改变的边疆

  当巴特尔和他的牧民兄弟们作别“靠天养畜,逐水草而居”时,内蒙古的工业早已挥别“轻工业皮毛匠,重工业钉马掌”。

  “组织上决定调你去支援建设包钢。”1958年,鞍钢一声令下。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张国忠带着妻子来到了包头。

  一甲子后,90岁的张国忠面对记者,仍对当时走出包头东河火车站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昏黄的天空,不时扑脸的黄沙,远处低矮的平房,狭窄的马路,以及寥寥无几的行人,“与我生活过的沈阳、鞍山相比,简直天壤之别,用‘一片荒凉’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先后动员7万多名专业技术人才落户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张国忠正是其中之一。

  国家在“一五”期间建设156个重点项目,仅在包头就布局包钢等6个项目。1954年,来自五湖四海的8万多名创业者,汇聚北疆戈壁,援建包钢。195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保证重点 支援包钢》。“当时从鞍钢来支援的人很多。”张国忠说。

  “你真是雪中送炭,矿山建设正需要采矿工程师。”一见面,包钢领导就告诉张国忠。他科班出身,194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矿冶工程系,8月到鞍钢采矿部做技术员,3年后成为工程师。

  张国忠被派往白云鄂博,为建设中的高炉筹备矿石。在白云鄂博时的劳动场景,张国忠终生难忘:零下30多摄氏度,狂风暴雪刮得人睁不开眼,豆大沙粒抽打在脸上钻心的疼,工人们穿着白茬皮袄,皮帽子上扣着柳条安全帽,呼天喊地的劳动号子响彻云霄;夜晚,一起挤在帐篷里,挤在干打垒的土坯房里;端起饭碗,上面一层是刮进的沙土,嚼在嘴里嘎吱嘎吱地硌牙……

  一个日子,张国忠刻骨铭心——1959年9月26日,包钢1号高炉首次出铁,终结了内蒙古“手无寸铁”的历史。

  包钢在发展,张国忠在成长,先后担任采矿科副科长、生产计划科副科长、调度科长、设计处副处长、副总工程师等要职,既懂技术,又管生产,经过多岗位锻炼。1981年他走上包钢领导岗位,翌年,被冶金部任命为包钢经理。

  乘着改革东风,“包钢推行‘大承包’,我带人逐个厂签合同、立军令状,当时真是‘一包就灵’,炼钢厂连续亏损十几年,承包后的第二个月就扭亏为盈,连我都颇为不解地问炼钢厂厂长:你们怎么回事嘛!”张国忠笑着回忆道。

  1984年,包钢第一次上缴利润过亿元。“1979年,包钢产业规模100万吨,1993年达300万吨,终于实现了当年的设计目标。”1991年退居二线的张国忠说,此后包钢规模节节攀升,高峰时达1650万吨。

  去年,包钢拆除2号高炉——这是一座凝结着包钢人光荣与梦想的“功勋炉”,可压减炼铁产能133万吨。如今的包钢集团,确立了以稀土为重心的发展战略转型。这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包钢将不再以钢铁产能论英雄,而是把主攻方向放在“稀土+”上。

  从计划经济下的供给制,到工厂制,到公司制,再到集团化管控,张国忠见证着包钢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钢早已从单一国有控股,发展到拥有两家上市公司,集团混合所有制资产总额已占公司总资产的66%。

  包钢的发展历程,堪称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如今,内蒙古已形成六大优势产业——能源、冶金建材、化工、装备制造业、农畜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其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95%以上。而且,结构在优化,“黑色”在淡化,与2011年相比,原煤开采洗选业、黑色金属行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下降7.2个、1.3个百分点。

  金色表情包

  “即便只有一个观众,我们照样演出”

  一个村可以有多大?

  437.5平方公里!这是廷·巴特尔所在的萨如拉图亚嘎查的面积。

  内蒙古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自治区成立之初,走几十里地才碰到一两个蒙古包是常事,农牧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

  正是这样的地域和人口特征,催生了乌兰牧骑——给农牧民送来欢声笑语的“文化轻骑兵”。

  “穿着棉衣,赶着马车,3月份下乡演出,回来已是8月份,那次演出时间最长,也最难以忘记。”在苏尼特右旗赛汉他拉镇的一处平房小院里,82岁的伊兰侃侃而谈。

  苏尼特右旗面积37万平方公里,当时牧民近9000人,平均每40平方公里才有一人,是锡林郭勒盟最辽阔分散的一个旗,境内沙地、沙漠延绵,交通极为不便。

  就是这样一个旗,最早举起了乌兰牧骑的旗帜。伊兰是1957年建队时的队员、第二任队长,她司职独舞兼报幕员,“乌兰牧骑要求演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我们建队时9个队员,每个人都有几把刷子,能拉能弹,能唱能跳。”

  1辆胶轮马车,3匹马,2块幕布,3盏煤气灯,5件乐器,4套服装,这几乎就是第一支乌兰牧骑的全部家当。

  “队员分散住在牧民蒙古包里,遇见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割草、放牧、剪羊毛、接羊羔,这些活我都干过。”伊兰说,我们还根据当时参加劳动的体会,排演了《接羔舞》《打草舞》等来自牧民生活的舞蹈,“不少牧民能歌善舞,有时也主动到舞台上和我们同台演出。”

  “乌兰牧骑有句口号:不漏掉一个蒙古包。即便只有一个观众,我们照样演出。”伊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有时赶路几个小时看不到一个人,好不容易看到个牧羊人,他向我们招手,我们就停下来,为他跳支舞,唱首歌。”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只神奇的摇篮,那是一只雕花的马鞍……”以一曲《雕花的马鞍》走红的歌唱家那顺,14岁就加入了乌兰牧骑,现任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队长,“科尔沁草原给了我这么好的嗓子,我一生为草原放歌。”

  “有一年我们到锡林郭勒盟,在离盟里30公里的地方,准备给两个相距不远的蒙古包演出。不巧的是,一个蒙古包里的夫妻外出放牧,孩子住校,另一个蒙古包里就一位年过古稀的老额吉,演还是不演?我们没有丝毫犹豫,30多位演员一丝不苟地演,从演出开始到结束,老额吉都激动得眼含泪花。”那顺说,自治区75支乌兰牧骑,每支都能讲一串类似的故事。

  从赶着马车、骑着骆驼,“蓝天当幕地当台,随时随地演起来”,到坐着拖拉机、东风大卡车,再到乘坐豪华大巴、流动舞台车,乌兰牧骑的演出条件不断升级提档。不断改善的道路状况,也让90后、00后的队员们有充裕的时间当天赶回县城。

  眼下,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第十一任队长蒙克,正在指挥排演蒙古剧《生命之树》,向乌兰牧骑建队60周年致敬。“时代在变,乌兰牧骑的演出宗旨从未改变。”

  乌兰牧骑成立以来,《顶碗舞》《筷子舞》《鄂尔多斯婚礼》等艺术精品广为流传,牧兰、拉苏荣、金花、德德玛等艺术家群星闪耀。70年来,乌兰牧骑不仅是内蒙古文化建设的一个窗口,也成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团结和谐的坚强阵地。

  “正是草原上衣食住行的历史性变迁,日益增进的民生福祉,农牧民年复一年的金色收获,提供了乌兰牧骑长盛不衰的源头活水。”那顺说,只有源自生活的真情演出,才能拥有台下观众丰富的“表情包”。

  从不错过为一个观众演出,到不让一个困难群众在全面小康路上掉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草原上深深扎根。

  绿色交响乐

  “树离开我活不了,只好把孩子送到姥姥家上学”

  恨了18年后,殷玉珍终于理解了父亲。

  “父亲那时在内蒙古给人放马,经常在白万祥家歇歇脚,喝口水,看小伙子虽然穷,但憨厚老实,就答应给他介绍对象,介绍谁谁不来,‘承诺就是债务’,父亲把我许配给了他。”1985年正月,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县,嫁到十几公里外的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村。

  那是个什么样的家啊?殷玉珍一看就傻眼了:其实就是个埋在毛乌素沙漠半截的“地窨子”,两个人在里面都转不开身。晚上风沙一起,第二天一早必须上房铲沙,不然房子就被埋了。再放眼望去,方圆几公里之内,无一户人家,惟有漫漫黄沙。

  这日子怎么过?殷玉珍连续多天不吃不喝,几次寻死,还用脸盆扣住过沙漠上的脚印,“几十天见不到一个外人,没人可以说话,我就和那脚印说:你是谁?你怎么也到这里来……”

  父亲来了,看到的是几个月前壮实的女儿瘦成了皮包骨。“我那时责怪父亲,你把我嫁到这儿,想死死不了,想活没活路。”殷玉珍说。

  “哪儿都是鸡叫狗咬,哪儿的黄土都埋人。这也许就是命吧,但不能认命。”父亲劝慰她。

  “父亲当时已有病在身,看到我的凄惨样,自责不已,病情加重,两个月后就走了。”回忆至此,殷玉珍有些哽咽。

  父亲走后,还有母亲和弟弟需要照顾。殷玉珍告诉白万祥:“再也不用担心我寻死了。我想通了,这辈子只干一件事:种树治沙!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风沙欺负死!”

  卖掉家中仅有的一只三条腿的羊,换来600棵树苗;打发丈夫外出打工,不要工钱,只要树苗;把孩子拴在炕上,夫妻俩去种树……

  “毛乌素沙漠那时的风沙,刮起来瘆人,从冬天直到来年5月黄沙还在肆虐,栽树成活率连10%都不到。”有一天狂风骤起,沙尘暴卷地而来。殷玉珍和丈夫撒腿就往家跑,丈夫握着铁锹在前面走,她抓着锹把紧跟在后,怕被风卷跑。“走着走着,天昏地暗,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了,多亏听见家里的狗叫声才摸回了家。风沙停后,到地里一看,种下的树大部分被连根拔掉。”

  屡败屡战,殷玉珍摸索出了植树治沙的办法:先压风障,再种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墑。

  从没有一株树到植树60余万株,从浩瀚黄沙到7万亩绿海:“黄龙”锁住了!但30多年来,殷玉珍吃了多少苦?除了她和她的树,恐怕没人能数得清。“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走进林子深处,看到我种下的树都朝我招手,烦恼就会一扫而光。”

  “别看树不会要吃要喝,同样需要照顾。孩子要上小学时,附近又没学校,如果我带着孩子走,就没人照顾树。树离开我活不了,只好把孩子送到姥姥家上学。”殷玉珍说,当大儿子18岁离开她去呼和浩特上大学时,才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心情,“哪个父母不心疼自己的骨肉?”

  “内蒙古沙漠、沙地面积大,很多人生下来就面临着和黄沙搏斗的任务。”内蒙古林业厅副厅长龚家栋说,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殷玉珍们不向命运低头,内蒙古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继续“双减少”。

  踏着生态恢复的节拍,生物多样性复现。“现在光啄木鸟就有5种。”殷玉珍喜欢拿着手机在林子里拍照。

  打开电脑,廷·巴特尔给记者展示他在自家牧场拍的视频:《沙地中的花》《小狐狸出窝了》《起飞的天鹅》……

  “现在草场上植物有270多种,野生动物上百种,这在以前不可想象。”巴特尔现有草场5926亩,“按草畜平衡要求可以养103头牛,我只养了55头,今年冬天准备再减5头:给野生动物让路!”

  近些年,内蒙古草原增绿明显,草原生态整体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局部明显恢复,2016年草原植被平均盖度达到44%,较2010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基本恢复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最好水平。

  不仅农牧区在增绿,城市同样在增绿。

  城市黄金地段,竟然有片草木葱茏的“万亩草原”——是不是有点奢侈?这个在包头可以有,名叫“赛汗塔拉”,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的草原。

  “这块占地8479亩的草原,在1955年版的包头城市规划中,就被定为绿地。”91岁的王璲是包头城市规划设计的亲历者。

  包头城在长高长大,但从未蚕食这一绿地。不仅如此,今年3月,包头市委决定,对草原西侧的建筑整体拆迁,增加绿地2800亩,赛汗塔拉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万亩城中草原”。

  “包头的城市规划一直执行得比较好,可谓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王璲,1954年到包头支边,参加城市规划建设,当了22年园林处处长,60多年来坚持用相机记录包头的城市变迁,熟悉包头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处公园的前世今生。

  “我刚到包头时,全城只有43盏路灯、63株行道树,当时市领导跟我说,烟囱比树多,要全民植树。”王璲说。年年岁岁持续不断地造林绿化,造出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殊荣,公园绿地遍布这座塞外之城。

  蓝色守望者

  一个蒙古族未婚少女与28个南方孤儿

  瞬间可以成就永恒,永恒源自一个个瞬间。

  一个18岁的蒙古族未婚少女,独自抚育28个嗷嗷待哺的南方孤儿——时间虽然只有9个月,但在草原上留下了永远的佳话。

  “那会儿是一个大孩子,抚养着28个不时啼哭的小孩子。”75岁的都贵玛包着橘黄色头巾,皱纹爬满脸上,像木雕一般,这是在草原上风吹日晒留下的印迹。老人现在和女儿一家住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温馨小区。

  那是1960年,都贵玛刚初中毕业,属于“有文化,家里又不太忙”的女牧民,就被挑中去接孤儿。后来,她才知道:他们接的是“国家的孩子”。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得知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有许多孤儿因缺乏食品,面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毫不迟疑地决定调拨奶粉救急,并向中央表示:由内蒙古安排牧民收养这些孤儿,“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内蒙古先后收养的3000多名孤儿被称为“国家的孩子”。

  “我们去呼和浩特接孤儿时,给每个人都换上了新衣裳,这意味着他们成了草原的孩子。”都贵玛说,接回后,先住在四子王旗里的一个幼儿园,“让这些南方来的孩子先适应草原的环境和饮食,生病也方便就医,5个月后我就带着28个孩子回到了公社。刚开始,照顾他们吃喝拉撒睡、换尿布等我都不会,只能一步一步地学。”

  当时28个孩子中,最大的5岁,最小的不到1岁。“我们住在公社提供的一个大蒙古包里,晚上我睡中间,旁边都是孩子,很多个晚上都睡不好觉,只能坐着看孩子。”喂奶、喂饭、起居,都贵玛不分昼夜地照料他们。所幸,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月,28个孩子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创造了那个年代的一个奇迹。

  冬季来了,28个孩子一个个被牧民登记领养走,都贵玛和孩子们难舍难分,经历了28次依依惜别。孩子们长大后,成为草原新一代的建设者,他们经常来到都贵玛膝前,给额吉说说知心话。

  端上奶茶,递上奶食,孟根其其格的待客礼仪,和其他蒙古族别无二致。她居住在离都贵玛不远的另一个小区,从长相到家居布置,如果没人介绍,你不会想到这位小学教师是曾经的上海孤儿,“我名字的意思是‘银花’,我现在就是蒙古族,蒙古话比汉话流利得多,丈夫也是蒙古族,没有我的蒙古族父母,哪有我这条命?”

  廷·巴特尔到萨如拉图亚嘎查插队后,目睹了牧民含辛茹苦地抚养南方孤儿,“当时,不少领养孤儿的牧民,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可他们却把好吃的、好穿的,都先给了孤儿。他们屎一把、尿一把地把孩子们都拉扯大了。”

  “国家的孩子”的传奇在草原激荡,苏尼特右旗“汉奶奶”的故事又在耳边回响。

  身着蒙古族服饰的81岁汉族老人王爱莲,和两位蒙古族同胞结下了终生缘分:先是收留了从通辽前来打工的蒙古族女孩吴曙光,认作干女儿,不但给她介绍对象,还将她从自己家中嫁了出去;

  另一位是小蒙,小蒙父母生活在赛罕乌力吉苏木(乡)脑干塔拉嘎查(村),那是一个沙窝子,6岁的小蒙要到县城上学,父母又得回嘎查放牧,王爱莲就把小蒙领到了家里生活至今,现在锡林郭勒盟蒙古中学读高一。

  小蒙父亲沙拉说:“小蒙在额吉家里生活了十来年,除了寒暑假回家看看,其余时间都是和奶奶在一起,奶奶教他做人,让他好好学习。在城里,我们没有亲人,额吉就是我最亲的人,我们是一家人。”

  “没有民族团结,哪有国家的兴旺发达?各民族只有团结奋斗,才能共同繁荣发展。”在采访过程中,无论记者从哪个角度提出问题,云曙碧老人都要回到民族团结上,而且她的语气是那样坚定有力,神情是那样凝重严肃。

  风过草原,飘舞起蓝色的哈达,飘来一曲《我从草原来》:“我从草原来,草原那边花正开。我从草原来,草原那边花如海……”

编辑: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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