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遇 设为首页 登陆

孔子相鲁析疑

2017年07月23日14:41来源:央视网

原标题:

《论语》。资料图片

孔子曾一度在鲁国代行卿相之职,这在《史记》等典籍中有明确记载。但清代以来,包括毛奇龄、江永、崔述和蒋伯潜等经学家和著名学者,不断对此提出质疑。概括起来,一是认为春秋之时无以“相”名官者;二是孔子作为异姓平民不可能代季孙摄行相国之事;三是《孔子世家》所言“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时间上不对。他们的结论是:孔子所摄相事乃傧相之相,非卿相之相。而经笔者考察认为,《孔子世家》中的记载虽在时间上有明显错误,但不能因此否定孔子相鲁的史实;孔子行摄相事在定公十年“夹谷之会”前,至定公十二年结束。主要根据如下:

第一,“相”作为辅佐君王的官职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存在了。《论语·宪问》就有这样的记载: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其中的两个“相”字,均系辅佐君主的职位概念,“又相之”通常被译为“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管仲为齐相,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管晏列传》)司马迁还记载:“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齐太公世家》)在管仲病危时,齐桓公向管仲征求意见,问群臣中谁可接替其相位。这就更加可以证明,管仲的相职在当时是明确的。管仲之后担任过齐相的,还有齐景公时的崔杼、庆封、晏婴等人(见《齐太公世家》《管晏列传》)。此外,在春秋末期,郑国的执政上卿子' ;%ވZh8HE' ;%ވZh郑世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鲁国设相的历史与齐国一样久远:

“釐公元年,以汶阳鄪封季友,季友为相。”(《史记·鲁周公世家》)

季友是鲁庄公的弟弟、季氏的先祖,因拥立釐公并逼其祸乱鲁国政坛的同父异母的兄长庆父自尽,受封并担任了鲁相。季友任鲁相,距管仲任齐相仅26年(前661年),早于崔杼、庆封、晏婴和子产,则百余年矣。综上可见,说春秋之时无以“相”名官者,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二,定公十年的夹谷之会是由齐国提出的,动机和策略都是针对孔子相鲁: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史记·孔子世家》)

四十八年(指齐景公四十八年,鲁定公十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犁鉏曰:“孔丘知礼而怯,请令莱人为乐,因执鲁君,可得志。”景公害孔子相鲁,惧其霸,故从犁鉏之计。(《史记·齐太公世家》)

这两段记载均表明,齐国之所以提出夹谷之会并想在会见时劫持鲁君,实际针对的是鲁君任用孔子相鲁,所担心的是“鲁用孔丘,其势危齐”,和“害孔子相鲁,惧其霸”,故想通过劫持鲁君破坏这一政治格局。这就证明,孔子相鲁在前而夹谷之会在后。

第三,从夹谷之会中孔子的地位和表现看,也是卿相所为而不是傧相。春秋时期两君相会,必有卿相相随。在夹谷之会中,齐相晏婴便在场,而鲁执政上卿季桓子没有参加,代表季桓子的是孔子。《孔子世家》说,在出发前,孔子以“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为据,要求安排左、右司马一同前往,得到定公的支持。“司马”位在司寇之上。如果孔子只是一傧相,就不能越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会见中,孔子也一直充任主要角色,如指挥兵士抗击欲劫鲁君的莱人,登上两君的坛位怒斥卫侯,与齐人谈判追讨被其侵占的鲁国土地(详见《左传·定公十年》《孔子世家》)。在《穀梁传》中,还有孔子“命司马止之”和“使司马行法焉”句。能指挥司马的官员,当然位在司马之上。

第四,从鲁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个人作为看,孔子具备相鲁的条件。从定公五年起,季桓子承其父位被立为上卿,但时间不长,就受到其家臣阳虎和公山不狃的反叛:定公七年被阳虎囚禁,认输并订立盟约才被释放;定公八年被公山不狃抓捕,后设计逃脱。在这种情况下,季桓子的执政条件是可想而知的。《孔子世家》说:“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鲁定公直接任命孔子为中都宰并连续提拔,说明鲁国当时处于上卿缺位的权力真空时期。孔子担任的司寇已是大夫一级职务,且孔子的为政才能得到各地认可,阳虎和公山不狃对孔子亦有所敬重——《论语》中记有他们二人均想获得孔子支持的语录。因此,在季桓子无法执政的情况下,定公起用孔子代行其职,是明智的选择。

第五,孔子相鲁,也有“堕三都”的史实为证: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史记·孔子世家》)

“堕三都”即拆除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位国卿封邑的城墙。孔子提此建议,目的是为了防止卿大夫拥兵自重、割据谋反。孔子敢于向鲁定公提出这一建议并被鲁定公采纳,能够派自己的学生仲由去当季氏的管家实施这一计划,并与鲁定公一起直接指挥“堕费”即拆除季孙氏封邑城墙的战役,这三个情节,都清楚表明了孔子当时摄相事的身份和地位,尽管“堕三都”的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二。

不过,《孔子世家》对此事的记载时间有误。其一,孔子建议“堕三都”并得到实施,《左传》和《公羊传》均记为定公十二年,《史记·鲁周公世家》同样记载曰:“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城,伐之,不克而止。”其二,定公十三年孔子已离鲁去卫。所以,“定公十三年夏”应是“定公十二年夏”。

第六,继定公十年的“夹谷之会”后,齐人又采取了“归(馈)女乐”于鲁君的措施,所针对的仍是孔子相鲁。《孔子世家》说: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孔子相鲁后,政绩很突出:贩卖猪、羊的商人不敢漫天要价,男女行人分开走路,掉在路上的东西没人捡走,外地到鲁国城邑办事的人用不着向官员求情送礼,都能得到满意的照顾,就好像回到家中一样。齐人听到后很害怕,认为如果孔子在鲁国执政下去,一定会称霸;一旦称霸,齐国离之最近,必然会先被吞并。于是经过研究,设美人计瓦解鲁国君臣关系,结果正如齐人所料,季桓子连续多日不理政事,也不依礼对待大夫们,使孔子感到失望和失落,于是离开鲁国。

与“堕三都”一样,《孔子世家》对孔子相鲁和离鲁时间的记载也存在错误。实际上,因齐人“归女乐”而迫使孔子离开鲁国发生在鲁定公十二年。对此,除《孔子世家》外,《史记》的其余篇什均是这样记载的。例如,在《十二诸侯年表》和《鲁周公世家》中,均记载定公十二年因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行”或“孔子去”。同时,《年表》和《卫康叔世家》均记载卫灵公三十八年(鲁定公十三年)“孔子来,禄之如鲁”。就是说,孔子在定公十二年年底离开鲁国,在定公十三年年初到达卫国。此外,《史记》对孔子相鲁时间的认定也是一致的。除前面征引的记载外,在《吴太伯世家》《晋世家》《楚世家》和《魏世家》中,也都有“孔子相鲁”的记载,而且仅此四字,与其记载管仲和晏婴“相齐”是同样的概念,经推算时间均为鲁定公十年。司马迁在如此众多的篇什中认定孔子在定公十年相鲁,于定公十二年离鲁,又怎么会在《孔子世家》中错记为定公十四年才行摄相事呢?

综上,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孔子世家》中的“定公十四年”和“年五十六”是衍文,是因上文对“堕三都”的时间书写之误造成的。上文将“堕三都”记为“定公十三年夏”,而将孔子“与闻国政”的政绩记于“堕三都”事件后,是“倒叙”,故有人在传抄或校刊时,误增了“定公十四年”和“年五十六”几个字。

第七,孔子曾一度相鲁,在司马迁之前已是成说定论。《左传·定公十年》记夹谷之会时写“孔丘相”。《荀子·宥坐》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韩非子·内储说下》记:“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晏子春秋·外篇第八》记:“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晏婴死于定公十年。在晏婴死前齐景公与其讨论“仲尼相鲁”的问题,是孔子在定公十年已相鲁的又一证据。

从以上七个方面看,孔子曾一度在鲁国获得“行摄相事”的执政地位,是可以认定的史实,而且其相鲁的起始时间是定公十年至定公十二年。

孔子在进入鲁国政治中心并取得骄人政绩后弃官离鲁,表面看是受到齐人阴谋的影响,但在齐人诡计成功的背后,可以看出季氏在摆脱困境后对孔子信任程度和依赖关系的变化,也不能排除他对孔子声望日隆的隐忧。对此,从季氏在辞世前的忏悔中可找到答案: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

鲁哀公二年秋,季桓子病重,乘着辇车视察鲁城,感慨地长叹一声说:“从前这个国家几乎兴旺了,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没有兴旺起来。”其所谓“获罪于孔子”,即指“齐人归女乐”一事。从这种忏悔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孔子的治理下,鲁国国力蒸蒸日上,前景大好;二是季桓子当时对孔子的轻慢是有主观故意在里面的。就是说,孔子相鲁取得的政绩和威望不仅使“齐人闻而惧”,季桓子也从中感到了对自己的威胁。特别是“堕三都”之举,虽然当时对季桓子也是有利的,但随着公山不狃的出逃,在家室内部矛盾解除后,包括季桓子在内的三桓,当然不会容许孔子有进一步的作为,影响或动摇自己的执政地位。作为“圣之时者”的孔子,显然已看到了这一点。“道不同不相为谋”,选择离开而不屈就,体现出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知识分子的节操和气质。这也表明,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像孔子这样的政治家,虽可在特殊情况下一显身手,却很难有更大的作为。

孔子相鲁,是其政治生涯所达到的顶点,不仅比较充分地展示了其治国安邦的才能,也使其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升华。更为重要的是,在由士人进入国家的权力中心、再由权力之巅跌落的过程中,使孔子对政治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假如没有这种变故,没有其后周游列国的经历,孔子思想远不会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般丰富,这般犀利,这般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假如没有这场变故,中国历史上可能会多了一位如秦穆公时百里奚那样的宰相,却会失去一位如此伟大的思想家。

(作者:王恩来,系沈阳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编辑:郭同欢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