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遇 设为首页 登陆

六旬老人自学法律变“赤脚律师” 死磕污染二十年

2017年07月24日08:13来源:中国青年报

六旬老人自学法律变“赤脚律师” 死磕污染二十年

骆礼全展示他20年的环保维权资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摄

拎起几本法律“参考书”,一笔一划地在横格纸上写下诉状,骆礼全又开始忙活起手头的新案子。

在重庆市铜梁县,这位小学二年级文化、没有“正经”职业的老人算是半个名人:在当地一些涉嫌排污的企业看来,骆礼全是难搞的“刺儿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他们作对;在一些官员眼里,这个老头儿为了死理儿“拗得很”;到法院露面太过频繁,就连老伴也经常抱怨:“你再这样下去,家里会饿死人。”

20年前的一起大面积死鱼事件,让骆礼全连同周围的几十名渔民一下子倾家荡产。因笃定死鱼由当地某企业违规排污造成,他走上法庭要求索赔,没想到官司却打得格外“旷日持久”——历经“六审六判”后最终败诉。

骆礼全却因此由受害者变成了“赤脚律师”,通过自学法律,他开启了义务援助之路:截至目前,67的岁骆礼全代理了90多起环境维权的案子,所在的铜梁县和附近的大足县最多,最远的甚至到了千里之外的广西田东县。

“他给底层的老百姓普及了基本的法律观念,也是他们环保维权诉求的一个出口。”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这样评价。

“死鱼事件随时都在发生”

骆礼全从没想过自己会充当律师的角色。

1992年,重庆市铜梁县发展起“网箱养鱼”,骆礼全夫妇瞅准机会第一个行动起来。头3年,涪江边的这片鱼塘差不多每年能带给他10万元的收入,不少人戏称他为“百万富翁”。网箱养鱼随即被列为重庆“菜篮子工程发展基地”和铜梁县“三高”农业发展项目。铜梁县科委还有偿资助了骆礼全2万元。

“养起鱼来我可是名人哩。”骆礼全笑着说。

在他收藏的照片里,鱼塘附近修起了水上餐厅,与之配套的还有艘快艇。“那会儿大家到船上吃鱼,都要坐快艇玩玩。”他回忆,“每回上面来人考察都要领到我们家,领导指着我的鱼塘说‘你看看我们铜梁建设的网箱基地’。”

1997年,两次污染席卷涪江,骆礼全养在涪江的10万多斤鱼所剩无几,这个铜梁县安居镇最大的养鱼户破产了。

类似的还有几十家,年产2000吨的涪江网箱养鱼场被迫关闭。

经过调查,渔民认为,镇里的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曾向涪江排放污水,而污水中含量超标的有毒物质是鱼群死亡的直接原因。

这场“旷日持久”的索赔案就此拉开序幕:其后,当地渔民还起诉了环保局、水务局、卫生局等。从1998年“向有关部门讨说法”,到2001年提起第一起诉讼,2006年收到第4份判决书,骆礼全屡屡败诉。2011年,他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至今没有音信。

“最初只是想有个结果,没想到搞了这么久。” 他叹了口气,“这场维权的马拉松,我一跑就是20年。”

在这20年间,负责该案件的律师换了3拨。因为付不起代理费,骆礼全只得亲自上阵,“这案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大不了我自己打下去。”

“官司战”之外,死鱼的情况也一直未曾停止。为开发天青石矿产资源、发展地区经济,继重庆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后,大足县龙水镇和雍溪镇又设立了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这两家企业合称为重庆红蝶锶业有限公司,年产9万吨碳酸锶,一度被称为“亚洲锶王”。

据《中国环境报》早前报道,在重庆红蝶锶业有限公司的带动下,从1993年至2003年的10年间,铜梁县城周边方圆20公里内相继建立了十几家中小规模的碳酸锶生产企业。这些企业不少都“临水而建,生产设备简陋,且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

经历过死鱼事件的渔民,为了生存只好把网箱迁到其他“相对安全的地方”。可是污染却一直在持续,“没迁出的鱼死光了,迁出的鱼基本都中毒,也死光了。”

“死鱼事件随时都在发生。”骆礼全一字一顿地说。

“办案是武器,用了,问题才有修正的可能”

大规模的死鱼事件后,骆礼全一方面积极维权,一方面沿着“原来的老路”谋生计。

他搬到约500公里外的秀山县,帮助当地发展“网箱养鱼”。骆礼全和某电力公司签订了合同:自己负责出技术,电力公司出钱,之后百分之九十的产出奖励资金归骆礼全。

鱼要上市时,电力公司却突然要将这些网箱迁到电站上去。“当时气温高,运输鱼就会造成创伤。”他说,最后,八成的鱼重则死亡,轻则鳞片擦伤感染。

再次受到损失,骆礼全想都没想就将这家电力公司告上了法庭。“我绝对有信心打赢,合同上关于网箱地址的部分签订得很清楚!”

但更多的人在给他泼冷水,“根本就不可能胜诉。你从铜梁一次次大老远跑来秀山法院讨公道,赶快去撤诉,还能退回点诉讼费。”“不信邪”的骆礼全只身上阵,结果败了。

考虑到“自己知识力量不够”,他在二审时请来了律师。但刚开庭,自己的律师就喊了撤诉,准备起身离去。骆礼全无奈,“你至少把庭开完再走吧。”

这次庭审又是他独自一人走完。结果反转了:二审法院判决电力公司赔偿骆礼全近3万元。而在此前,他还要为电力公司承担损失。

“看来我也有做律师的天分。”这个小学二年级辍学的渔民一下子鼓足了学“法”的劲头儿,一有空闲就跑到书店。

从最初的《养鱼几问》到《农民怎样打官司》《如何写民事诉状》《农村法律大讲堂 农村社会保障法律知识》,再到《民事办案小全书》,彻底丧失了经济来源的骆礼全在法律类的书上花了上千元钱。

《侵权损害赔偿案例评析》是他读得最多的几本书之一。这本376页的大部头已经被翻得破旧磨损,书页泛着深深的黄色,通篇红色的横线标记,不少章节还被狠狠地折了一道。

除了书店,他也成了法院的常客。每周两三个下午,骆礼全都要跑到县法院旁听各式各样的案子。

一提到打官司,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就“越想越有劲儿”。“有时候想起了法律依据,凌晨三四点钟也要爬起来研究。”

“我最喜欢学法律。办案就是武器,有时武器不好用,但只有用了,这些问题才有修正的可能。”骆礼全坚定地说。

“该公开的信息必须公开”

打了20年环保维权的官司,骆礼全案子的被告中,出现最多的是涉嫌排污的企业,其次就是当地政府和环保局。

他始终忘不了第一次和环保局公开“叫板”。几年前,安居镇的7名居民起诉县环保局不履行环境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骆礼全的帮助下,县环保局将材料都复印给了这些居民。收到环境监测报告后,他们撤了诉。

“死鱼以前,环保局什么信息都不公开,后来才慢慢好转。”现如今,骆礼全已经撬开了10多个这样“沉默的被告”,“该公开的信息必须公开。”

因为长期坚持举报,他对收集环境污染的证据“有自己的一套”。掏出随身携带的工具:旧货市场淘来的摄像机、别人送的录音笔、刻满录像的几大口袋光盘……为了方便与外界联系,骆礼全的微信也“玩得很溜”。

他办成过不少案子。某发电站倾倒的垃圾缠绕上了船的螺旋桨,渔民跌入水中死亡,他帮忙讨回了说法;某化肥厂大量违规排污致鱼死亡,他为对方要回了赔偿。

但也有更多的案子最终输掉了。骆礼全并不意外,“这些案子中不少都是陈案、遗案,反正是那种律师一般都没法接的案子,其中一半事发10年甚至更久。胜算非常小,但我不管,谁来管?”

骆礼全坦承,自己一开始“只想把没解决的问题解决”,但后来发现这些企业对当地的影响“太重了”:“死鱼是一个信号,损害最大的是人的健康。”

当地不少居民都反映,因为这些企业的入驻,全镇搬走了几千人。他们大多住在铜梁县城,就连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白天到镇上上班,晚上回县城睡觉”。

“受害的基本都是老人和穷人,他们没有能力搬到别的地方,只能眼睁睁看着污染一点点蔓延。”骆礼全痛心。

基层普法者

最初,不少村民和官员都对骆礼全的行为不理解:“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总管这些闲事干嘛呀?”

骆礼全总是义正辞严地回应:“不管,就一定会带来污染的恶性循环,这怎么能是闲事?”

两个月前,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创立的第七届SEE生态奖又开始新一轮的评选。这位来自底层的“赤脚律师”和很多有头有脸的环保“大V”一起入围,成了2015及2016年度“在环保公益领域内最具开创性和引领性的”23位环保组织、媒体、企业、个人和基层政府部门之一。

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环保人士,阿拉善SEE理事会副会长艾路明觉得骆礼全“挺特别”:“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环境里,他一步步地去实实在在推动当地环保的进步,改变了很多人的环保观念。这些人里不仅有底层的老百姓,也包括不少官员。”

在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的印象里,大多数涉及环保的官司都“不太好打”:受害人习惯首先找官方,解决不了时才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造成很多证据缺失;处于污染发生中的事件必须先做鉴定取证,但鉴定又需要相对高昂的费用,难以支付的老百姓最后还要回头找官方“拉扯”;在当地影响比较大的案子,鉴定单位也会出于各种考虑推掉鉴定委托。

骆礼全代理的案子大多数没有那么复杂,但这份处在基层的努力,要坚持下来也并非易事。“他在为老百姓建立一个连接政府和法院的渠道。”刘湘说。

骆礼全记得清楚,曾经,当地不少“受害者”对环境问题压根儿“不感冒”。“这些留守的老人基本都认为官司铁定打不赢,也交不起诉讼费,相比污染,他们更关心自家的田地。”他说,这些村民更多是“信访不信法”——出了事自动绕开法律程序,更愿意找政府“闹一闹”。

情况在一点点好转。骆礼全发现,现在遇到问题,村民选择积极投诉的更多:他们会自发拍照、录像,拨打环保投诉电话,如果造成损害还会提起诉讼,当地也从单重经济发展到同时重视环境保护。

如今,骆礼全的生活已被环保工作填满。除了打官司,他还担任重庆公众河流环保科普中心的环保志愿者。他经常徒步去调查附近乡镇的污染情况,再形成书面报告提交政府。被监督的35个乡镇和4条河,垃圾在两年时间里都得到了持续的治理。

打了快20年官司,骆礼全还想“趁走不动之前再干10年”。“至少要把没被处理的遗留问题弄个清楚。”他敲着桌子,大声地说。

这个“执拗”的老人已经准备好用自己的“土路子”继续迈向更高的门槛:下一步,他要拿下“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这意味着,以后代理案子不用再跑到相关部门办理那些繁杂的许可手续了。(记者 王景烁)

编辑:魏蔚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