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影片中的女孩们，（左起）杰基、琳琳、素恩
受访者们。
2012年，导演迈克尔·艾普特（左）与摄像师拍摄《56岁》。图片来源于ITV
1964年，制作人拍摄7岁的聚会。图片来源于ITV
猴子托尼的成长。
富家女苏茜。
“流浪汉”尼尔。除署名外均为纪录片截图
中文互联网上有一个提问：什么电影要趁年轻看。答案的第一名是《人生七年》。
上个月，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7 UP）播出了第九个续集。这部纪录片挑选了14个7岁儿童，每隔7年回访一次，画面从黑白到4K高清，观众能在十几个小时里看完14个人63年的真实人生。
一分钟前，男孩快活地摇晃着脑袋，接下来，热情洋溢的孩子变成害羞的少年，又变成紧张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镜头一转，他已经56岁了，有一个妻子或一个前任，做一份工作或只有黯淡的前景。腰带束缚着他肥胖的肚子，下颚越来越宽。
时间的重量挂在观众心上。这次的主人公不是作家笔下虚构的人物，也不是名人列传，没有影视作品包装过的青春和情怀，而是14位普通人，演出平凡生活的戏剧。
对于观众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就像参加7年一次的同学会。也有人说这是一部“恐怖片”，因为每一部都是人生不可逆的过程。
这是游戏的整部攻略，无论你处在第几关，都可能有兴趣一探结局。当7岁和14岁的孩子在镜头前谈论理想时，观众也想知道它们究竟实现了没有。
“我比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还有名”
《人生七年》最新一集的豆瓣评分是9.6分，历史上每集的得分都在9分以上，在英国本土被评为最伟大的50部纪录片之一。
1964年的夏天，影片在英国的电视台播出前，有的制作者反对这个名字（7 UP），因为它撞名知名饮料（七喜）。半个世纪之后，这个系列的气泡迅速扩散全球，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观众，也为主人公的命运落泪。
底层小孩托尼，外号猴子，精力过旺。一位孕妇看到《7岁》里的托尼后，给孩子起了一样的名字。后来，托尼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有一次载了巴兹·奥尔德林，他是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类。路人敲车窗，请求签名。猴子托尼递给身后的前宇航员，路人却大喊，“不不，我是找你签名！”
“知道吗迈克尔，我比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还有名！”托尼说。
迈克尔·艾普特是纪录片的导演，后来成为多产的好莱坞影人，指导过邦德电影，但他把人生系列视作墓志铭。
有一次，他与4个女性主人公之一的素恩参加美国电影节，街头的陌生人突然拥抱了素恩，跨越大西洋的信号认出了她，“我是看着你从7岁长大的！”
希伯来语7有“完美”的含义，在英国，有“七岁看老”之说。
半个多世纪前，伦敦动物园还没有因为拍摄《哈利·波特》而名声大噪，一群7岁的孩子围在寒酸的围栏外看北极熊。那个年代好像没有童装，孩子们穿着缩小版的大人衣服在游乐场上蹿下跳，在拍摄者组织的派对上追逐气球，素材剪辑成一部30多分钟的黑白影像，叙述者说通过这群孩子能“瞥见英国的未来”。在2000年，这群人将成为英国不同阶层的主力。
迈克尔·艾普特当时是个22岁的并不引人注目的助理。他在英格兰南部花了3周的时间物色合适的儿童。孩子们处在社会图谱的两端，私校富家孩子准确地预测自己未来将升入牛津剑桥；镜头里，穷苦孩子则瞪着无辜的大眼睛问采访者，“大学是啥意思？”
最终找到的14个孩子，来自伦敦的上流阶层家庭、利物浦的中产阶级家庭、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家庭、农村家庭和儿童福利院的孩子。
即便是黑白影像，影片的对比还是过分刺眼。上流社会的孩子在课堂上用拉丁文唱歌，学古典芭蕾，穷人孩子热衷于打架和疯玩；富家孩子自称课余时间阅读《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因为有自己的股份，底层只想吃饱饭少罚站少挨打；有钱人家的小姐在精英寄宿学校的印花扶手椅上拍摄，穿着无可挑剔的衣服，散发出一种冷漠的气质，福利院的孩子则需要仰拍，他的眼神永远只在地板上漂浮。
主创人员有个未实现的想法，让孩子们并排站在街上，其中3个向前走，旁白说：“这群孩子里只有3个会成功。”
美国影评人罗杰·艾伯特说，“教育家和社科学者看着这些影片可能会感到绝望，因为一个人将来的生活过得怎样，其实早在7岁时就都定下了，甚至在子宫中就已形成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
来自农村的尼古拉斯挥舞着小手说，“别人喜欢到乡下度假，而我喜欢去城里。”他的回答伴随着牛羊的叫声。那次动物园的集会是他第一次去伦敦。他每天走6公里路到村庄的唯一一间教室上学，孤独和幼小的身影路过高山脚下。他的理想是研究月亮、了解飞机的构造，但他似乎离它们很远。14岁那年，他更害羞了，戴着厚厚的眼镜，从不直视镜头，把脸埋进腿里。后来他成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面对一屋子学生讲解核聚变。
中产家庭的尼尔想当宇航员，或是旅游大巴的司机，坐在驾驶座上成为别人生活的导游。他眼睛明丽，蹦蹦跳跳地出现在片头，夸张地表演着孩童的打闹，认真谈论天马行空的想象，有人说他是最好看的孩子。14岁时，他是骑着自行车在巷子里飞驰的追风少年。21岁，他靠救济金度日，沦为流浪汉，观众担心他在下一集是否还活着。
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谈论梦想，老了以后，变得不得不谈论生活。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很快沦为陷入困境的单身父母。结婚、离婚、不忠和包容、精神疾病、挫败的和实现了的野心，主人公们的生活在情感的延时摄影中展开。
狄更斯式的阶层讨论被另一种主题取代。如今已经78岁的导演迈克尔·艾普特说：“我以为我在做一个关于阶层的陈述，但我真正做的是关于生活的研究。”他的脸深受重力影响而布满皱纹，若干年前，他在比弗利山庄的四季酒店推广邦德电影，记者们好奇为什么他还在坚持做七年系列，报酬只是商业片的一个零头。
“我继续做下去，是因为今天与我交谈的每个人都问了同样的话，‘他们会怎么发展？电影将如何结束？’”
来自世界各地的询问越来越多，拍摄《28岁》时，艾普特突然意识到这个系列并不是关于英国的阶层制度，它有更深远的影响和共鸣。“这个系列是关于角色的成长、找工作、结婚和生孩子的普遍问题。”拍摄《42岁》时，戴安娜王妃刚刚去世，导演记录了主人公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但在剪辑时删掉了，“因为与角色们的成长不相关”。
这是小人物纵向生活的人口样本。7岁，世界刚刚打开；14岁，脑门出现青春痘，回答问题爱用暴躁的单音节词语。7年又7年后，院子里的树长高又修剪，当角色步入老年，影片不再关心他们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而是关注让他们幸福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