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电信诈骗村的生长与覆灭
伴随科技的发展，石溪村的诈骗也傍上了高科技，变得更加智能化、隐蔽性。“重金求子”的诈骗手法从街头贴小广告，最后发展到短信群发和电话群拨。他们通过改号软件、手机“黑卡”、伪基站等各种违法科技手段实施诈骗，诈骗人甚至能通过微信群发器，向不特定人群发出诈骗信息
蜿蜒的三塘河，清澈的河水流淌而过。河堤上，一栋栋别致的楼房，在春天绿色枝丫的映衬下格外耀眼。
这个风景优美的村庄，看上去静谧无奇，但它却是闻名全国的诈骗村——石溪村。
石溪村位于江西省余干县江埠乡。3月10日中午，法治周末记者驱车来到石溪村，因出入该村的唯一通道正在破土翻修，车子只能停了下来。在村口，一名60多岁的老伯挑着扁担，把行李装进了一辆车子。他注意到记者手中拿着香烟一筹莫展，竟主动热情地迎上来帮忙点火。
记者搭讪道：“是不是送孩子出去打工？”老伯笑着点了点头。“过完春节这么晚才出远门啊？”老伯似乎察觉到记者是外地口音，便缄默其口，不再理会记者径直离去。
记者走访村内，村民的房门大都紧闭，也极少能看得到车子和年轻人的身影。
事实上，这个依靠诈骗生存的村庄早已名声在外。随着不久前警方的重拳打击，该村的“诈骗业”已经基本消失，但是该诈骗村的前世今生，一直备受关注。
50%家庭参与诈骗
“你好，本人29岁，身高1.65米，肤白靓丽，楚楚动人，因父重病无钱医治，屈嫁香港弱智富少，无性无爱的我至今未生育，经公婆商议后特回大陆寻找有缘健康男士助我圆母亲梦。通话满意首付50万（元）定金，经医学证明有孕定当百万酬谢。有意者请来电，本人亲谈，短信不回。”
这类打着传宗接代的名义，令贪财好色男人怦然心动的文字，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它正是诈骗分子实施“富婆重金求子”诈骗惯用的第一步伎俩。文字再配上一个娇美性感的女性图片，声称经过了律师公正，大量群发于手机短信、网络中，有的张贴在电线杆上，坐等自愿上勾的人。
作为全国“重金求子”诈骗的高发地，余干县江埠乡石溪村与其隔河相望的洪家嘴乡团林李家村一同被列入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这源于从去年开始，全国加大了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在公安部联合23家部委打击电信诈骗的专项行动会议上，余干被点了名，成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首批目标。
2015年11月29日凌晨5时，余干县公安局实施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搜捕行动。上饶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调动了30名特警支援，市武警支队也调动了50名武警共同配合，共300多名公安民警佩戴防暴枪、穿上防弹衣进入上述两村实施搜捕。公安甚至派上无人机，用于搜捕时的空中侦查，防止突发事件，决意将两村的“诈骗业”连根拔起。
依河堤而建的石溪村，累计人口有3000多人。出入该村只有村头和村尾两个行车路口，其独特的地形，一旦有民警去抓人，很容易让犯罪分子闻风而逃。
“我们将50%左右的家庭列为搜查的对象，每家都有个别人从事相应的诈骗活动。”余干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谢鑫鑫介绍说，考虑到这些诈骗分子可能会利用宗族势力结成同盟，民警担心他们暴力抗法，还专门成立了放哨、搜捕搜查小分队。
据介绍，此次搜捕行动非常顺利。余干县公安局共抓获了23名犯罪嫌疑人，破获“重金求子”诈骗案41起，收缴了用于“重金求子”诈骗活动的电脑200余台、手机170余部、手机卡2000余张、银行卡300余张、信号发射器20余套，并将66名嫌疑人列入网上追逃。民警在搜捕中还收缴了自制钢叉、梭标数百支和部分弩、防弹背心、防弹头盔、土铳。
一日之间，两村的“诈骗业”烟消殆尽。
随着案件的不断侦破，“重金求子”诈骗村的真相逐步暴露在世人面前。原来，这些只能在电话那一头听见甜美声音、始终不露面容的神秘“富婆”，她们并非艳美少妇，大都只是“农妇”扮演。而她们的诈骗能屡屡得逞，系其身后有一套成熟的诈骗技术和一条完善的灰色产业链。
从玩小魔术到傍高科技
石溪村缘何走上诈骗道路，最终演变成一个臭名昭著的“诈骗村”？在江埠乡一名党政干部看来，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直以来石溪都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子，“人均田地少，以前交通不便，只能以打鱼为生或做点小生意”。
余干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刘华卫向记者介绍：“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石溪村有的村民就在外面利用假戒指、猜铅笔和易拉罐中奖等行骗，并逐渐发展到诈骗。后来为了更好的行骗，还到广西宾阳县向Q仔（利用QQ诈骗的群体）‘取经’。”
当地一名警员透露，诈骗泛滥导致村民的价值观和是非观扭曲，一些村民以骗不到钱为耻辱，对骗到钱的人很崇拜。该名民警给记者讲了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对夫妻，两人都在央企上班，年收入有60多万元。可有一年回家过年，竟遭父亲呵斥：“你们的大学白上了，小学没毕业的人靠诈骗都比你们两个人加起来赚得多。”
上世纪80年代初，余干有人最早使用的诈骗手段是“套铅笔”，骗人者拿出两支铅笔，皮尺套在其中一支铅笔上，并用皮尺将两支铅笔缠绕在一起，由围观者猜皮尺套在哪支铅笔上。猜对者赢钱，猜错者输钱。这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小魔术的手法，变换全在皮尺的缠绕方法上，骗人者可以根据场景来随时调整，一般人看不出来。
那个时候，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谋求发展，流动人口初现高峰潮。余干县紧邻福建，福建就成为了石溪村村民外出的首选。彼时，福建的诈骗案也越来越多。
1990年后，石溪村的人开始扔假金戒指，诈骗路过捡起“金戒指”的人。为了增强路人的可信度，有的“金戒指”外面会包着一个喜帖或者几张看上去有用的票据。一旦有人捡拾起来，就会出现一名“分赃者”，接下来与捡到的人谈分赃、要钱抵押实施诈骗。
在骗术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其花样不断翻新，诈骗的范围也在慢慢扩大。从石溪村开始蔓延到周围的村子，进而辐射到临近的几个乡镇，如洪家嘴、三塘等乡镇。甚至还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教材”，在每一类骗术中，什么阶段应当采取什么手段，对被骗人提出的各种问题，应当怎样回复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照搬，“骗术”很容易被复制。
余干的诈骗备受外界关注始于2000年左右，那时正是电信诈骗在全国蔓延的时候。这一时期操作的主要是“脑溢血”诈骗案。
在“脑溢血”骗术中，诈骗人通常活跃在各大车站收集旅客手机信息，然后冒充医务人员，打电话谎称外出人员在异地患脑溢血等重病或遭遇车祸，哄骗其家属将所谓“手术费”“医疗费”汇入指定账号，少则几千、多则十余万元。
后来，有一名“脑溢血”诈骗案的主犯被执行死刑，这件事在余干县城引起不小的震慑。然而没过多久，诈骗又死灰复燃了。
伴随科技的发展，石溪村的诈骗也傍上了高科技，变得更加智能化、隐蔽性。诈骗手法从街头贴小广告，最后发展到短信群发和电话群拨。他们通过改号软件、手机“黑卡”、伪基站等各种违法科技手段实施诈骗，诈骗人甚至能通过微信群发器，只要机器一打开，就可以将周围的人强加为微信好友，向不特定人群发出诈骗信息。
“作案者利用科技手段，不会和受害者产生正面接触，跨区域犯罪的特征日趋明显，也给公安打击带来了更高的难度。”上述民警称。
“暴富者”最多获利过千万
利用“富婆”身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李芳（化名），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警方抓获她时还处于哺乳期。从2015年1月到11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她从受害人那里骗到了将近20万元。这些钱来自安徽、江苏、云南等地。
去年10月14日，正在巡逻的余干县黄金埠乡派出所民警琚列武接到一起报案称：在农业银行(3.190,0.00,0.00%)黄金埠分理处，有一对男女因银行卡解锁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形迹可疑。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琚列武下意识判断，这可能是一起诈骗案。
这对男女正是江埠乡的李芳夫妇。李芳被抓住后，很有警觉性，没读完小学的她，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谎称自己是从浙江来余干的生意人。
琚列武迅速调取了涉案的银行卡流水，发现这张银行卡接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汇款，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
“为什么全国会有这么多人给你打款？”在证据面前，李芳说不清楚。她最后承认自己正在从事“重金求子”的诈骗，并对每一笔流水账都供认不讳。
警方调查发现，小学没有毕业的李芳作案依靠的工具主要有三种：一部“魔音”手机用来变换男声和女声；一个从事诈骗所需要的“教材”；还有转账用的银行卡。
此外，“重金求子”已经是当地产业链条齐全的行当，村里有专门负责贴广告的，有专门打电话的，还有负责取钱的人，这些为李芳的诈骗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借助手机网络、伪基站进行群发，一分钟可以发送6万条诈骗信息。”李芳支付了500元钱的群发短信费用后，就开始收到来自各地的电话。
“他们一开头就会问我要不要生孩子。也有人不相信的，我会直接把电话挂掉。”李芳说，刚开始的时候，她也会有点担心，但是随着聊天的增多，她变得游刃有余了。按照手里的“教材”，在男方提出见面后，她会向对方提出第一笔诚意费。一般来说，这个金额不会太多，一般为200元至300元。
“他们有的人叫我老婆，我就会说自己的老公经常给我买东西，你是不是也得给我买点？”这是诈骗的第二环，以买衣服、买首饰的理由让被骗人支付更多的钱。
此后，相继的费用也随之提出来。两人在一起生子需要办理手续的公证费、同居费和定金，各种名目一环扣一环，只为从受害者口袋中捞取更多的钱财。在索取公证费的环节中，为了让受害者相信，还会有一个“律师”的角色跟受害人进行沟通。
为了取得受害者的信任，李芳提出与对方见面，先是声称已经到了对方所在城市的某个酒店。她会借用改号软件，让对方误以为电话真的是从当地打来的，然后在受害者上当后，借故又说已经离开，以此吊住受害者的胃口。
一名办案民警称，利用“富婆重金求子”的骗术，有的团伙一年可诈骗几十万元，多的达上千万元，诈骗对象年龄大的有60多岁，最小只有17岁。因为有了骗术，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村民的生活“日新月异”，他们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小车，所住的楼房也建的非常漂亮。
据介绍，自2010年至今，余干共抓获“重金求子”涉案人员360多人，其中200多人来自石溪村以及相邻的团林李家村，诈骗受害者遍布全国20多个省区。
亟待矫正的致富价值观
自从上述两村被公安部列为挂牌整治的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的典型村之一，拔掉这一“毒瘤”势在必行。
在当地，余干县已建立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由县委政法委牵头，电信运营商、银行、司法系统等20家成员单位共同参与，组成上十个工作组先后进驻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开展综合治理工作。
为了从源头上斩断行骗，电信运营商也进村开展手机、网络实名制认证工作，取缔“伪基站”等非法通信设备。余干县各大银行启动即时查询、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工作机制，阻断此类诈骗犯罪的作案“信息流”“资金流”链条，从经济上斩断其链条。
对打击处理此类诈骗案件，江西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也指导各地对同类案件同一行为统一认定，对职业诈骗分子和犯罪首要分子在法律适用上“就高不就低，就重不就轻”，坚决予以重判重罚。
诈骗村“窝点”一朝被端，大快人心。然而，任由其生存20年之久，很多人不免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对骗子“抬头就打”，诈骗村又何以“由小做大”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打击诈骗，乡政府这块主要是做宣传，其他也没有好的手段。空口说白话，他们也听不进去，有高额收入在那里诱惑。”上述江埠乡党政干部解释打击不力的苦衷。
在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杨秋林博士看来，严厉打击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要尽快矫正村民扭曲的“致富”价值观。避免陷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诈骗变异升级现象。
杨秋林认为，诈骗村并非一夜之间形成的，治理矫正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着眼于系统化治理，持续发力，才有可能彻底拔掉这颗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恶劣影响的“毒瘤”。
“具体而言，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继续保持打击犯罪的高压态势，绝不能给诈骗分子重拾老本行的幻想。与此同时，应积极发展当地产业，引导村民正常就业。做好广泛开展法制教育活动，持续宣传反面典型，在思想认识上逐步矫正村民的价值观。”杨秋林建议。
如今，走进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曾经热闹的景象不复存在，村里基本上由老人和孩子留守，变成了一个“空心村”的冷清模样。
在高压打击态势下，很多村民离开了本地，有的选择外出打工。
“在家没有事做也呆得住。”江埠乡一村民向法治周末记者谈起石溪村的传闻仍津津乐道，作案者喜欢把上当的受害者统称为“傻子”。他也不理解，为什么傻的人会那么多，有时一个人就被骗数十万元之多，“以前还听说一些村民不敢把诈骗到手的钱存到银行，有的买来金砖砌藏到自家房屋的墙内。只因为太好骗才让骗子越来越多”。
对于这些人的未来择业趋向，该名村民并不乐观：“他们以诈骗为荣，价值观扭曲，难保以后不会死灰复燃，或出现新的诈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