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曲令敏
今年6月23日，汪曾祺先生的女儿汪朝女士打电话过来，询问汪先生给我写的序言手稿是不是还在。她说，高邮汪曾祺纪念馆落成了，正在搜集先生的遗墨。
汪朝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三兄妹决定将汪先生的故居清理一下，把先生的手稿旧物全数捐赠给纪念馆。汪先生位于北京虎坊桥附近的故居，原是科技日报社分配给职工汪朗的住房，汪朗为了照顾年迈的双亲，就与两位老人所居住的蒲黄榆12楼的旧宅对换，没想到汪先生最后的生命气息，就留在了这套普通的单元房里。汪先生去世后，住房并不宽敞的三兄妹，将旧居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连一张纸、一支笔都没有挪过地方，就这样让光阴停驻了20余年，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汪迷留存一个寻踪觅迹的地场儿。书架、画案、茶几、桌椅，连杯子都静静地待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让人觉得汪先生还在屋里，喊一声就会出来……
可惜我没有先生的序言，因为先生没来得及写。
1993年，为了给小报约稿，我得以与汪先生相识。粗心又毛糙的我，在先生面前出过很多洋相，终因师母施松卿先生的认可，才得到先生的接纳，先后将《公治长》《水蛇腰》等五六篇短篇小说赐我首发，还为《平顶山日报》副刊题写了“落凫”刊名。地市级小报，不能抄国家级大报刊，我以实禀告，先生的每篇稿子都是等小报副刊发过之后再给名头大的杂志，这让我非常感动。
在之后几年的交往中，我与汪先生情谊渐深。难以免俗，曾求他为我的第二本书《消逝的田园》写序，为此打印了十几篇文章送去，先生答应写，不料身体不佳，疝气犯了，写序的事就被耽搁下来。其间施先生曾打电话给我，说我送的文章不知道放哪儿找不着了，先生让再寄一份过去。我当时想，肯定是老先生看不上那些“豆腐干儿”吧。不久又去北京，就转请张中行先生写了序。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我与汪先生的投缘处——不想麻烦别人。先生正病着，我怎能再劳烦老人家？私下盘算，等先生病好了，再出书请他写也不迟。
世间许多事是等不得的。我最后一次去看望汪先生是1996年中秋节，施先生已经病倒在床。我深知汪先生时间宝贵，去先生家只能一年一次。记得那个下午我是带着4岁的孩子一起去的，先生很高兴，又是拿苹果又是递香蕉，还让孩子坐在腿上，就像爷爷一样亲。他笑说：“令敏，这孩子长得太像你了，怪不得你总是说他。”不曾料到，那次一别，竟成永诀……
哎，我为什么没有带个相机呢？
回想前尘旧事，我受益于先生良多。若说第一本小册子是受了希梅内斯《小银和我》的点悟，接下来写家乡风物的文字，则是受汪曾祺先生的启迪。家乡的野菜，家乡的树头菜，家乡的人物志，这些仿若神助的清泉白水，无不源于汪先生，源于他对故乡高邮深情不露、简淡迷人的讲述。而先生于我最大的恩惠，是在柴米油盐里日浸夜渍，难免烦躁抓狂时，我只要坐下来，按住心头的坏情绪，一篇一篇读先生的书。翻着翻着，人就安静下来，再大的风，再大的浪，都不算什么了。
想先生名满天下，却喜欢买菜做饭，过往的磨难与委屈，都被他淡然消解，这得有多大的胸怀和眼界，岂止“随遇而安”四个字能够道得？我想，凡不曾与汪先生心灵相通的人，臧与否，终是隔靴！先生的好，是生命独有的味道，是起自灵魂的芳香。
汪朝随后在微信上转发给我一封不曾寄出也没有落款的书信，那应该是汪先生1995年前后写的。因为书信没有电话快，信中的事儿，施先生曾打电话问过我，我随即按剂量抓好药写明用法寄了去。猛然看到汪先生写于22年前的书信，有种时空错位的感觉，仿若先生依然好好的，在虎坊桥家中画画，写文章，接电话，会亲友……冬中有春，温暖如昨，夏里有秋，清凉沁人，又恍惚，又清晰，走来走去的还是那个被儿女直呼“老头儿”的汪曾祺……
我看着信，不由自主在屋里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书架、电脑桌和沙发茶几，连同我的狗和猫，在我眼里心里瞬时有了毛茸茸的光泽，就像春天最温柔的植物茎叶……
书信也平常，都是家常话——
“令敏：
你委托平顶山的一位同志（这位同志的姓名我记在一张纸上，一时找不到了）在电话里告诉我治疝气的方子，升麻、台片各5克，水煎服，红糖水作引子。有两点疑问：一、药铺售货员不知道“台片”为何物，后一老店员说：即党参，因产于五台山，故名台片，不知是否；二、剂量对不对？5克似乎太少了。也许是我听错了。以上两点，请核对后打个电话告诉我。
听说你到北京来了？为啥不上我家来坐坐？
你一切都好吗？”
先生，我一切都好。恕我不与您商量，就将您的书信公之于世。我只愿终生受教于先生，竭尽全力，诚实、谦卑、善良，草木一样活过往后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