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我省焦作与许昌两市当年发行的工业券
自行车在工业券紧张的时代可是奢侈品
“三转一响”只能在国营商店凭工业券购买，还不能还价。
□大河报记者孟冉文记者李康实习生魏志阳图
核心提示
购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要花３０张工业券；一对新人置办保障基本生活的“家”，需要各种必需品“购买证”和工业品购物券（又叫购货券，以下简称工业券）１００多张；老掉牙的缝纫机闲置多年舍不得扔掉，因为它是靠托关系、走后门找来工业券后购买的……
这是上世纪６０年代初至８０年代末，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故事。自１９６２年４月，北京市率先全面实行凭工业券购买消费品开始，河南紧随其后，开始发行用以购买锅、盆、碗、筷、火柴等物品的凭证，从此，除了正在使用的粮票和布票，人们的生活中又多了一种特殊的票证——工业券。
就像眼下时尚的说法“五子登科”（妻子、孩子、房子、车子、票子）代表一个家庭的幸福度一样，在那些年头，让人们挂在嘴边的“三转一响”四大件（即自行车、缝纫机、国产手表和收音机），几乎就是“小康家庭”的代名词。不过，那时即便你家财万贯，如果没有工业券，对四大件也只能望而兴叹。
忍痛割爱一辆“洋车”圆个大排场
眼下，丢一辆自行车，甚至是电动自行车，相信你最多对可恶的小偷咒骂几句，然后该干啥干啥，绝不会伤心欲绝到茶饭不思、寝食难安的地步。
但在上世纪７０年代，自行车可是个大件商品，恐怕比如今买辆高档进口原装汽车还要困难。原因很简单，那时买自行车光有钱没用，关键得有珍稀如大熊猫的工业券。
３０多年前，在当时被称为“洋车”的自行车，给郑州市民鲁小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悲欢记忆。１９７０年，鲁小刚的父亲好不容易盼到了一张单位发的工业券，加上以前积攒的几张刚好凑够了数，咬咬牙买了辆“凤凰”牌自行车。“这辆车让街坊邻居羡慕不已，都巴结我们想借骑。全家人更是欢天喜地，当宝贝似的。”鲁小刚说，妈妈怕车子碰伤掉色，用彩色的塑料布条子将前叉、横梁、后倚架等缠裹装饰一番，像穿上了彩色的新衣。
谁料“好景”不长，骑了不到一个月，爷爷带着鲁小刚的叔叔从乡下来郑州，说要给他叔定亲，按老家的规矩，得给女方见面礼。老人一眼看中了儿子家才买的新“洋车”，说啥非得带回家当彩礼。“我爸是‘论资排队’苦等很长时间攒够了工业券，又勒紧裤带才添置了这车，车座还没暖热，全家人当然舍不得。但爷爷说了话大家也没办法，只能忍痛割爱。”鲁小刚感叹，那辆车权当是他家送给叔叔的结婚礼物，这在当时算厚礼了。女方果然很满意，一口应下婚事，“凤凰”圆了个大排场。
家里没了“洋车”，鲁母只得继续办月票坐公共汽车到二十多里外的纱厂去上班。爸爸急在心里，整天寻思着再买一辆。“他到处托关系求人，终于在一位熟人那里弄到几张工业券，买了辆‘飞鸽’。”鲁小刚说，为表感谢，他们还给人家买了个大钢精，“我们兄弟几个，就是用‘飞鸽’学会了骑自行车的，时不时地偷偷骑出去兜兜风显摆显摆，美得很哩！”
一张工业券，几乎承载了当年普通居民家庭追求“小康生活”的全部希望。鲁家凭券买“洋车”那会儿，正是我国日用工业产品比较匮乏的年代。档案记载：“１９７０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６９年增长１７％。但是，这些投资主要用于了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在郑州，“人们买自行车凭工业券，拿了钱和工业券就往大同路跑，托关系买辆好车子。”
物资紧缺工业券无价胜似有价
和粮票、布票一样，工业券也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工业券没有全国通用票证，全部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国家日用工业品统配统销计划，自行印制，按不同的标准发放给职工。
诞生于“三年困难”时期（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２年）的工业券，跟当时的物资供应状况密不可分。“从１９６０年夏天起，锅、盆、碗、筷、缝衣针、鞋钉，甚至卫生纸、食盐、火柴等日用工业品，就出现了严重供应不足。”采访中，省商务厅一些退休老干部回忆，那时郑州国营商店经常断货，排队都买不到火柴，几家邻居省着用一包；没手纸用，上厕所时拿块土坷垃或瓦片擦屁股；没有鞋钉，就用棉线随便缝几针，好好的鞋扎得千疮百孔。“建议将日用小商品生产所需的国家统配物资、部管物资、地方平衡物资，分别纳入国家和地方分配计划。建议在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解决有关小商品的供产销问题。”这是档案中，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共中央批转轻工业部的《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中的内容，报告还要求“物资、商业部门负责原料供应，轻工业部门负责安排生产，商业部门负责收购、调运和安排市场”。
１９６２年４月，北京市开始全面实行凭工业券供应商品的办法。发放标准是国家职工按工资每２０元发工业券一张，包括呢绒、绸缎、毛衣、奶锅、铝饭盒、电池等在内的５５种商品，被列入凭券供应范围。
“从此，河南也进入了工业券消费时代，一时间，火柴票、香烟票等日用工业品购货券层出不穷，其中以自行车、缝纫机等大件商品工业券最为珍贵。”省供销社退休干部张老先生告诉记者，据他了解，直到１９７３年，北京市每５０人才能分到一张“飞鸽牌”自行车票，购买时还要花３０张工业券。而一对新人要结婚，要想置办一个基本可以生活的“家”，则需要各种生活必需品票证和工业券１００多张。
虽然同属购物凭证，但和“第二货币”粮票的最大区别在于，工业券是没有价值的。工业券等同于供应指标，也就是说，有了工业券就意味着有了购买工业品的资格，买东西时，交上一定数量的证券后，还要按当时的价格交钱才能提货。
在１９６８年焦作市发行的一张工业券上，记者看到，票面上印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标注有“无价证券、严禁买卖”的字样。
一券难求老校长“抢”了张缝纫机票
上世纪７０年代，自行车、缝纫机、国产手表和收音机这“三转一响”，成为中国老百姓生活富裕的标志，可说是工业券时代的首选，几乎无人不好。即使拥有其中的“一转”或“一响”，也足够扬眉吐气，名震乡里了。
今年７０岁的新安县退休教师高锦堂家有一台华南牌缝纫机，如今多少年也用不上一回，孩子们催了多少次要扔掉，但高老先生一直舍不得。
１９７５年，高锦堂老家全村２００多户人家没有一台缝纫机，他决定带头买一台，但手里却没有工业券。
“我利用职权弄张购买缝纫机的工业券并不困难，但我放弃了。”高是县中学主抓教学的副校长，位高权重。当年春节，他从县商业局领回一张发给学校的工业券，买自行车、缝纫机都行，完全可以占为己有，但他没有这样做。“还有一条路。学生家长中有商业局的领导，只要向他们张张嘴，弄张券没问题，但我想，这样有违教师的操守和尊严，有损在学生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高锦堂思来想去，决定动用自己的亲戚关系。高的一个本族兄弟当时是县商业局办公室主任，主管分发各种票券。“他出主意，让我在腊月二十二上午９点到他办公室聊天，我如约而至。”高锦堂到后，族弟给县教育局办公室负责人打电话，让其速来领“教育战线上”的票券。对方很快来了，族弟把４张工业券往桌子上一放，说：“这是分给教育战线的。”高锦堂赶紧上前抢到一张，其他几个来领券的人心领神会，默认了高的行为。
“这事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后来每次想起来就觉得既庆幸又伤情。庆幸的是总算弄到了一张工业券，买了全村第一台缝纫机；伤情的是，教育局办公室那个负责人回去怎样向领导交代呢？是说我抢走了一张，还是隐瞒不报？”高锦堂慨叹，仔细想想，自己最终还是用特权达到了目的，“当时，孩子结婚，给新娘买一台缝纫机是必需的，而我抢了工业券，别人就得受委屈啊……”
据了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把所有社会产品分为物资和商品两个系列进行计划管理，两个系列各分为一、二、三类。一类物资为国家计委统一平衡分配，称“统配物资”；二类物资由国务院各部委平衡分配，称“部管物资”；三类物资由地方平衡分配，称“地管物资”。
根据档案记载：“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及水、畜、林、矿产品和中药材等数百种产品，属于关系国计民生比较重要的二类物资，不准搞议价。”这意味着“三转一响”只能通过国营商店按定价购买，不允许私下议价交易，同时也就能解释工业券之所以如此珍贵的原因了。
８０年代末市场做主工业券“下台”
河南工业券的发行、使用，大体和其他省份一样，即由政府和工业部门监制，商业部门统管，各地工业券的样式、规格都不尽相同。如１９６８年焦作发行的工业券叫“焦作市购货券”，票面上印有“日用工业品”，以示其功能不同于粮票、布票等票证；１９７０年的“许昌市购货券”是按“份”发行的，一张“半份”的证券，表明持有人购买某种商品时只有半个指标，只有攒够一定数量的“半份”工业券后（特殊产品需要两张以上“半份”工业券），才能实现对商品的购买。至于我省是按怎样的标准发放工业券的，发放了多少，由于缺乏相关档案记载，记者无从知晓。不过，从１９６３年５月９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下达的《关于当前粮食、市场和商业改善经营管理情况的汇报》中，记者发现，当年全国各个城市发放的工业券，折价７亿元人民币左右（在１３０个城市发放，相当于这些城市工资总额的５％左右）。档案显示：“１９６２年下半年以来，群众对于购货券的使用，越来越集中地用于购买穿的商品（人造棉、丝绸、呢绒、毛线等），这些商品货源不足，不能保证供应。另一方面，凭购货券供应的其他若干工业品，如铝锅、铁壳热水瓶等，销售不畅。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建议：今后发放工业品购货券的数量，一般城市考虑减少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即每个季度中，两个月发，一个月不发；或者隔一个月发一次。为照顾国际影响，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个城市可以不减发，仍然维持原来的数量……”
１９７８年，随着市场功能的日趋增强，物资供应不断丰富，当年１月，国务院批转了轻工业部的报告，要求大力发展日用工业品生产，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全国调拨产品、出口产品以及民族用品，要纳入国家计划；其他产品，分别纳入省、市、自治区和地、市、县各级计划。该报告特别强调，凡是人民需要的，都要迅速恢复生产，同时，还要不断创新，增加花色品种。
“事实上，我省进入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就已开始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供应计划了。”省供销社退休干部王女士说。记者查阅档案发现，１９７７年１１月，河南省革委会计划委员会给开封市革委会计委下达通知，称“确定开封今年增产缝纫机一万架，所需原材料由省安排解决……”
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工业券的作用进一步降低。１９８３年９月，省商业局召开了全省市场预测会，认为当前城乡市场稳定，商品货源比较充裕，花色品种丰富，“广大消费者因过去商品紧缺产生的紧张心理已经消失……”
“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等已走进更多的城市普通家庭，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农村，也可以在市场上方便地买到，工业券已逐渐失去曾经的价值，不少单位甚至都停发了。”王女士认为，我省从１９８２年开始实施的商业管理体制改革，加快了工业券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
诚如斯言，仔细体会此次商业管理体制改革“坚决把体制改革进行到底，大力疏通流通渠道，扩大日用工业品下乡，大力推销”的精神，已经预示了工业券的日薄西山。
（“回望河南‘票证经济’”系列完）
原载《大河报》2007年9月19日A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