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右为职称证，左为聘书，１９８６年以后，“评（职称）”与“聘（职务）”再次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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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省内一家杂志社工作的李先生经常接到同学、朋友的电话，请他帮忙发表论文。“每年下半年都为这事弄得焦头烂额，实际上他们发表文章的目的很明确，几乎全都是职称晋升的需要。”李先生说，他供职的杂志属国家建设行业核心期刊，可以为中级职称的晋升创造刊发论文的“硬件”条件，因而受到了众多该行业在职人员的热切关注。
职称的评定由来已久。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职称，可以追溯到汉代“太学”设立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职称制度的发展变迁主要经过了三个大的阶段，它的起起伏伏，从某种程度上也映照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波折。
政府严令
对知识分子不动用“阶级斗争”
“不准用检查、坦白、反省等方式，应通过座谈会、谈论会的形式促进他们思想进步。”
□大河报记者孟冉文记者李康实习生魏志阳图
１９５０年，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急需建设人才，然而，由于社会动荡，知识分子大量缺失，政府对“读书人”的求贤若渴自然变得顺理成章，表现出的诚挚的关怀之情，在那个特殊背景下，更显珍贵。
“有点文化的人，不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旧文人，还是经过战争熔炉成长起来的革命者，都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今年７７岁的张老先生说。张是河南省委一名退休干部，从上世纪５０年代末起在河南大学任教２０多年，上世纪８０年代，张老先生曾是我省为数不多的副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之一。
那时，“读书人”究竟得到了怎样的礼遇？这要从发生在河南及周边省份的几起事件说起——１９４９年年底到１９５０年年初，湖南、河南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学校教员或被清算，或遭打击的情况。被揭发出来的教员，有的是地主出身，有的被认定思想落后，在很短时间内，他们“被清理出人民队伍”。如在湖南省湘潭县，一次就换掉了１１个小学校长，河南洛阳和陈留专署（今开封陈留镇）两地清查了４００多名有“地（主）富（农）出身污点”的知识分子。
“当年，这几件发生在教育界的事社会影响很大，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张老先生回忆，受冲击最大的当然是学校，老师们整天人心惶惶，生怕有一天被检举，砸了饭碗不说，更丢不起脸面，谁还有心思去上课？教学秩序一时陷入混乱，“一般群众中也有同情的，但大部分人拍手叫好，认为挖出了阶级敌人，扑灭了他们破坏人民新政权的嚣张气焰。实际上，老师哪有那种力量呢？说到底，他们的厄运是阶级斗争论的产物……”
在这场排斥中小学老师的群众运动即将扩大之际，当时管辖中南部各省的中南军政委（类似于今天的人民政府，河南受中南军政委行政领导）发出通报，决定纠正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的偏向，首条严令即是“不得动用农村阶级斗争方式解决学校中的任何问题”，相关档案还如是显示：“要恢复遭到清洗的教员的工作，安排相应岗位；对被扣押人员，应迅速释放；改造时，不准用检查、坦白、反省等方式，应通过座谈会、谈论会的形式促进他们思想进步……”
政府对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宽容，使得学校很快恢复了生机，为各种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良好条件。
据张老先生讲，新政府不但重视学校教育，而且对没有职业的知识分子给予了极大的关照。１９５０年８月，中央贸易部打算在华东、中南１４个省设立数百个百货、粮食、花纱布等小型商店，公开面向上海、南京和汉口招考了１０００名具有高小文化程度（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学制，等同现今小学六年级）的失业知识分子，接受培训后分配到各商店当干部，享受供给制待遇。
１９５２年，河南又首批按计划培训了４万名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失业知识分子，他们大多被安排了工作。档案记载：“１９５２年，全省失业知识分子有１０３５４９人，经过培训后，有高中水平的知识分子就业问题全部解决，如当时无法分配，可发一个证明文件，随时录用。”
“读书人”在当时的吃香，可见一斑。
６０年代
职称由行政领导和党委任命
那时高校教师职称不是评的，也不是聘的，而是根据国家有关精神，由单位任命的。
上世纪５０年代，随同众多失业的“秀才”，张老先生有幸参加了河南省组织的师资培训，由于成绩优秀，表现突出，１９５９年，他被选拔到河南大学当了教师。一年后，３０岁的张老先生在而立之年晋升为讲师，这是他职业史上收获的第一枚“硕果”。
但张老先生没想到，从此以后，由讲师到副教授，这一个台阶他迈了整整２２年时间！
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据了解，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的职称制度虽然作过调整，但基本沿用的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套实施体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１９７７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我国才重新着手建立技术职称评定制度。
那么，“文化大革命”前的职称评定是什么样的呢？“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大学的学习氛围很浓厚，非常看重学术研究和教师业务能力。”张老先生说，进河大后，他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求知机会，加上年轻，精力充沛，他全身心都用在了教学上，没有过多考虑自己的职称问题。
“不考虑”并不意味着没有机会。１９６０年３月，我国高校教师职务确定和提升办法经国务院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形成的高校教师职务条例，标志着我国高校教师职务评审制度的建立。这个办法总共有１５条，对高校各级教师职称晋升的条件和批准权限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大学教师的职称名称定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高校教师的职称晋级以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主要依据。
“听说高校教师要对职称定级了，老师们都很高兴，工作劲头更大了。”张老先生说，从建国到１９６０年前的十年间，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显而易见，而今又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提高大家的职务待遇，这无疑是一种更大的鼓励。
张老先生坦言，当初他也曾暗自思忖，按自己的资历和业绩，能评上助教就满意了，不料学校宣布的结果却是高于助教的讲师，这意味着他的收入将与讲师级别挂钩，工资随之增长。“那时的高校教师职称级别不是评的，也不是聘的，而是根据国家有关精神，由单位行政领导和党委任命的。”他说。
此次职称评定之后不久，我国遭遇经济困难，需增加工资的职务任命制度陷入停顿。接着来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职称自然无从谈起，这一制度处于无疾而终的状态，直到１９７８年３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教师职务问题的报告，高等学校教师职称才被恢复。
至此，张老先生终于等来了职称晋升机会。然而不久，这项工作却又因故暂停了……
“节外生枝”
两大原因导致职称评审叫停
此次叫停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完全不同，是中央根据实际作出的政策调整。
１９８２年，当了２２年讲师的张老先生被评为副教授，进入高级知识分子行列。此时，５２岁的张老先生已过了知天命之年。
当年，身为河南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张老先生不但有党内职务，还担任马列主义课程教研任务。“按照当时的规定，光有官职而不担课，是不能晋升职称的。”他说，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３年间，“文化大革命”后我国恢复实行的技术职称评定制度是这样的，参评人的任职材料由评委会审核，人事部门审批，只要评上相应的职称，不需聘任职务，不用履行职责，技术职称实际上成了工作成就、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标志。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作为我省最高级别的学府，河南大学自身就拥有高级职称的评审资格，“评审时，名义上说是各系推荐，实际上是论资排辈，年轻教师除非特别突出，各种条件必须拔尖才有可能参评，但最后能否晋升教授职称，就很难说了。”据张老先生透露，当年评审副教授时是需要考外语的，但比现在容易得多。“就是把一篇英文文章翻译成中文，可带字典，基本算是开卷考试。我卷子做得还行，得了７０分，轻松过关。”说着，他忍不住笑了。
不料，就在张老先生当上副教授一年后，才进行了６年的职称评审制度，于１９８３年年底忽然全面停止了。客观地说，此次职称评审叫停，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完全不同，这次是中央根据出现的实际问题作出的政策调整，并利用这段间隙着手研究职称改革方案。
记者查阅档案发现，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指出了职称评审叫停的原因：“一是职称既具有称号性质，又具有职务因素，两者混在一起；与职责分离，但又作为工资晋级的依据；而且没有数量限制，一旦授予、终身享有。二是由于多年来工资基本冻结，大家都希望能通过职称评定解决待遇问题，国家财力难以应对。”
１９８４年，张老先生离开河大，调到省委。一年后，职称评审重新启动，张老先生被委以河南省社科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以下简称高评委）委员。“通过教育发展和职称变化，我见证了知识分子由受重视，到被轻视，再到受尊重的历程，不能不叫人感慨啊！”张老先生说。
１９８６年，以革新面目出世的职称制度进入人们的视野，由此带来的“破冰效应”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剧烈冲击波……
职改故事
档案员评上副高荣耀加身
同事戏称他是“教授”，领导对他刮目相看，“那种被人重视的感觉非常好”。
“我当副高那年是１９８７年，４９岁，当时算是很年轻的了。”王得禄说。
王得禄是河南省档案馆退休干部，今年６９岁。１９５６年，王得禄进入河南省委办公厅秘书处，３年后被调到刚成立的省档案局。１９６３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毕业后，重回省档案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恢复工程技术、农业、编辑、外语、经济、会计等行业职称评定，共有５９５万人获得各种职称，王得禄就是其中之一，１９８３年，他评上了中级职称，但当年年底，由于全国职称评定暂停，王得禄继续谋求更高级别职称的愿望落空了。
好在，王得禄并没有等待太久。
１９８５年，我国职称评审制度全面展开。这是一次以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为中心，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重大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也就是现在通称的“职改”。此次“职改”最受人关注的一项待遇规定是，有资格进入专业技术职务系列的人员，都被视为国家干部。
这次职改，为王得禄的职称晋升提供了机会。但是，由于当时我省获得档案专业职称的人太少，无法成立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王得禄的高职申报只好交由北京“裁决”。
“当时有规定，申报高级职务必须要经过省职改办推荐，符合条件后再报给国家档案局组建的高评委。”王得禄透露，１９８７年，全省档案系统申报了９名高职候选人，结果成功晋级副高的只有两人，他是其中之一。
档案员“加冕”高级职称！这事很快传遍河南省档案系统，一时间，王得禄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人物。同事戏称他是“教授”，领导对他刮目相看。“那种被人重视的感觉非常好，有时做梦都会笑醒。”王得禄笑着说。
获得副高职称，不仅意味着王得禄的学术水平得到认可，随之而来的工资提升、工作和生活待遇更让同事们羡慕。“有一段时期，我的工资是全档案馆最高的，一位离休老干部感慨地说我赶上了好时候，收入比他都多，国家真是尊重人才了……”
王得禄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得到提高。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我省成立档案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作为为数不多的副高人员，他被指定为此专业高评委委员。
１９８５年实施的职改，从此改变了众多如王得禄一样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因为职称，“读书人”所面临的变化，不仅仅包括学术地位、工作和生活待遇，更有被他们看作比生命还要高贵的尊严和社会名声……
（敬请关注“风雨职称变革”之下）
原载《大河报》2007年11月6日A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