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职称获取从任命演变为评审、评聘，眼下为考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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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３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开幕，神州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那一句振聋发聩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令历经十年浩劫的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欣喜若狂！
这两个“尊重”，绝非一句空泛的口号。几十年来，从知识分子待遇的提高，到职称改革方案的重新调整，其间虽有波折、困惑，甚至遗憾，但每向前一步，都体现了国家对各类人才的关怀与厚爱。
当前，职称改革的步伐仍在继续。
职改前奏从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开始
□大河报记者孟冉文记者李康实习生魏志阳图
“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１９７８年３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对知识分子的这段评价，激起了几千名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从那时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响亮口号，逐渐将聚在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心头的乌云驱除殆尽。
事实上，早在１９８４年１月，中央就已着手制定政策，考虑提高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的生活待遇，这为两年后的全国职称改革做了铺垫。
当年１０月９日，河南省委、省政府批准正式成立河南省科学技术干部局（以下简称“科干局”），该局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下设职称管理处，负责全省各领域高级职称评委会的组建和审报。
据了解，河南省从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开始落实中央“提高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生活待遇”的政策。档案显示，他们受到的待遇包括：“可越级提升薪资，月基本工资不超过１２０元；解决夫妻分居问题，安排配偶工作，农村户口的可迁入城市，子女随迁；不轻视知识分子，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选拔有组织管理能力的到各级领导岗位任职；对申请入党的知识分子，不得以任何借口歧视、阻拦；重奖有突出贡献者，成果奖金的７０％以上发给项目主要完成人，暂不征个人所得税；高、中级职称人员住房面积不得低于本单位党政领导住房标准，每年可分别享受２０天、１５天休假，工资照发……”
河南省档案馆退休干部王得禄１９８３年评上了中级职称，他的住房面积是１２０平方米，跟单位“一把手”的一样，出差可乘飞机、坐软卧和二等舱，“没任何后顾之忧，非常满足”。
在当时，“尊重人才”不单单体现在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上。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发生在１９８５年的两件事。第一件是我省著名食道癌专家邵令方出国访问归来后，其主管部门以他违反了外事纪律和有经济问题为由，免去其行政和学术职务，使其身心备受打击。省科干局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澄清了事实，在省委的重视下，邵的问题不久就得到了彻底纠正。
另一件事是，平顶山有一位助理工程师被判刑四年，当事人另有隐情，多次申诉却没有结果，省科干局获知后专程赶赴当地，经过有关部门的复查，这位工程师最终被宣布无罪释放，他流着眼泪说：“组织上帮我恢复了名誉，落实了政策，我一定在一年内拿出成果，报答党对我的关怀。”
“随着广大知识分子待遇的提高，对职称晋升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王得禄说，１９８５年１月，经过中央书记处三次专题讨论和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职称改革终于迈出了试探性的脚步。
职改起步“都想挤第一班车会把车挤坏”
１９８４年，曾在河南大学任教的张老先生调任省委后，主抓单位的职称评审工作，直到１９８８年，他才评上研究员（正高职称）。“我获得的是社科领域的高级职称，按说１９８５年我的学术成就就具备了评审条件，但因当时国家只规定了三个领域可以参评，不含社科，所以推迟了。”
１９８５年５月，按照国家职称改革工作的统一部署，河南省对职称评审制定了“规定动作”，“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成为职改关键词，与先前的最大区别在于，改革后的职称不同于一次获得而终身拥有的学位等称号，有一定的任期，一般不超过５年。
“应该说，这次职称改革对担任高、中、初级职务的要求条件还是比较宽松的。”张老先生说，规定相应的职称应具备大学本
科、大专、中专学历，但缺乏规定学历而确有真才实学，贡献突出者，也可聘任相应的技术职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１９８６年３月，全省１７个市地相继成立了职改领导机构；４月，我省组建高教、科研和卫生三个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这正是国家严格控制的三个领域。
一方面是广大知识分子对职称的渴求，另一方面是评审范围的严格控制，中央作出的职称评审控制原则在学术界引起了波动。为此，１９８６年８月，中央职改领导小组在厦门召开会议，要求各省职改领导机构“顾全大局，做好解释工作，坚定职改方向不动摇”。
省职改办领导成员孟昭信参加了那次会议。据他回忆，当时职称评审涉及全国１６４０万名专业技术人员，几百个行业，但财政承受能力有限，无法支撑所有行业推行职称评审。“中央领导说，大家都想挤第一班车，容易把车挤坏，要知道后面还有车，还有很多机会，中央文件是管事的。职改涉及面广，历史遗留问题太多，只能按步骤进行。”孟昭信透露，截至１９８６年７月，全国已有包括河南在内的２７个省、市、自治区和６７个部委进行了职改试点，试点单位达３２３个。档案记载：“当年，河南高校系统中有１３所大专院校，卫生系统包括省直卫生单位，科研系统有省科学院、省农科院等单位完成职改……到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已有２２个单位完成各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涉及１４３６８人，高聘２２６９人，中聘５９０５人，初聘５７００人……”
指标分配配额制下“跑指标”风行一时
职改试行初期，由于各领域拟订的职称结构比例很不平衡，客观上造成实际聘任结果也不平衡。尤其是提高高级职称比例后，许多地方和单位之间出现了攀比现象。于是，如同进口物资配额一样，职称指标分配应运而生了。
“比如说我们档案系列，本来专业就比较冷，但又想多评上几个高级职称，一则体现领导对大家的关心，二则提高单位的社会声望。可指标一年最多也不过一两个，咋办？只好另辟蹊径。”省档案馆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馆有一位老同志具备高级职称评审资格，按规定申报材料须经省职改办同意，但省里不给指标，便直接报到国家档案局，批下来后拿到省里，省里却不承认，说违反了规定，“没办法，我们三番五次找省职改办领导做工作，谈困难，拖了好几年才解决”。
为了争取指标，一些负责本单位职称评审工作的领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采访中，一位退休老干部直言，他所在的单位需要增加高职人员，但缺少指标。“正好当时我和省职改办某领导住一个院，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他家，名义上是聊天，实际是争取指标。”他说，虽然干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但目的是为了得到指标，总感觉自己“像个地下工作者”。“当然，不光我一个人去跑指标，凡是热门行业如卫生、教育等，要评高职的人太多，你不争取，指标就落到别的行业别的单位了，到时同事埋怨你，你自己也觉得没能耐，脸面上挂不住。”
找领导争指标，乍一听有“走后门”之嫌，但仔细推敲，实属无奈之举。其实，正是“厦门会议”定下的职称指标以具体数额下达的基调，使得这一现象的发生“无可避免”。
档案中关于“厦门会议”的记录显示：“由于全国各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统计口径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事业单位的高、中级职务宏观控制指标不以比例形式下达，而以具体数额下达，为避免互相攀比，以致造成失控，将作为绝密文件分别下达……同时，要着重考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点，前者要从严，后者适当放宽。”
记者没有从档案中找到这份“绝密文件”，但注意到“厦门会议”记录除了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职改操作情况外，还对知识分子在职改中可能出现的情绪波动进行了“预防”，如规定实行有任期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但老科学家、老教授、老专家在退休后工资不减，并保留原称号；在人才集中地设置“待聘高级职务”等，这些都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因此，中央认为，“职改方案是目前所能设想的最佳方案”。
与时俱进职称改革迈入科学发展轨道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我国实施职称改革以来，总共设计了２９个专业技术职务系列，涉及工科、农科、林科、医科、师范、文科、理科、财经、政法、体育、艺术和党政管理１２个大类学科７００多个专业。直到今天，这２９个系列仍然能够涵盖所有的职称评审范围。按需设置岗位，规定职责，由单位聘任，与分配制度挂钩。显然，与之前的职称评定制度相比，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显然更关注“使每一个专业技术人员都能在与本人的知识、能力和客观需要相适应的工作岗位上工作”。
“无疑，职称制度的确立体现了个人价值，对专业人才来说，这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省人事厅职称管理部门有关负责人认为，不断调整职称改革，仍是当前人事管理制度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以构建“以业绩和能力为导向，注重社会和业内认可，科学、客观、公正的人才评价机制”。
据了解，当前，研究制定科学评价工农业第一线专业技术人员的政策措施，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倾斜的政策力度，疏通非国有单位人员职称申报渠道，已成为当前我省职称改革的重中之重。
今年１０月２５日，河南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一组数据表明，职称改革正迈入科学发展轨道：当年，全省仅卫生、农业、计划生育三个系列，就有３６３６人通过了河南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业务考试。２００６年，河南省共有２２５１８名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经过评审，有１７６６３人通过了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职称改革，仍在与时俱进……
原载《大河报》2007年11月7日A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