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开封赵麻子刀剪店原址现已变成时尚服装专卖店
□大河报记者孟冉文记者李康实习生魏志阳图
马道街，开封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这里曾汇聚了中西药房、正阳永金店、老宝泰分店、中国实业社等众多“老字号”店铺。如今，这些曾经声名显赫的商铺都已不复存在，它们就像位于这条街道２７号的另一家“老字号”——赵麻子刀剪店一样，淹没在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商业洪流之中。
在新中国所历经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包括马道街在内的河南那些由个人或家族创办的工商业“老字号”，无一例外面临着史无前例的革新运动。自１９４９年开始的那场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运动，对当年的“私营工商业业主”而言，意义非凡。
截至１９５６年，随着一种全新的“公私合营”经营模式在新中国商业领域的正式确立，千百万“资本家”的命运也被改变。
建国之初
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利益
“上世纪４０年代末，开封作为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发展非常活跃，数万家商户遍及全城，几乎全是私人经营。”开封市鼓楼区哑觉胡同５号院一个普通居民老宅内，７８岁的开封市百货公司退休干部李正根打开了话匣子。
１９４３年，李正根从老家河北逃荒到开封，这一年，他被马道街上的赵麻子刀剪店老板相中，成了店里的学徒。建国后，李正根积极参加公私合营运动，后调到市百货公司，成为公司的一名领导。
作为亲历者和参与者，李正根见证了开封工商业的沧桑变迁。
１９４８年９月，盘踞在开封鼓楼上的国民党军队，竟炮轰马道街，妄图阻止解放军前进，“战斗激烈时，躲在屋里就能听见弹壳顺着房顶瓦片噼里啪啦往下掉，恐怖得很。赵麻子刀剪店和我们隔壁的商务印书馆，以及鼓楼南侧的所有商店，都化为废墟”。
当年１０月，开封解放。在李正根的印象里，解放军进驻开封后，纪律严明，从不骚扰商家，跟国民党队伍完全不一样。“共产党有政策，不允许侵犯私营业主，我们放心了，赶紧搭个简易棚，重新开业。”李正根说，当时解放军在大街小巷张贴了许多宣传标语，其中一条就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后来才知道，从那时开始，中央就已经研究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改造的问题了”。
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共河南省委成立。当年５月，全省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恢复与发展工商业的各项措施。档案记载：“这些措施包括：在全省工商界和广大工人店员中，宣传‘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解除私营业主顾虑；与华北、东北、华东等地建立贸易关系；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如采取供应原料、收购和代销产品、委托加工等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困难……”
据李正根讲，由于政府扶持私营业主的政策十分透明，又合情合理，开封工商业在很短时间内就恢复了繁荣。“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们店获得了商业贷款，渡过了生产危机，老板很高兴，对店员的待遇很不错。”他说，当时刀剪店管吃管住，每月还发２００斤小麦当酬资，养活一大家子不成问题。
得益于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保护，全省私营企业主的创业热情空前提高。李正根没想到，不久，他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工会组织
监控私营企业主的唯利是图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２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主要实行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为什么要利用他们？原因很简单，私营商户太多了，不依靠他们就不利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李正根说，那时候，开封马道街上的私人商户几乎掌握了这个城市的商业经济命脉，加上分散在各条街巷的小店，仅行业就有３０多种，而当时全省商业类型总共只有４８种。
据了解，截至１９４９年年底，河南私营商业零售额占全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９１％，私营工商业从业人员有近４０万人。“私营工商业在河南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和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在利用的同时，对其消极、落后的一面又必须加以限制。”相关档案的这段记载，回答了政府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时代背景和改造初衷。
李正根说，建国初期，政府为鼓励私营工商业尽快开业，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其利益不受损害的政策。“所有的私营企业主，无论大小，统称资本家，老板及其亲属是资方，店员是劳方。营业期间，劳资双方难免发生矛盾，有的资本家为逃避管理、克扣工资，或借故关门，或抽逃资金，不但挫伤了店员的工作积极性，还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他说，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组织的行业工会应运而生了，目的是为店员争取利益，打击私营企业主的不法行为。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５日，中共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专门邀请粮油、药品、茶叶等行业资本家及工商联、贸易公司等负责人，召开座谈会，研究劳资关系问题。最终，资方同意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政治地位，保护其正常的政治活动，但是觉得店员参加了工会便无法管理，无形中造成了劳资隔阂。
事实上，这次会议提高了代表店员和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私营企业主的恐慌。
李正根说，１９５０年，他成为开封市百货和布店行业工会委员，主管文教和宣传。从店员当选为工人代表，这种变化让李正根如沐春风。“日常经营中，尽管工会和私营企业主之间冲突不断，但基本都是工会取得了胜利。”他透露，当年，淮阳县曾发生一起“工会主席遭遇解雇”事件：该县一家烟厂工人停工要求加薪，厂方老板认为工人“闹事”是该厂基层工会主席朱某鼓动起来的，遂解雇朱，并开除了部分工人。“这个事被反映到省里，河南日报发了批评稿，引起当地政府重视，事情得到妥善解决，工人的合法利益得到了保护。”李正根说，此事使工会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和提高，在生产经营上“达到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唯利是图的目的”。
值得关注的是，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采取的政策是比较宽松的，甚至对一些出现问题的私营企业，也并非强制它们改变经营性质。
倒卖车票
一私营印刷厂险被强制姓“公”
当下，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张客票，从郑州火车站几十个售票窗口直接发送到旅客手中，现代化的电子办公条件为实现快捷、高效的工作效率提供了可能。今天的这种服务方式，在５０多年前是无法想象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自己的印刷厂，所有的票据、表格全部交给郑州几个私人印刷厂制作。”赵承斌，８５岁，郑州铁路局退休干部。对当年郑州铁路系统的票务生产流程，当时负责全局财务工作的他非常熟悉。
赵承斌回忆，承印郑州铁路局各种票据和印刷品的私营工厂有四五家，印象最深的是龙章印刷厂，“那个厂有几十名工人，老板是郑州本地人，主要印制火车票，责任重大，由于往来票款业务较多，我跟他们打交道也最多”。刚开始，龙章印刷厂还是比较规矩的，但是到了１９５０年左右，铁路局陆续接到举报，说龙章印刷厂擅自增印车票，倒买倒卖，从中渔利。郑州铁路局领导非常重视此事，立即组成调查组，由赵承斌带队进驻龙章印刷厂调查。
很快，印刷厂老板承认了违法事实。“局里紧急研究处理方案。此时，全国上下正开始实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局领导有意接管龙章印刷厂。”赵承斌说，铁路局接管私人印刷厂，意味着这个厂的经营性质要由私营变成国营。在正式接管前，赵承斌受局里委托，带着３名同事再一次来到该印刷厂，首先了解工人的思想状况。“工人们对铁路局的想法非常赞同，他们说，老板经常无故克扣工钱，如今又出了这么丑的事儿，他们早就不想跟着私人干了，都愿意给公家（即铁路局）干活，收入上既有保障，地位又高。”赵承斌说，考虑到龙章印刷厂毕竟是郑州市的企业，而郑州铁路局归国家铁道部管辖，为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还需征求郑州市领导的意见。
于是，赵承斌找到时任郑州市市长的宋致和。“宋市长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只提出一个问题：‘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铁路局有没有做过通盘考虑？工人怎么安置？工人的家属生活怎么办？你们有没有能力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宋致和一番话，让赵承斌感到接管印刷厂并非易事。后来，郑州铁路局本着“不要给郑州市的工作带来麻烦”的原则，同意不接管龙章印刷厂，但前提是该厂必须保证今后“不欺负铁路局，不再做违法的事”。
“就这样，在郑州市政府的协调下，龙章印刷厂赔偿了损失，我们也没再提接管的事。”赵承斌说，此后几年，这家私人印刷厂渐渐衰败，到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进入高潮时，双方已断了业务联系，该厂也已基本停产了。
龙章印刷厂暴露出来的贪污问题，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不满足于获得合法利润，采取非法手段牟取非法利益”。这一问题不限于龙章一家私人企业。为此，根据中央精神，河南省在１９５１年开展“三反”（即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基础上，又在１９５２年持续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一场“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斗争，促使工人阶级的优势更加强大，对资本家的监督更加严密……
“五反”运动
郑州一钟表行经理受到严惩
促进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后来公私合营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国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在商业经济领域实行“五反”运动的最大成果。
“五反”运动的概念是这样的：１９５１年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我国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五反’运动在开封私营商业中引起了地震效应。”李正根透露，那时商户们经营时虽说没有账本，也没有发票，但由于政府组织的行业工会监管得力，绝大多数私营业主是遵纪守法的，当然也有一些顶风作案的行业，通过工会的监督和检查，最终这些不法商户被查处。他回忆说，１９５２年夏，工会从开封西药行业为抗美援朝志愿军供应的紧急药品中，查出一批伪劣产品，从而掀起一场药品普查风暴。档案如是记载：“１９５２年８月初，开封查获一批假药，共有２５００多种，包括粉剂、酊剂、成药、原料等２０００多种过期西药，５００多种丸散、膏丹等假中药，计１０１７２斤。这些药装了５２辆架子车，全部予以没收销毁。”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五反”运动中的１９５２年７月，郑州曾发生一起钟表行经理涉嫌对店员报复行凶事件，该行经理最终受到严惩。此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郑州恒大利钟表行经理高占龙因销售坏手表，走私漏税被司法机关羁押。高被押期间，其店员努力维持经营，为恢复表行声誉，自降伙食水平，替他赔付了卖出坏表的钱。１９５２年５月下旬，高被释放回到表行，店员积极帮助其继续交代问题，改造思想，并跟他商量通过工会贷款扩大经营等事。７月１１日下午，郑州钟表业基层工会主席韩满申和该行店员张子秀谈张加入工会事宜，高疑神疑鬼，认为张在“嘀咕”自己，后来将张叫到办公室，趁其不备用铁锥刺向张的腹部。事发后，高占龙归案，承认限制店员的政治活动，自己是以怨报德，故意伤害。
此案发生后，河南日报披露了此事，并配发评论，称“一定要警惕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报复破坏，人民政府决不允许任何不法商人对工人店员进行报复，必须随时揭穿他们的破坏、报复阴谋，发挥工会组织作用，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巩固‘五反’的伟大胜利……”
到１９５２年，通过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河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预定工作计划。从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５年冬，“公私合营”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在这期间，私营工商业业主如何对待改造？各行各业的“资本家”将自己的资产充公时，心态如何？观照现实，公私合营的意义何在，留下了什么值得反思的问题？敬请关注“河南‘公私合营’（下）”。
原载《大河报》2007年11月28日A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