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档案】“追访河南‘知青岁月’之二:” 常规工作如何演变为政治运动

2018年04月10日13:46

来源:大河网

  “文化大革命”时期,送知青下乡的车站场景。

  □大河报记者孟冉文李康图

  上世纪60年代初,大批知青上山下乡,如何安置成了大问题。对邓小平提出的“要以插队为主”的建议,当时主抓知青工作的周恩来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上山下乡运动尚未变成狂热的革命浪潮之时,这种节省资金的安置措施,符合国情与国力,这项工作也得以稳步进行。

  上山下乡的对象是城镇知识青年,但在实际操作中,在“一心完成知青安置任务,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的指导思想下,也出现了安置混乱的情况。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知青赴京“造反”事件,已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随后领袖发出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使这项原本常规的工作,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在亲历者眼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是什么模样?

  插队安置邓小平的建议得到周恩来肯定

  1974年,郑州知青葛存海下放到淮阳县曹河公社,成为当地农村的一名插队社员。1978年返回郑州后,他和当年同一插队点的知青伙伴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我们这批人有个共同的称呼,叫‘插友’,意为‘插队的战友’。”葛存海说。

  在大量有关知青的文学作品或影视剧中,“插队”是一个出现最为频繁的词。插队分集体和成户两种类型,前者是将一定的知青整体安排在某一农村生产队,和当地农民一样从事劳动生产;后者是将分散的知青编成家庭样式,派出一个知青当户主,算作某一生产队的家庭单位。

  据了解,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知青到农村和边疆参加生产建设,正式开始于1962年下半年,当时还成立了中央安置知青下乡领导小组,专设了办事机构,各地也成立了相应机构。

  1964年以前,知青的安置主要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后来转向以到人民公社插队为主。那么,是谁提出了知青的插队安置?为什么要以插队为主?相关档案披露了这一内幕:1964年1月9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上山下乡问题时,邓小平说:“安置城市知青下放,要以插队为主。用插队的办法,每人平均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如果建场队每人则要1000多元。如果100万人到农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

  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的意见,得到了当时主抓知青工作的周恩来的赞同,他说:“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知青安置问题要从这里出发。”可以看出,当时采取插队这个办法,是从我国国情和国力考虑的,是想在农村探索出一条解决城镇知识分子就业的路子。

  25年来,河南有多少插队的知青?记者通过走访并查阅档案,并没有得到详细的数字。不过,1965年12月公布的《河南省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情况》记载:“据统计,当年,郑州、开封、洛阳、新乡、安阳、鹤壁和焦作7个城市中,16~25周岁、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知青总数是6896人,全部按集体或成户的形式予以了安置。”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前上山下乡的城镇青年中,并非全是知识分子,也有不少社会闲散青年。

  闲散人员享受与知青同等生活生产待遇

  1965年2月,16岁的初一学生张国鑫从郑州二十三中学辍学。当年6月,政府号召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劳动生产,他执意下乡。

  “我是1965年10月15日被派到祭城公社黄庄(此地现在归姚桥乡)生产队的。那天,郑州市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市长王均智亲自欢送我们,600多名知青坐着汽车经过南大街、二七路、金水路,接受沿途群众的鼓掌欢呼,风光极了。”对当天下乡的情形,张国鑫历历在目。

  张国鑫坦言,按照1965年的知青下放政策,像他这种退学的青年是算不上知青的。档案中的记载印证了张的说法:“对家居农村从城市毕业或退学回乡的学生以及国家机关、部队和企事业单位退休到农村养老的人员,不列入安置计划。”

  张国鑫之所以被作为知青下放,是因为“政府一心要完成知青安置任务,减轻城市就业压力”。“我好歹上到了初中,同时下放的不少人小学都没毕业,有的根本没上过学,甚至还有劳改释放人员,标准的社会青年。”他说,在生活上,那些闲散人员享受着和知青一样的待遇,如第一年国家供应70%的杂粮和30%的白面,每人每月45斤口粮标准,发9元钱生活费,但到了第二年就跟当地农民一样,吃饭靠挣工分了,也不再发放生活费。

  “黄庄靠近黄河,我们住在生产队腾出来的草房里,没有窗户,每天起床被子上都落一层厚厚的黄沙。我有些后悔了,想回家,裹着被子哭。可户口都迁过来了,带队干部也不允许离队,只好待下去。”张国鑫说。

  生活条件艰苦,农业劳动繁重,这让在城市里习惯了饭来张口的闲散青年苦闷不已。“时间一长,他们就暴露了游手好闲的品性,有一群快30岁的小伙儿经常三五成群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当地群众对这些人又恨又怕,撵又撵不走,没办法。”据张国鑫讲,好在那些“准知青”们干起活来毫不含糊,多少给真正的知青挽回了些颜面。插队期间,大家在黄河边的2000多亩盐碱地上培育出了亩产三四百斤的稻子,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寒冬腊月,大家穿着短裤跳进结满冰碴的沟渠,清理渠道,引来黄河水灌溉稻田。

  插队两年后,几经周折,直到1981年,张国鑫才被郑州市安置办和劳动部门按照返城知青就业政策,分配到郑州市蔬菜公司下属的向阳商店上班。

  “文革”初期知青赴京“造反”事件惊动中央

  从1962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总共有计划地组织了129万名知青上山下乡,4年间的知青安置工作正常有序。

  和中国其他省份一样,河南的知青上山下乡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成绩喜人。1965年10月6日的《河南日报》报道称:“近两年来,我省1.2万多名知青到农村山区落户,满腔热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在上山下乡之前学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决心把根子扎在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不仅学会了插秧、割麦、放磙等农业技术,而且不怕脏,不怕累。两年来,植树造林2万多株,种果树1.2万多株;为农家子女办农耕小学和中学,仅在息县,就办了26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有近500人参加。”正当上山下乡踏着稳健的步伐向前推进时,到1966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红卫兵运动冲击着各级党政机关,打乱了正常工作秩序。而在此期间,北京发生了下乡知青回城“造反”事件。

  采访中,郑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知青告诉记者,1966年秋天,他曾作为郑州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串联到北京,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疯狂场面。

  “我们乘车不要票,吃饭不要钱,下乡青年也和红卫兵混在一起,大批返回城镇。当时全国各地拥向北京的下乡青年有六七万人之多。”他回忆,一些人在红卫兵的影响下,成立了各种形式的“造反”组织和“联络站”,鼓动更多的下乡青年回城“造反”。最厉害的是从广西等地去北京的70多名下乡知青,他们“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办公室,宣布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办公室被占后,中央安置办的工作人员被迫转入“地下”办公。在他的回忆中,“上访人员中更多的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

  知青回城“造反”,惊动了中央高层。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上访的通知》,要求“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当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明文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联,并发出通告,称“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经过这一系列工作,在1968年夏季之前,上山下乡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既没有大批新的知青上山下乡,也没有大批返城知青上访、“造反”。然而,正是这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却酝酿着一场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领袖指示接受“再教育”成为知青新方向

  1968年2月8日,55名摘下袖章的红卫兵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成为第一批参加西双版纳建设的首都红卫兵。

  “首都红卫兵带头下乡,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应该说,它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大潮来临的前奏。”

  河南知青联谊会出版的内部刊物《知青》杂志总编辑刘建生接受采访时说,自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分配原则以后,上山下乡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声势最大、进度最快的是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江西、河南等省、区。

  据当时中央安置办公室编辑的《上山下乡简报》记载:“整个城乡的工厂、机关、商店、学校、街道和解放军,像一部大机器全部发动起来了……河南省革委会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为当前中心工作之一,许多领导干部亲临前线,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道,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浪潮。郑州市两批中学红卫兵下乡时,省、市革委会均组织二三十万军民夹道欢送,震动很大。”

  “真正决定千百万知识青年命运的,是毛泽东作出的那个著名的最新指示。”刘建生说,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验,该报在编者按语中转引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仅成为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后的又一句响亮口号,而且给广大知青到哪里去,干什么指明了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相隔13年作出的这两个重要指示,一脉相承,对中国知青运动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新指示”就是动员令。它明确了上山下乡的对象是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各级革命委员会遵循毛泽东“来一个动员”的指示,大造上山下乡的革命舆论,迅速把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推到了顶峰。

  对河南知青上山下乡的热烈场面,1968年12月23日至28日的《河南日报》不惜版面,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道,如“周口镇(即现在的周口市)知青争先恐后奔赴农村”、“洛阳20万居民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掀起声势浩大的到农村安家落户高潮”、“革委会干部主动将子女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等等。

  根据档案记载:“1969年1、2月,仅仅两个月时间全国就有155.6万人下乡落户。其中河南32.9万人,湖南20.1万人,四川16万人,湖北13.5万人。到当年年底,全国共下去267.38万人,加上1967、1968年下乡人数,总数有467万多人。其中到国营农场80多万人,到人民公社插队的387万多人。”

  采访中,刘建生向记者透露了一个足以表现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革命精神”的事件:1969年,上海市组织30多万人去黑龙江、吉林两省,考虑到单靠火车运输太慢,就动用海军军舰把该市知识青年先运到大连,再从大连坐火车去黑龙江和吉林。“在今天看来,这事简直不可思议!”刘建生感叹。

  (“文化大革命”中,河南知青经历了怎样的生活磨练?从“广阔天地”脱颖而出的一批优秀知识青年,受到了怎样的礼遇?发生在河南知青中间的一起惨烈伤亡事件,是怎样收场的?敬请关注“追访河南‘知青岁月’之三”)

  原载《大河报》2007年12月25日A12版


编辑:杨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