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李新生和他当年响应号召下乡插队所获的荣誉证书▲
□大河报记者孟冉文李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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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年轮／把我们带到农村／那一副副沉荷的重担／磨肿了我们柔嫩的双肩／那一座座山冈一条条小溪／留下了我们坚实的脚印……”这首题为《啊，知青》的诗歌，道出了河南百万知青所经历的苦辣酸甜。
那些稚气未脱的学生娃，不管出身普通工人家庭，还是高干子弟，只要到了农村，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向农民学习，向农民看齐，承担劳动重负，掩藏内心理想，将一腔热血倾洒在“广阔天地”里，等待未知的前途安排。
知青的生活是贫乏的，他们得到了安置经费，但无法自由掌握；知青的精神是坚忍的，所以造就了一批风云人物；知青的纷争又是复杂的，他们中的一部分曾跟“贫下中农”产生隔阂和怨恨，甚至酿成流血冲突……
脱坯烧窑１７岁高干子弟挑起农活重担
１９６８年深冬时节，正是全社会落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伟大指示的高潮时期。１２月底的一天，李新生告别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和他正上高一的１９岁的二姐一起，随着省会知青下乡大潮踏上了落户农村的道路。
“早上６点多，天很冷，我哈着气，缩着脖子，背着铺盖卷在市十一中门口集合。不一会儿，市里安排的大公交车到了，临上车时，忽然听到学校广播里传出我和二姐的名字，是表扬俺俩放弃城市优越生活，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当年离开郑州的情景，今年５６岁的李新生仍历历在目。
李新生的父母都是老革命，解放后一直在省委工作。“父母坚决支持我们下乡，说向农民学习有好处，不可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我和二姐算是‘根正苗红’，当然响应国家号召，也服从父母的意愿。”李新生说。
破旧的公交车载着李新生姐弟走了一天，到天黑走到唐河县。“所有知青被安排在县城最好的招待所，可还是睡不着，房间四处透风，太冷了，想烤烤火连干柴都难找。”第二天清晨，唐河县郭滩公社几位干部亲自迎接他们。还没进村，就听见锣鼓喧天，路边挂着“热烈欢迎郑州知青插队”的条幅。当天上午，公社礼堂举行大会，知青代表登台讲话表决心，之后是文艺宣传队表演的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节目，会后，他们被分到了该公社的尚庙大队。
李新生和二姐以及两名１９岁的女知青被分在第四生产队。“我们属成户插队，我还是户主呢！”李新生拿出一个购粮本，指着户主栏里他的名字说。因为住房紧张，李新生等人先在村妇女主任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生产队提供了一间会计室给李新生住，他姐姐和另外两个女知青住进了队里的仓库。
艰苦的农村生活，让１７岁的李新生从一名文弱书生，一下子变成了肩负重担的男子汉。半年过后，烧锅做饭，劈柴打水，深翻耕地，撒粪扬场，他样样都会，一招一式与当地农民无二，完全没有了高干子弟的影子。
李新生在农村干的最重的活是脱坯烧窑。１９６９年夏，生产队烧砖搞副业，他每天和泥脱砖坯。“那泥必须和得跟面一样细，不能有任何杂质，不然烧出的砖不结实。脱坯最累，开始我一次只能脱两个，后来加到４个，一天下来整个人都虚脱了。”
李新生姐弟俩在唐河农村待了一年，１９７０年春节过后，他们依照有关政策，随父母迁到长葛县八七公社（现为和尚桥乡），开始了新的插队生活。“那段经历，是所有插队知青的生活缩影。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那时的作息习惯，早上６点起床，听广播，看新闻，先干一阵活儿再吃早饭。”李新生乐呵呵地说，“这种生活状态，挺好。”
专款专用财政拨付经费保障知青生活
据李新生回忆，他刚下乡插队的时候，每人２００元的安置费不交给知青，而是由生产队掌握，知青需要面缸、水桶、农具等生活生产用品，跟大队领导打个招呼，他们就会送过来，买这些东西的钱都从安置费里出。
对于知青的生活安置，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３日，国家计委曾下发《关于处理回乡插队落户问题的协商意见》，意思是城镇知青要求回到外省区原籍插队落户的，事先须征得接收地的县革委会同意，路费由迁出地区发给；安家落户有困难的，由接收地按回乡标准予以补助；建房补助款直接拨给安置地区，不交给本人。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８２年任河南省知青办副主任的高冠英说，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河南给每位知青拨付的安置费是３００元，后增加到５００元。“当时，这笔钱在农村建房都没问题。因为是专项资金，直接分到市、地、县和公社，所以没人敢截留或挪用。”他说，“当然，我听说有些地方也发生有贪污现象，被发现后处理是很重的。”
１９７０年，以红旗渠闻名全国的林县，曾因创造了一套成熟的知青生活管理模式，被作为“标本”在河南推广。做法是：把粮食分配到组，经济结算到人，吃粮按国家规定标准，由生产队保管，逐月发放；因病、因事请假的，每天给一斤粮票，擅自离开的、长期不归队的，不再发放；吃菜和社员一样，盐、煤等其他开支由知青本人解决；住房方面，生产队公房较多的，可合理作价给知青，借住的民房，大队负责维修，不要房租；看病和社员一样，实行合作医疗，头一年按社员标准，从安置费中支出，一年后自己负担。
庞大的知青群体，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据了解，郑州市从１９６４年开始对下乡知青拨款扶持，到１９８２年总共支出了８３８２．７万元（对口单位支援的经费不在其内）。档案显示：“郑州市１９６３年到人民公社插队的知青，每人发安置费１００元，１９６４年每人平均２２５元。１９６５年的知青安置费（包括建房、旅运、生活补助、农具和家具购置）是，单身插队的２５０元，成户插队的人均１８０元。１９６９年单身插队，跨地区的每人２４０元，本省县市的人均２３０元，本地郊县的每人１１０元。１９７５年对安置费做了调整，无论跨地区和本地区，每人一律补助５００元，到外地插队的另加差旅费２０元。”
据统计，１９６２年~１９７９年，国家财政共支出知青经费６５亿元，其中，“文化大革命”期间支出近５０亿元。“不清楚河南花了多少钱，肯定是过亿元了。”高冠英说。
优秀知青投身“广阔天地”后脱颖而出
“田头，地头，那年头，日子稠稠，思念稠稠；旧友，新友，皆朋友，岁月悠悠，回忆悠悠。”在河南省知青联谊会出版的内部刊物《知青》杂志创刊号的封面上，除了这几句煽情的表白，还印着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薛喜梅、卢忠阳等１０位知青的照片。当年，他们都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４日，郑州市首批７１名知青被下放到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这批人中，我们郑州十八中共有７名同学，薛喜梅是其中之一。”《知青》总编辑刘建生说。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知青，４４年前就从城市回到家乡——郏县大李庄乡的高中生卢忠阳，走在了薛喜梅他们那批人的前面。卢忠阳的名字曾写入河南省委常委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但他却坚持留守在“广阔天地”。
“１９７０年我们在郏县插队时，已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书记的卢忠阳，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水利系。１９８０年，他被批准从省里回到郏县，担任县领导职务，直到１０年前退休。”对卢忠阳，刘建生怀着深深的敬意。
一批河南知青在广阔天地很快成长起来，记者查阅档案发现，１９７２年，除当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的薛喜梅外，还有王传禹、祖守国、赵登太、冯秀英、拜梅芹、史树芬等人，他们或当选省革委常委和人大代表，或被推荐上大学，或被选为地区党代表。
１９７５年，河南省召开知青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据统计当时全省已有３６万多名下乡知青，有３２５４人在农村入党，５８３５４人成为共青团员，１１８８４人进入生产队以上的各级领导班子。
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８０年，薛喜梅在广阔天地乡待了整整１２年；从１７岁到２９岁，她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这片热土。薛喜梅是郑州首批下乡知青，却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农村的，回到郑州后她选择了河南农学院。“我这辈子是离不开农业了。”薛喜梅说。
青农冲突潢川“新里集”案件震惊全省
“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表现优秀的知青，也有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知青。后者在农村不好好劳动，东流西窜，有的任意拦截车辆，有的到社员地里偷瓜摘果，趁夜偷农民家的鸡狗。“这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大都发生在领导力量薄弱的知青插队地点。”高冠英说，农村基层干部对这类知青又恨又怕，个别地方用武斗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结果酿成了悲剧。
１９７４年春末，发生在潢川县新里集公社（今改为魏岗乡）和平大队的一起伤亡案件，震惊全省，损害了知青的声誉。
当年５月１日，中共河南省委接到潢川县委紧急报告，称下放到该县彭寨大队的郑州知青夏建新和郑州市政公司工人吴贵山在向和平大队社员买米时强行压价，引起该队社员的不满，双方发生武斗，造成５名知青死亡，９名知青受伤。省委极为重视，立即成立调查组，由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卢忠阳带队，前往事发地。高冠英和省公安厅一位副厅长也在调查组之列。５月２日，中共信阳地委、信阳军分区等领导以及中共郑州市委派出的领导也先后到达潢川。
经过几天的查访，调查组做出了处理意见。档案如是记载：“一、劝阻彭寨知青不准到外地串联，教育外来知青不许前来‘支援’；二、教育大队干部和社员，对不听从管教者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三、无论是何原因，用武力将知青打死打伤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四、动员躲到外地的干部、社员迅速回到大队，搞好春耕播种；五、由县法院、公安等部门对下令开枪射击知青的大队干部，立即依法拘捕审讯，以待判决；六、对死伤知青家属，由郑州方面做好抚慰，潢川县医院负责精心治疗受伤知青，待伤情稳定后接回郑州进一步治疗。”
高冠英说，这场惊心动魄的惨案，是一个血的教训，既教育了农村干部和社员，又教育了全省知青。此后，全省再没有发生知青损害社员财产和基层干部打骂知青的事件。
（在所有知青中，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的“老三届”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农村收获了什么？历时２５年的上山下乡是怎样终结的？敬请关注“追访河南‘知青岁月’”之四〈完结篇〉）
原载《大河报》2007年12月26日A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