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大河网讯（记者 莫韶华）著名作家毛尖评论他是"文学界的天才捕手，电影界的理论导师，批评界的先锋教父"。在拿下中国首届短篇小说奖后35年，李陀以长篇小说《无名指》再次亲身示范：需要重新发明小说。10月23日下午，李陀在郑州松社书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无名指》的主人公杨博奇士，中文系出身，并在海外拿了社会学和艺术史的硕士学位，为了从"人的内部"理解人的秘密，他修了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以心理医生为职业在北京谋生。这个职业使他见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人，有大老板、有公务员、有家境丰裕而内心迷茫的家庭妇女……
经济在不断发展，而人的内心却无处安放。自己个性不羁的女友突然宣布分手，至交朋友历史学教授出轨，朋友聪明绝顶的妻子要出家......深研过文学和心理学的他在光怪陆离的现实面前也失去了判断力，仅仅在不是自己病人的那些打工者身上看到了些许微光。
在李陀看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动荡里生长起来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同时也是被城市化的大潮孕育、催生出来的一代新的中产阶级城市人，文学如何面对他们，是当代文学写作不能回避的一个大主题，因此，三十多年来，他抱着 "回到十九世纪，向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的态度，试图用一种现代小说的写作来尝试思考和探究这一主题。
在《无名指》中，李陀试图探索性的以日常生活为主题进行创作，尽观察之能事，意图通过作品讲述了中产阶级生存现状，讨论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例如，周璎就是很多中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的缩影，在消费主义社会中，她一边迷恋雅痞式的物质生活享受，同时又想彰显和坚持一种独立性，但是，在物质主义的诱惑和压力之下，独立性的追求很容易溃败下来，她彰显独立的行为都更像是表演。
在您的作品中，为什么会特别提出重视细节？甚至细节大于情节？
李陀：细节是小说的呼吸，也可以说是细胞和血液，如何对待细节，如何处理细节，对小说写作来说是最大的课题，也是最重要的难题。
如果回顾文学史，我们熟悉的伟大作品几乎都是从日常生活入手，把日常生活当做中介来写人和社会，因此，我们读左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个时代的作品，往往很自然就能够了解19世纪社会的基本情况，因为他们写的是用日常生活。现在很多人觉得《红楼梦》难读，一个原因，是大观园里都是日常生活，而日程生活都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如果只读情节不读细节，那当然读不懂。一部好的小说就像大观园一样，很多人物在里面生活，喜怒哀乐，你无论从哪个门进去，都能看到很丰富的生活和细节。
现在很多读者对现实主义小说的理解是有偏差，认为小说一定要和新闻事件相关，和时下热门事件相关，喜欢读那种充满刺激感的情节的作品来满足某种阅读的快感，其实，伟大小说都是细节大于情节的，例如《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并没有写当时俄国正在进行的农奴改革，而是安娜的爱情遭遇，是她的日常生活。可是，这部作品一直被认为是俄罗斯生活的一面镜子，为什么？值得深思。
做文学批评对于小说创作有何益处？作为知名的文艺理论家，如何看待作家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现象？
做文学批评家多年，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明白，我写小说时候首先要明白不要什么，不写什么。例如，现代主义虽然是20世纪的文学主潮，对我们中国作家影响很深，但是一般来说，现代主义写作都不重视人物塑造，这给文学的思想性，文学的现实性，都带来严重的损害，所以在《无名指》的写作里。我努力恢复塑造人物的这个传统，以写人物写社会，以写人物来认识社会，而不是通过直接写社会来认识社会。
文学作品的改编，对电影和电视剧都非常重要。余华的《活着》，是电影改编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因为这部小说的文学性为电影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近些年电影的剧作忽略文学性，很多作家不但在写作时有意向剧本靠拢，甚至出现了影视剧拍出来之后再改编成小说的现象。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电影越来越缺乏文学性，缺少坚实的文学基础，有些作家甚至用降低文学性来迎合影视制作。这是舍本逐末，电影应该在剧本上下功夫。
您认为什么时候当代文学发生了真正的变革？
李陀：70、80年代我国的文坛有着特殊历史环境，一些僵化的文学教条还严重的束缚着文学，因此，如何突破这些束缚，就成为当时很多作家的追求。我在《十月》82年第6期，发表的了《论"各式各样的小说"》一文中，提出了"现代小说"不能局限于一种模式，不能按照某种固定的规范来写作，文学写作应该各式各样，作家要更多地发挥自觉性和主动性，写一些让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变得复杂性的东西。同时，我自己也写了一些小说，主要是短篇，其中实验性较强的是《七奶奶》和《自由落体》，但是，我对这些作品很不满意，觉得还是在跟着人家的脚印走，还不是我理想的现代小说，于是就停止小说写作，开始写文学评论。
当代文学发生变革是在85年前后，出现了汪曾祺、阿城、莫言、韩少功、李锐、王安忆、刘索拉等人的写作，突破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格局。但是，我认为1987年前后，在文坛出现了余华、苏童、格非、马原、残雪、孙甘露这批作家，还有蔡翔、程德培、吴亮、黄子平、孟悦、季红珍、南帆、王晓明这一群批评家，文学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我在《昔日顽童今何在》的文章里，甚至提出1987年的文学才是一场真正的文学革命。
今天看来，在那个年代文学批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文学，之所以在思考社会，思考人，思考现实方面，能够走在思想的最前沿，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活泼生动的局面，可以说是关键，在这互动里，被称作"新潮批评"的批评家群体，不但是鼓励了，在很大程度上时推动了文学写作，没有这些批评家群体的支持，80年代的文学变革是不可能的。其实，历史上任何文学活跃的时期都是这样的，必然是有一个非常活跃而且富于创造性的批评家群体，和同样活泼的作家群体之间，互相刺激，互相冲突，互相推动，可惜，这样的互动现在很缺乏了。
您怎么看待文学圈出现了圈子文化？
李陀：圈子文化，的确是最近十年一个新现象，而且是很糟糕的社会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圈子文化？我认为，尽管原因很多，归根结底是消费主义文化发展的一个产物。在过去，消费主义主要是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虽然也渗透到文化领域，但是文化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独立性，文化生产主要还是思想和精神行为，但是90年代之后，消费主义不但大举进入了文化领域，而且通过消费主义的日常实践，打破了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界限，文化"生产"也变成了商业生产。这样，在文化领域里，出于各种各样的商业利益，人们就很容易根据利益关系分化结合，于是圈子文化渐渐成为一种文化生态。
在文学领域，圈子文化也有很大影响。由于商业化的加深，就像电影在好莱坞那里形成电影工业一样，现在的文学写作也有形成"文学工业"的趋向，文学不再是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创造活动，而是某种形神消费品的生产，本质上，和生产一般商品没有根本的区别，这样，作家、批评家、出版商，甚至一些介入比较深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很自然形成了各种利益相关的圈子，圈子和圈子之间就很难出现互相冲突、互相批评的态势，于是不仅作家，连批评家也成了商业出版的工具。这是文化生态的大灾难，我以为甚至和自然生态的灾难一样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