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谈留守儿童:最深刻的慈悲是懂得

2019年01月06日05:09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8年的跨年夜,湖南衡南县三塘镇的罗氏夫妇被自己十三岁的儿子锤杀。事发三十多个小时后,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弑亲者有智力障碍的姐姐在讲到这件事时,只会说几个零碎的词语:钱,游戏。亲戚据此理解,是父母不给儿子钱打游戏,引发了血案。可这条线索如此破碎模糊,现在谁也说不清,少年真正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另一起案件:湖南沅江泗湖山镇,十二岁的少年小吴朝母亲连砍二十刀,致其当场死亡。冲突的起因,现在想起来很是匪夷所思,小吴偷偷抽完了四包烟,妈妈发现后大为光火,举起皮带打了儿子一顿。

  这两起惨案只相隔十几天,震惊叠加,寒冷彻骨。

  人们显然慌了神,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声音就没有停过。关于这个问题,刑法专家说得很明白,简单降低年龄非但不能遏制犯罪,还可能造成交叉感染、促使未成年人形成反社会人格等新问题,是回避问题、转嫁责任的做法。

  但是大家的焦虑是真实的。尤其是沅江弑母案后,当地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置如此年幼的罪犯,一度想让他回到学校上学。家长们群情激奋,最后小吴被送到长沙接受管束教育,衡南县也有意参照此方案,在现实条件下,这是个不坏的结局。不过,焦虑远没有平息。很多人不能理解,年幼的子女如何下得了手,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杀害父母。小吴即便在警察面前认错,也只轻飘地吐出一句“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小罗写下过表达孝敬双亲的作文,可举起锤子的那一刻,写在作文纸上的词句似乎只是纯粹的修辞,触动不起心底的一丝波澜。

  “不能理解”的事却接连发生,这本身比不知道如何惩罚和矫正“小恶魔”,更让人担忧和警惕。

  这两个年幼的弑亲凶手,多少都和“留守儿童”沾边。小吴的父母在外打工多年,早年在爷爷奶奶无当的溺爱下生活,妈妈回来后,又开始了粗暴的“严管”,矛盾不断升级。小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留守儿童,可是母亲和姐姐都有智力障碍,父亲忙于生计,很少陪伴,只能惯着孩子,以此“弥补”。

  这一切,都没有超出我们对留守儿童的印象,这一切,也完全没有让事情变得可以理解。

  对“留守儿童”现象本身,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也从没有真正了解过。我们抽象地知道,他们孤独、缺少陪伴和适当的教育。可是,我们其实完全不能想象,他们是如何长大的。我们只知道,青壮劳动力离开了,但与之息息相关的乡村伦理失落、精神世界的凋敝,我们却难以真正觉察。连接彼此的,只是质朴的同情,或者茫然的恐惧。

  很少有人会突破人格极限,酿成弑杀父母的人伦惨案,但孤独的生长环境、贫瘠的精神世界,早已埋下了不祥的种子,结出各种让人费解的恶果。学者张丹丹做过针对留守儿童犯罪的调查,在她走访的男子监狱里,有17%的服刑人员曾经是留守儿童,忍不住让人设想未来十年的犯罪情况,具体情形自然难以确定。

  作家袁凌在非虚构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里,写过走上犯罪歧途的留守儿童的故事。这篇长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细致地还原了几位主角的成长轨迹,努力接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其中最叫人感慨的,是化名崔凯的小伙子的经历。和其他几个一路迷茫、一路沉沦的孩子不同,崔凯考上了大学,后来又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还攒下了十万元的积蓄。可和同事的一次龃龉,又不经意勾引出他心底的恶兽,他抄起红酒开瓶器,刺瞎了同事的眼睛。

  崔凯一度以为,孤独童年留给他的自卑和恐惧已经逐渐消失,但现实是,阴影一直在那里,即便他已经很努力地融入正常的生活,早已不是动辄跟人打架的“坏孩子”。

  袁凌把崔凯们的生活轨迹,形容为“抛物线式的沉沦”。下坠几乎是宿命,只是你没法知道,他们最后会跌落到哪里。也许你很想拯救他们,可前提是,你得找到轨迹的起点,知道他们是如何被命运“抛”出去的。

  精神不能互通,公共治理便无从下手。想要真正的改变,需要的是更多像张丹丹、袁凌们那样的努力。最深刻的慈悲,是懂得。

  三塘镇是“全国小康示范镇”“全省经济强镇”,还是湖南省“诗词之乡”,沅江也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它们不偏僻荒蛮,也不是赤贫。极端案件有其偶然性,难以简单归因,可本该民风淳朴、传统深厚的地方接连发生人伦惨剧,更警醒人们留意社会文化与精神层面的空洞。如果不能找到“抛物线”的原始驱动力,改变滋生“小恶魔”的土壤,谁也不知道,悲剧的魅影,会投到什么地方。

  张静雯

编辑: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