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古代名人孙奇逢研究

2018年12月06日18:07

来源:大河网

  2015年5月21日,在河南辉县夏峰村一工地挖出3块残碑,上有“清故大儒孙征君夫子神道”等字样,经专家考证,这是与黄宗羲齐名的明末清初大儒孙奇逢的神道碑。孙奇逢是明清之际卓著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爱国志士,其晚年在河南辉县夏峰村讲学,也被称为夏峰先生。他被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中原文献”,与黄宗羲齐名,被称为“南黄北孙”。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更将孙奇逢、黄宗羲、李颙称为“海内三大儒”。他的德行、著述与事功都是当时的翘楚,对他的研究意义重大。

   一、孙奇逢的生平与著述

   (一)基本生平

  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于明万历十二年出生(1585),逝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享年92岁。但是作为著名的学者,他是满清统治者重要的笼络对象。清王朝前后多次委派孙奇逢官职,他都以有病推辞,坚守了崇高的气节。孙奇逢在颠沛辗转的过程中,终于在1650年居留在辉县苏门山。

   (二)主要著述

  孙奇逢的著述主要保存在1845年所刊印的《孙夏峰全集》当中。孙奇逢是著名的理学家,公开反对训诂,他清醒地认识到训诂之学并非学问正道。因此,孙奇逢的著述以论道之作为主,下面简要介绍其中重要的几种。

   1.《理学宗传》

  这本书是孙奇逢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是对儒家人物进行系统地研究和阐释的论著。这本书的写作经历了30年的光阴,基本呈现出孙奇逢思想历程与变化。

   2.《读易大旨》

  这本书是研究《周易》的专著,共5卷,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没有叙言,也没有写作凡例,只有一篇《读易大旨总论》。这本书于1688年刊刻。总体来看,这本书是孙奇逢易学观的集中展现。尤其对周易的历史观有深刻的认知,如“盛极必衰”、“盛衰相循”、“顺时而处,量险而行,则险皆易也”等辩证法的观点。

   3.《四书近指》

  这本书是研究孔孟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对陆、王、程、朱思想的重要继承和发展,全书共20卷,1662年刊刻。这本书有许多光辉的哲学论断,如“自然之谓天,一定之谓命”。在历史观上,既有重民的积极观点,如“天实以民为视听”的精彩论点,也有英雄决定论的唯心主义论断,如“自有天地便有几个帝王,便有几个名士,不独治一时之天下,而为千万世立规垂范”。

   4.《夏峰集》

  这本书主要有《语录》、《补遗》、《杂著》三部分构成,共5卷,基本是论道之作,是孙奇逢思想最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心统乎理”的重要论点。在方法论上,他提出了“自然之数一定之理”的论断。在动静的关系上,他深刻地提出“动静却不容分”的重要论断。在历史发展观上,他指出“夏、商、周一礼相因,而妙处全在损益”。对于生死的态度,他更豁达地指出“生死一齐放下”。在做人上,他指出志节的重要,“此心所以撑住天地者,全凭此志”。

   二、孙奇逢的主要思想

  孙奇逢的思想集体非常庞杂,许多思想都超越前人,是同时代的翘楚。

   (一)理学思想

   1.理先气后,体用一源

  孙奇逢在二程、张载的学说基础之上,将理气作为宇宙本体范畴。他提出理是本体,气为理的具体展现的理本论。在其《答问》一书中有这样的命题:

  问:“理与气是一是二?”曰:“浑沌之初,一气而已,其主宰处为理,其运旋处为气。指为二不可,混为一不可。”

  在这里孙奇逢明确指出了理气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理气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分割,是二而一的关系;同时理气之间又各有特性,本质不同,是一而二的关系。但是理是主宰性的,是根本,也是气变化运动的动因所在,气只有在理的主宰下才发生种种变化。虽然理是根本,但是又不能就理言理,需要从阴阳二气的变化中来认识,正是有了阴阳二气的生化才有了天地万物。

   2.吾心即天地万物

  孙奇逢发挥了陆九渊的著名论断,即“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吾心即天地万物”的命题,进而形成了他自己的心性本体论。在孙奇逢看来,人心不仅备万物,同时也主宰着“尽性、立命、知天”等基本人生伦理。他指出:“古之圣人,尽性、立命、知天,皆本于心,故但尽其心而已矣。”孙奇逢在论及“礼”的时候,他强调要将“礼”“归之于心”。这些论点都说明孙奇逢“心为本体”的思想特征,也是对王阳明心学的继承和发展。

   3.收放心的内向求索

  这种收放心的内向求索一直是陆九渊、王阳明所提倡,他们都主张通过这样的修养功夫达到明本心的目的,孙奇逢也继承了这种思想理路。他指出:“陆子谈本心,恶言心者,群起而攻之。……王子谈良知,恶言良知者,群起而攻之。”根据孙奇逢的发挥,人们本心便是有羞恶之心,懂得礼义,不苟且求生。而要明本心,必须要去除自己的私欲。只有去除了自己的私欲,天理才能显现,本心才能明达。

   4.格物致知的道德践履

  孙奇逢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内向求索,发明本心,他同时也非常重视人生的道德践履功夫。在他看来正是在日常行为中才能展现理想人格,他进而通过格物致知的学说来阐释知与行的关系。他指出“致知至此良知”,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努力探求达到明本心的目的,孙奇逢将“尊德性”和“道问学”二者进行巧妙地结合,不偏执一端,其目的就是要成圣贤,养成自己非凡大人气象。

   (二)学术思想

   1.不拘门户之见

  孙奇逢生活在明清易代的变革时期,其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儒家学说的发展历程并深刻反思如何平复门户之间的纷争,以发挥儒学经世致用的宗旨。在这样的学术诉求下,孙奇逢形成了自己兼采朱熹、王守仁之说,而义理以孔子之道为根本,折中调和理学与心学。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这样评价孙奇逢:“奇逢之学,主于明体达用,宗旨出于姚江,而变以笃实,化以平和,兼采程朱之旨以弥其缺失。”集中揭示了孙奇逢不拘门户之见的学术特点。

   2.崇实致用

  孙奇逢学术思想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重视经世致用,不提倡空疏,注重实用。依照孙奇逢的观点,天理虽然是根本的统摄,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之中,但是也需要通过人们的具体行为才能显现出来,正是通过人们日常的具体行动才能更好地护持心中的天理。因此,孙奇逢坚决反对那种不顾客观实际,只是一味纠缠于内心的追索的求道方法。他更明确地指出天理就在人们的日用饮食之中,追求学问应该从客观的实际生活中去体认,用行动来行道。他深刻地指出:“日用食息间,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违天理拂人情处便是学问。”也就指出了体认天理的根本途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切实践履,而不是空谈心性。

  以此为出发,孙奇逢形成了自己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他认为理学的根本不仅仅是修身养性,而且更应该包括经世致用的现实实践。他指出:“理学、节义、事功、文章总是一桩事。”因此,在研习理学的过程中,不能陷于空谈,而是成为一个真正践行理学的人。孙奇逢不仅是这么说的而且是切实的行动者,在现实生活中,接人待物从没有架子,如有人向他求教,他一定耐心细致地进行讲解交流,从没有高谈阔论、目空一切。因此,上自公卿大夫、下自贫民百姓都愿意接近他,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

   (三)教育思想

   1.教育目的:学为圣人

  按照孙奇逢的说法,古人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明道理,做好人”。所谓的“好人”,依照孙奇逢的解释,最初级的是养成忠厚、平和、循规蹈矩的士绅,最高一层则是做圣人。而孙奇逢坚信通过教育成为圣人是完全可能的,为什么能够可能呢?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是纯然自足的,只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的,规范自己的行为,不断增进自己的道德,便可以逐渐地达到圣人的境界。因此,圣人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其关键在于自己能不能横下一条心,严格要求自己,切实去做。只要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严格要求、切实体认则必能够达到圣人的境界,也就完成了教育的宗旨。 

   2.教育作用:智愚习成

  依照孙奇逢的看法,教育的作用就是能让蠢笨的人变聪明,如果不学习聪明的人也会变得蠢笨。依照孙奇逢的划分,人有三个等级,也就是上智、下愚与中人。在现实的生活中上智和下愚是比较少的,大部分是中人。这三种人虽然资质各不相同,但是都离不开教育的引导。上智如果不通过学习来扩充自己最终也会成为愚人。下愚通过自己的不断学习和修行最终也可以成为圣贤。中人要想成为圣贤同样也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教育。因此来说,教育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国必不可少的。无论人的资质差异如何,最终都需要通过教育来不断地完善自己。

   3.教育内容:本诸天

  这是孙奇逢的教育内容,按照孙奇逢的设计理学是教育的基本内容。他说:“儒者之学,乃所以本诸天也。”也就是说儒学的根本内容是“天”,这个“天”的具体内容就是“天者,理也。”也就是说,儒学的教育内容是天理。天理是先天存在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每个人随时随地都离不开它。这就指出了他的教育内容是体认天理,也就说去发现和掌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4.教育方法:诱掖磨炼

  孙奇逢对教育方法的论述比较少,但是概要而言,就是教育的方法可以多样,不要求完全一致。依照他的说法,孔子有孔子的教学方法,孟子有孟子的教学方法,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朱熹成为朱熹的样子,陆九渊成为陆九渊的样子,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圣贤豪杰,因此,不需要强求固定的教育方法。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法,只要不偏离儒家的教育根本,就不要指摘苛求。如同人们走路,最终会殊途同归。虽然孙奇逢对于教学方法没有固定的要求,但是他所最为欣赏的两种方法就是诱掖、磨炼。前者主要是引发学习者的初心,后者主要是学习者初心引发之后所采取的修炼办法。要养成学生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自己去发现和解决问题。

   5.注重研究学习方法

  孙奇逢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学习,而学习要积极主动,只有主动探求学习,才能作用逢源,有大的收获。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注意探究具体的学习方法。其中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孙奇逢认为:“学,只在事上学。”只有把理论性的知识付诸行动才能有收获,不然所学的知识也是不牢固的。同时孙奇逢主张人的一生学无止境、要终生学习。他说:“道原无尽头,学自无了期。”除此之外,孙奇逢还强调活读书,不能死读书。总之,这些学习方法的探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真正学有所得、学有所成。

   (四)民主思想

   1.天民一理

  孙奇逢虽然仍然是“天意”史观,但是其认知已经有所进步,在他看来“天立君之意总是为民”,也就是说民是君的主体和支持,如果离开了民众的支持,君也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君为了自己的存在,必须首先保持民众的基本生活,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进一步来说,无论是天,还是君,都是一种虚位,民众才是实位。上帝居天,小民在地,中间是君主,君主是秉承上帝的意志来治理民众,小民才是君统治的基础,才是君的天下。因此,孙奇逢大胆地宣布“民即天下也”,也就是是老百姓才是天下的真正主体。君离开了民,也就无所谓君,君的得天下和失天下,完全在于民的拥戴与否。

  在孙奇逢看来,君的位置是天授予的,但是“天实以民为视听”,也就是民众授予了君主的地位。要得天,必须得民,只有得民,才能得天下。同时孙奇逢指出,天意也是难以揣测的,而天意是依靠民意来显现。也就是把民意等同于天意。君主的行为只有符合民意,国家的统治才能稳固,如果不符合民意,各种灾害就要发生。因此,君主的争取民心,他说“丘民之心,不可伪而邀之。”这种思想,正是孙奇逢目睹了社会变乱,只有君主待民以诚,才能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

   2.君民一体

  孙奇逢在处理天、君、民三者的关系时,提出“天民一理”,直接将民的地位提升到天的高度,也就说民就是天。这样按天意行使权力的君便是依靠民众来统治,也就是民授予了君的统治地位,民的地位高于君。

  这种思想的由来,是传统的“民贵君轻”的观念的发展。孙奇逢主张君民一体,互相支持,不分离。他明确地说“君民一体,忧乐相关”。在具体的施政的过程中,民是邦本,要以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只有如此,君才能得民众的拥护,国家才能昌宁和合。不然,只能导致民心的散失。而民心失散的根本原因,就是君失道,不以民的需要进行统治。而民心一散,国家的财用就不足,也难以进行统治。君破坏了“君民一体”的原则,也就是自己将自己打倒,只能让民众奋起反抗,将其推翻了。

   3.诛君吊民

  对于当时的政事,孙奇逢和上古进行了一定的比较,在他看来,古时候的统治者事事都是为了民众,而现在却是处处损害民众。这种与民为敌的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他向封建统治者提出警告,指出前者之鉴必须要吸取,如同夏朝、隋朝都是与民为敌,最终导致失败的下场。他深刻地指出:“自古及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在明代,统治者对民众横征暴敛,因此导致农民起义不断,最终李自成的大军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让更多的老百姓汇入了抗争的洪流。但是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明朝统治者仍然不觉悟,最终只能导致王朝的覆灭。

  总之,在孙奇逢的民主思想中,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新阶层的出现的一种反映。他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就明确指出了封建君主只有为民谋利才能巩固统治,不然只能遭到民众的反对。从明王朝的灭亡,深刻地证明了他的言论。

   三、孙奇逢的道德品行

   (一)高尚情操

  孙奇逢在当时不随波逐流,在封建统治者的笼络下,保持本色,拒绝出去为官。终其一生,我行我素,成为一个“虽入山,非闭户;虽避地,非绝尘”的隐士,成为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的哲学家。

   1.不慕官

  在明末清初,做官的机会很多。孙奇逢在明末清初前后11次被封建统治者所笼络,委与官职,但是他都拒绝,坚决不出去做官。终其一生就是讲学,著书立说。即使在他70岁的时候,清朝统治者仍然希望他能出来做官,但是他仍然拒绝,说自己并不是隐士,而是因为自己有病,不适合出去为官。孙奇逢实际上得过严重的胃病,但是在他60多岁的时候竟然彻底好了。他以有病推辞,完全是以此为借口,目的是为了“屏绝声势,混迹农樵。”因此,才有了他多次拒绝出去为官的行为,表现了在异族统治下,维护汉族尊严的举动。

   2.不贪财

  封建社会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人为财死”,但是孙奇逢却坚守住自己的底线,将“贫”作为自己行为上的标准,富贵都是浮云,贫贱是人活着的正常状态,是圣人的“真实境地”,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认知。就当时孙奇逢所处的时代来说,他是有机会谋取富贵的,但是他都拒绝了。其真实的目的,就是孙奇逢不愿意在权贵的压制下生活,不愿意同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因此,要做真正的本我,选择自己最想从事的事业。他说:“志欲覆天下,而力不能庇一家,何必勉为慷慨激昂之行也?藏锋敛锷,宁后一着,退一步。”。这句话深刻地说出了他在困境中的人生哲学。他还说:“境虽逆,有道以居之,虽逆顺也”。

  依照孙奇逢的观点,人生下来并不是必然富贵的,都是孑然一身,一丝不挂。他说:“人生初落地时,只有此身,原来贫贱,非有所失也。至富贵,则有所得矣。无失,无不得;有得,有所失。故均一非道。富责不可处,以其外来;贫贱不可去,以其所从来。”这句话生动地写出了他富贵如浮云的心态。而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时刻,思想家们宁守贫贱,拒绝富贵的行为和思想也是较为普遍的。如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里面,通过主人公贾宝玉之口说出了这种富贵是浮云的心态,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林黛玉也说出了“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安贫乐道是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3.守正道

  孙奇逢“安贫乐道”,“贫”只是他坚守“道”的具体体现。这种在极为贫困的境况下,如他说自己“五十余年识一字,朝餐及午亦忘饥”,这种坚守的背后,只能是自己对“道”的坚持。他说:“五十年守贫即是道”,“应贫而贫,应贱而贱,即道也,即仁也”。反之,应贫而富,应富而贱的现象,都不是正道。他说:“贱何逆之有?当贫而贫,当贱而贱,则贫贱有余荣;不当富而富,不当贵而贵,则富贵有余辱。”这些话生动地表达了他11次拒绝为官的道德原因,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不与异族统治同流合污。依照他的话,那就是“饿夫撑拄天地”。

  这种坚持虽然很难,但是孙奇逢终其一生保持了这种本色。他自己说:“心不受物累,动自与天齐”。这句话说明了他对道的坚守。在明末清初的社会环境里,污泥浊水随处可见,他却说自己“混迹不言贫!”显示了他对社会认识的深刻与无情的批判。

   (二)优良品格

   1.闻过则改

  孙奇逢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动不安的时代,但是他却保持自己的本色,如同闲云野鹤,不改本色,彰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在这种变动的时代更需要维持伦常,在处理种种关系的时候,是责人严还是责己严,还是有过则改,还是文过饰非,成为君子、小人的分水岭。孙奇逢时刻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闻过则改。但是时刻能让自己改正错误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很多人不过是停留在口头上,很难坚持下去。但是孙奇逢不仅说“立德立谋,是人生第一紧要”,而且在现实的生活中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的言行。他还说:“能处人所不能处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所不能堪之忧,则其中必有大过人者矣”。充分地显示了他自己的那份坚守。

   2.不慕虚荣

  孙奇逢在当时是受到社会的普遍赞誉的,可谓名气很大。但是对于这些外在的赞誉,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反对那种过分的赞誉。他认为外在的赞誉如果过分,就是失真,将是一种伤害。他说:“声闻过情,正耻其无本也。”在他看来,这种“无本”之誉,为何是一种不耻?如果安于这种过情之誉,则此人必然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反而倒助长了人的虚荣心。所以,那种安于过情之誉的行为,固然不对。但是那种过情誉人的人,自然也是不对的。孙奇逢指出:“誉人过情,亦不免自罹于罪。”

  因此,孙奇逢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贪慕外在的虚荣,在他看来“君子知过情之可耻”,那么只能严格要求自己,不贪慕虚荣。这样做对于个人立德有非常有好处的。孙奇逢说到:“闻誉增惕,虑有过情之耻;闻毁加修,借为自全之”。也就是说,毁和誉都是个人增进道德的阶梯。这就充分表现了他处理毁誉的办法。

  当人们面对荣誉的时候,是当之无愧,还是受之有愧?其关键就是要看这种赞誉是不是恰当的,如果是过分的赞誉,如果自己接受了,那么将是受之有愧,对于自己的道德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自己在种种过分的赞誉中,不注意修身立德,飘飘然,将极大地伤害自己的道德进步。反之,如果自己对这种过分的赞誉时刻保持清醒,时刻砥砺自己的修养,那么自己的道德生活将日益丰满,促进自己的不断进步。这种处理荣誉的方式充分显示了孙奇逢成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孙奇逢正是在种种的赞誉面前保持自己的本色,时刻砥砺自己的品格,才让自己的道德日益进步,学问日益提升,并将这种过分的赞誉作为提升自己道德修养的资料。依照他的说法,即“遁世无闷,不管非笑毁谤,且借非笑毁谤为进德之资”。这种说法,不仅是一种人生格言,也是一种精彩的警句,不仅是孙奇逢个人修养的体现,也是后人学习的标准。他这种对待荣誉的态度,在当下也是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的。

   (三)刚正风骨

  孙奇逢的思想是早熟的。在他28岁的时候,已经无意功名。40岁的时候,同朋友茅止生私下评议“天下大物将有所属”,他的思想开始进入寒冬;66岁的时候,携妻将子,迁徙到苏门,在路途中便“发出燕南有逸老,岁寒挺孤芳”的呼喊。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常常以“岁寒氏”自称,在他写作《畿辅人物考》的时候,就常常以“岁寒老人曰”来发表自己的各种意见。他的一部重要文集,就名为《岁寒居文集》(也就是后来的《夏峰先生集》)。他在86岁的《自赞》中写道“问尔为谁?曰岁寒氏!”总之,孙奇逢所经历的时代是中国的一个变革时期,尤其是明王朝的腐败腐朽,宦官专权,民不聊生,士大夫的命运也不由自己掌握,有的是大难临头。在这种危险的时刻,在这种统治下,是躲避,还是自己勇于担责,在危险面前挺身而出?无疑是考验一个人的品行与风骨的最好时刻。

  在这种考验中,孙奇逢是交了完美答卷的。当时魏忠贤弄权,整个朝堂乌烟瘴气,很多敢于抗争的士大夫被迫害致死。孙奇逢的好友金院左光斗、吏部都魏大中、文选员外郎周顺昌等纷纷入狱。在这种危险面前,孙奇逢积极去营救,并没有被阉党的强权所吓倒。虽然最终没有成功,左光斗等士大夫最终被锦衣卫杀害,但是他的勇敢举动显示了他不畏强权的硬骨头。与他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以前的朋友,有的还是高官显贵,但是都默不作声,不敢有所行动。这就更显示了孙奇逢不顾身家性命,勇于斗争、勇于担责的可贵。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准则,那就是“事上磨,方立得住!”因此,他才被人们称为“范阳三烈士”之一。这种高耸入云的风骨,是担得起这种称谓的。

  总之,孙奇逢所生活的明末清初的历史时刻,明王朝的覆灭给当时的士大夫很的震动,但是很多士大夫在这种变革面前纷纷选择逃避。但是孙奇逢却在国破家亡、生活穷困的境况下,坚守内心的信仰,也就是最基本的孝悌等观念,坚守着基本的伦理纲常。他在臣不忠,君不义,三纲沦而五常斁的历史条件下,犹矢志名教,“只为叔季振纲常”,虽没有能挽救得了大明之天下,却彰显了自己独特的精神魅力。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奇逢并没有因为明王朝的崩塌,汉族统治被异族统治取代而灰心丧气,而是坚守自己的道德品格,以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挽救社会道德体系的崩塌。同时,他的学问也是当时的典范,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孙奇逢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学者,他的道德和学问都是后世学习的楷模,对他的研究和解读不仅对于个人修身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河南文化资源的挖掘也有重要意义。(作者: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 周远方 )


编辑: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