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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元代摹本《清明上河图》局部
北宋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开启活字印刷的历史
发明于宋朝的水浮法指南针
□程遂营
河南，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多元文化在这里汇聚，商业文明在这里孕育，“四大发明”从这里走出。正如省委书记王国生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所说，历史上的河南是出过彩的，也是开放包容的。
鉴往知来，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宋朝——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鉴”是古代的镜子，一般用铜制成。唐太宗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经常照照镜子，可以帮我们把衣帽穿戴整齐；经常反思古代历史，可以发现国家兴亡的规律；经常把别人当作一面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三镜”说。这段话说得很深刻，不仅成为后代很多有为国君治理国家、做一个仁德之君的借鉴，也成为很多仁人志士为人处世、成就自我的座右铭。
在历史上，宋朝是实践唐太宗“三镜”说最好的一个朝代，因此也成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文化繁荣昌盛的一个朝代。今天，我们穿越历史，回望大约一千年以前的宋朝，会发现宋朝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遗产。
◆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保证了封建国家的政治稳定
宋朝建立不久，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一起探讨如何稳定封建国家的统治，赵普向宋太祖建议：“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在赵普看来，五代时期，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太大了，形成了君弱臣强的格局。宋朝建立了，应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削夺地方官过大的权力，由国家控制钱财和粮食，收回地方兵权，这样国家自然就安定了。宋太祖对赵普的建议照单全收，陆续从中央派出“转运使”主管地方财政，派出“提点刑狱使”主管地方司法，派出“安抚使”主管地方军事，三使同时具有监察地方官吏的职能，有效削弱了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同时，在中央分割宰相权力，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而且，设“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权，设“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财权。这样，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实现中央集权。另外，在宋朝之前的汉、唐以及宋朝之后的明、清都频繁出现了三大政治毒瘤“宦官”“后宫”和“外戚”专权的局面，这种情况也基本没有在宋朝出现。
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不仅保证了两宋三百多年政治基本稳定，而且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有效运转，基本实现了整个社会的相对安定。
◆便利的交通和繁荣的市场促进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发展
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保证了国家政令有效贯彻执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大家都熟悉北宋末年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这幅画上，张择端为我们展示了北宋都城开封的繁华景象，突出刻画了大运河交通对开封城市发展的作用。张择端的这幅画还有意无意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想富，先修路！”古今都是如此。不过，古代没有柏油马路，更没有铁路和航空交通，只有陆路和水路。相比较而言，水路交通运量大、运速快、运费少，还比较干净、安全，所以成为古代的主要交通方式。宋朝建立后，不仅疏浚了隋唐以来的大运河，而且构筑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络系统。交通便利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就具备了良好基础。而且，宋朝统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商品经济。在大城市，废除封闭的坊市制度，城市商品交易的自由度增大；在乡村，集市贸易兴盛起来。同时，宋朝十分重视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很发达，同海外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密切的商贸关系。
有学者研究表明，宋朝的GDP总量和人均GDP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虽然古代的统计数据还不足以支撑这个结论，但有一个数据是真实的：北宋都城开封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百万，发展成为一个人口众多、设施齐全、管理先进的古代大都市。而同一时期，世界其他的大城市，比如英国的伦敦、意大利的罗马、伊朗的德黑兰等，人口都还不到开封城市人口的半数，而且这些城市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也无法与开封相提并论。都城是国家发达程度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宋朝在当时领先世界的经济地位。
◆提倡文教和宽松的文禁带来了文化、教育与科技的全面繁荣
提倡文教和相对宽松的文禁政策是宋朝文化的突出特点。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主张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的后代子孙把这个治国方略很好地延续了下去。首先，大力推行科举取士。大量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宋朝官僚队伍行列，大大提升了官僚队伍的文化素养。其次，大力繁荣文化教育。皇帝亲自出面号召天下人读书，宋真宗曾经亲自作了一首励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由此可见，皇帝号召读书的力量该有多大。加上宋朝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印刷术与造纸术的合璧使书本的印刷更方便，使宋朝的教育更容易向民间普及。再次，执行相对宽松的文禁政策。其中，突出的表现是不杀文人高官。大家知道，宋朝出了一位铁面包公——包拯。包拯刚直不阿，得罪了很多权贵，甚至得罪过仁宗皇帝宠爱的张贵妃。为什么包拯得罪了那么多人没有被杀头？一方面是仁宗皇帝的包容，另一方面则是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发挥了作用。在相对宽松的文禁环境中，宋朝涌现了寇准、包拯、王安石等优秀的政治家群体，司马光、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优秀的史学家、文学家群体，黄庭坚、米芾、张择端等优秀的书法家、画家群体，程颢、程颐、朱熹等优秀的思想家群体，沈括、李诫、苏颂等优秀的科学家群体等。而且，宋朝时期，指南针开始运用到“海上丝绸之路”航行中，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词闪耀在中国文学史上，北宋的都城开封首次出现了夜市，这些现象都绝非偶然。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给予宋朝历史文化高度赞誉。著名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也曾这样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先生所说的“空前”是指超过了汉、唐，“绝后”是指超过了明、清，他认为宋文化超过了汉、唐、明、清文化，我认为这个评价是不过分的。
◆片面抑武和削弱边防的军事战略埋下了封建国家覆亡的祸根
当然，宋朝在国家治理中，失败的地方也不少，最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是它片面抑武和削弱边防的军事战略。宋朝建立后，重文抑武。宋太祖赵匡胤曾公开对群臣说，外敌入侵的外患是边防小事，可以预防，也可以有效解决，但是武将叛乱、大臣篡权和农民起义之类的内患对国家政权的威胁要大得多，应该严防。所以，宋太祖先是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剥夺了部分将帅手里的军权，提拔任用一批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年轻将领担任军事高官。然后，再采取频繁调防军队驻扎地点的办法，使中央牢牢控制了全国的军事权力。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的确减少了国内的军事动乱，没有出现像唐朝的“安史之乱”或者五代武将专权那样的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国家的边防实力，使宋朝一直外患不断，先后受到辽、金、元军队的欺凌。结果，北宋亡于金，南宋灭亡于元朝骑兵的铁蹄之下。
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它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国防和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国家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保障，更谈不上经济和文化发展，老百姓也无法获得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今天，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发展自己的海、陆、空军事力量，就是要保证国家在受到外部侵略时能够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击退所有外来之敌，保证国家领土安全，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百姓的和平生活提供强有力保障，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回顾宋朝的历史同样是想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