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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侠片中，剑是必不可少的武器。图为电影《三少爷的剑》剧照
□策划体娱文创部执行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康翔宇
前两天，在与同事讨论“剑”这个选题时，同事说：“我觉得，只有长得帅的才配用剑。”武侠小说里但凡是把剑用得出神入化之人，必然是帅哥，“像楚留香啊，展昭啊，杨过啊，哪个不是玉树临风、英俊潇洒。”她还说，就算是正人君子，长得五大三粗也不合适用剑，必须要与剑的气质相契合，“你叫关羽、张飞拿一把剑，肯定也不合适嘛”。
为什么在我们的观念里，用剑的人就好像是一个模板出来的？
剑自商代出现，一直发展到现在，是为数不多的从战争工具演化成民众接受度极高，且具备一定精神属性的武器。
回顾最近几年的考古圈，哪里又挖出了一把稀世宝剑这样的新闻总是能够激起民众极大的兴趣，并且在收藏界，古剑似乎也是一个关注度颇高的领域。
在近日公布的香港大唐国际2019年秋季拍卖会“高古艺术”专场拍卖名录中，一把战国时期燕王所佩镶嵌玉青铜剑达到了150万港币（约134万人民币）的估价，在11月24日的拍卖中，还将有多把战国青铜剑拍卖。2015年，一把西周时期巴蜀地区的青铜柳叶剑，曾在上海拍出了448万元的高价。
国人为何对剑这种武器青睐有加？它又为何能够成为君子的代表？自剑出现后近3000年的岁月中，它是如何一步一步从武器变成了某种精神文化的象征呢？庄子在《说剑》中“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用剑之道，对后世武术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期大河报文化周刊《河之洲》，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剑的那些事儿。
一剑走江湖平凡人的侠客梦
越王勾践剑春秋
影视作品中，侠客用得最多的就是剑。图为《卧虎藏龙青冥宝剑》海报
玉柄铁剑西周
河南作为文物大省，历史上曾多次出土古剑。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的玉柄铁剑，1990年出土自三门峡虢国墓地，重塑了中国冶铁史，被称为“中华第一剑”；1976年从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剑身满布花纹，有阴刻篆字铭文十字“攻吾王夫差自作其元用”，仍然十分锋利，现藏于国家博物馆。2016年，信阳城阳城址18号战国楚墓发掘出一把青铜剑，当它被小心翼翼地拔开后立刻显出凛凛寒光，跨越2000多年仍然锃亮无比，十分锋利。
武士图砖隋
镶嵌玉青铜剑战国
11月24日将在香港大唐国际2019秋季拍卖会“高古艺术”专场拍卖。
乾隆地字一号“出云”剑清
□策划体娱文创部执行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康翔宇
每个人的心中，大概都有一个“仗剑走天涯”式的侠客梦：相貌俊美、白衣飘飘的侠客戴着斗笠，穿过喧闹的集市。侠客背负着乌沉沉的剑鞘，里面是一把古朴的长剑。没有人知道他身怀绝技，身后的那把剑曾饮过无数奸佞的鲜血……
在武侠世界中，用剑之人，如楚留香、展昭、袁承志，哪个不是风度翩翩，相貌英俊？在现实历史中，历代君王、王侯将相，又有哪个没有宝剑傍身？剑从最初的战争利器，到身份象征，再发展成为侠义精神的代表，历经几千年的岁月，已然成为了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你知道中国最早的剑是什么样子吗？像越王勾践剑这样，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侵蚀依然锋利如初的宝剑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为什么那些英俊潇洒的大侠都是用剑而不是大刀或板斧呢？
剑，武可以御敌杀贼，文可以修身养性。欲懂中国文化，何不从剑开始。
剑非中原产物，它的诞生颇具神话色彩
剑究竟诞生于何时？
司马迁在《史记·黄帝本纪》中说：“帝采首山之铜铸剑。”而《管子·地数》中则说：“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被黄帝打败的蚩尤，在葛卢山发现了金属，因不甘臣服，就将其铸造成剑、矛、戟和铠甲，再次向黄帝宣战。这两本文献把剑的起源，纷纷指向了那个距今4000多年，充满神话色彩的三皇五帝的时代。
而在现代考古中，我们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金属兵器不是剑，而是铜戈，铸造年代为夏朝晚期。真正意义上的剑被发现，则要晚到商代。
据资料记载，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鄂尔多斯直柄匕首式青铜短剑”，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剑，距今3500多年的早商时期器物，通长25.4厘米，剑身近似柳叶形，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匕首极为相似。据河南博物院研究员石晓霆介绍，在内蒙古和山西的商代墓葬中，曾大量发现青铜剑，“最早的是一戈一剑的配置，后来发展成为一钺一矛一剑，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单兵兵器组合”。因此，剑原本就是北方草原文明的特有器物，而且最初的剑，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长，作为近战短兵器，最早的剑更注重格斗性和实战性，所以都比较短小。
那么，当时中原为什么没有这种兵器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共考古与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马俊才研究员解释说，商代战争多为车战，士兵在战车上也多是拿弓箭和长戈等，“二三十厘米长的短剑，在车战中根本就起不了任何作用”。当时北方多是氏族部落，生产力和人口都与中原无法相提并论，因此各氏族没有战车，小规模的部落冲突也都是近战肉搏为主，所以短剑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棠溪不出，谁与争锋
剑在中原地区广泛使用，要晚到春秋时期。据《左传》记载：“邵公二十一年……齐乌枝鸣曰……彼多兵矣，请皆用剑。”这是剑用于中原战争的最早记载。
而今的驻马店市西平县，2000多年前曾是全国最大的冶铁基地，“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描述的正是当年冶铁的场面。《战国策》曰：“韩（战国时期，西平属于韩国）之剑戟，出于棠溪。”《史记》载：“天下之剑韩为众。一曰棠溪，二曰墨曜（墨阳），三曰合伯，四曰邓师，五曰宛冯，六曰龙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将。”有一种解读说，九大名剑都出自西平，但可以确定的是排名九大名剑之首的棠溪宝剑产于西平。所谓天下之利，棠溪之金。棠溪宝剑锋利到什么程度？历史上记载，棠溪宝剑可“陆上断牛马，水中截鹄雁”，细如发丝，硬如钢铁，都能瞬间斩断。
在复原了棠溪宝剑铸造工艺，并因此入选2014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庆民看来，一把好剑的打造，包括锻打、热处理、研磨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又有不同的工序，加起来上百道。
好的宝剑，单是折叠锻打百次，每次又要锤打百下，称得上“千锤百炼”。炉温、锻打速度、下锤的角度，任何一个细节的偏差都可能毁掉一把好剑。
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淬火时用的水。古书上曾经记载，“棠溪在西平，水淬刀剑，特锋利”。“专家曾经专门分析过我们棠溪河水，水中发现含有锌、锶、锂等多种元素，非常适合作为淬火的介质。”高庆民说。
春秋时期，群雄割据，各国之间频繁的战争和交流不仅让武器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各国之间手工业技术的不断交流和融合。
被看做是齐国手工业生产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的《考工记》中记载：“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从我们熟悉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到2018年安阳出土的吴王诸樊剑等诸多历经2000多年仍锋利如初的吴越两王的宝剑，可见当时的吴越两国的剑，代表着其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准。
具体高到什么程度呢？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星光介绍说，《考工记》中的“攻金之工”，详细记载了春秋战国各种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其中《桃氏》篇，则详细记载了剑的形制。
“根据文献记载，当时的青铜剑主要由剑首(剑柄尾部的圆盘)、剑柄、剑后(剑柄中部的凸箍)、剑格(剑柄与剑身之间的部分)、剑身构成。”王星光介绍说，《桃氏》中记载，剑格宽度约为6厘米，各部分尺寸均以剑格为基准，“一般情况下，剑的长度在40-60厘米之间”。
《考工记》中有世界最早的合金比例配方——“金有六齐说”，即不同青铜合金的六种配比。“其中，‘三分其金而锡具一，为大刃之齐’，就是说青铜剑的铜锡比为3∶1。铜影响合金的韧性，锡影响合金的硬度。古人认为，这样的配比可以两者兼顾。”王星光说。
我们再以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为例，剑长56.2厘米，有剑格，剑柄为圆柱形，基本形制与《考工记》中记载的基本一致。但不同之处在于，越王勾践剑的剑首，是实心的，并且装饰有壁厚极薄且高凸的多圈同心圆，十分的规整。实心剑首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形制，而更为少见的在于，其剑首内，同心圆的厚度在0.2~0.8毫米，凸起达到0.5~2.2毫米，各圈的间距在0.3~1.2毫米，在没有精密测量仪器的2000多年前，精确如此实属奇迹。
研究人员对越王勾践剑进行成分分析时，发现其剑身灰黑色的菱形花纹及黑色的剑柄、剑格都经过了硫化处理。硫化处理是在工业中时常用到的工艺，主要目的是增加物品表面的抗腐蚀以及耐磨性。而这一发现，也让越王勾践剑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表面硫化技术的武器。
越王勾践剑是一把在春秋时期极其少见的复合剑。它的剑脊采用含锡量较低的青铜合金，韧性强，不易折断；剑刃采用含锡量较高的合金，硬度大，更为锋利。20多层的纸，剑从中间“唰”一声一划全破。
正是由于这样先进的铸造技术，才得以将历代越王、吴王的佩剑，保存数千年而不朽，依然锋利如新。
从武器到文艺范儿标配，剑越来越不实用
随着吴越铸剑之法向其他各国的传播，佩剑也从兵器渐渐变为社会风尚，王室、诸侯、贵族纷纷把剑作为身份的象征，并且严格遵守一定的等级剑制。
而到了战国时期，连年的战火导致礼崩乐坏，佩剑也由贵族群体逐渐扩展到了更广的阶层。“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简公）其七年，百姓初带剑。”《新书》和《史记》中的记载，就说明了当时百姓确实已有了带剑的权利。而这时候，剑的形制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随着冶铁工艺的出现，青铜剑渐渐被铁剑所代替。剑的长度也从春秋时期的60厘米，逐渐加长到了70-100厘米，个别的长剑能达到100厘米以上。“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剑的实用功能正在减弱，而它作为身份象征的意义被进一步强化。”马俊才用一个故事解释了自己的说法。
荆轲刺杀秦王嬴政。他将涂满毒药匕首藏于地图中，在秦王缓缓打开地图观看的时候，荆轲突然抽出匕首，抓住秦王的袖子向他刺去。秦王大惊，挣断了袖子，急忙向后退去，并意图拔出佩剑防御，“但是他的剑太长了，自己拔不出来，慌乱之中，一个随从拿起旁边的一个盒子砸倒了荆轲，秦王这才有了些许的喘息，叫人帮他把剑拔了出来，砍断了荆轲的腿，左右护卫一拥而上杀死了他”。
秦汉时期，随着骑兵成为战场的主导，高速运动下的大面积挥砍就成为了高效的杀敌手段，再加上当时钢铁冶炼技术的高速发展，仅仅依靠刺击的剑就被刀所取代。然而，在民间，剑的娱乐功能却慢慢发展起来，进而兴起了一个新的社会风潮——舞剑。
随着“宴乐兴舞”的习俗，手持器械的舞蹈常常出现在民间的各种宴席之上，而刚柔并济、飘逸矫健的剑，就成了首选。比如鸿门宴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隋唐时期，可以说是剑在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但这时的剑已彻底退出了战争。《隋书·礼仪志》中明确记载了隋朝时期不同等级的人的剑制：“一品，玉具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则像剑。”
唐代诗人李白，自幼便精通剑术，25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更是写下了“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停杯投筋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等诸多与剑相关的诗句。剑在李白的笔下，也成为了防身自卫之外，抒发情感，托物言志之物。当然，这里还少不了宋人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以及清代郑板桥的那首《题游侠图》：“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里事，同上酒家楼。”诗人们以剑抒怀，或表达为国抗敌的决心、或展现除暴安良的责无旁贷、抑或是思想的自由等，剑已悄然在文坛“声名鹊起”了。
宋元时期，戏曲和武术表演的相互融合和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剑作为表演道具的功能。大量武打戏的出现，也促进了剑术套路的形成，这也为明清时期我国武术套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那个门派林立的时代，剑术也逐渐被各流派所吸纳，催生出各式各样的剑术套路：太极剑、武当剑、少林达摩剑、长拳剑法等。
而“庄子说剑”的十六字剑技之道，也在中国武术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诸如明代俞大猷《剑经》中提到的“后人发，先人至“以及太极拳理论中的“彼不动，己不动；彼欲动，己先动”等，都显然与此一脉相承。
帅的人才能用剑？那是你中了侠的毒
如果你问10个人“什么人才配用剑？”可能10个人给你的答案都会是“大侠”。
在我们的心目中，剑与侠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而且金庸先生借郭靖之口为我们做出了解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行侠仗义。”具有这样英雄气概之人，怎么可能五大三粗、贼眉鼠眼？因此，在我们的心目之中，面由心生，心中磊落，相貌必然是帅得流芳百世。
所以，剑，一定是相貌英俊、一身正气的大侠才有资格佩戴。
在荥阳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陈万卿看来，用剑之人有三个境界，分别是剑术、剑道和剑胆。剑术指的是招式和武术门类，用于战争、格斗或是强身健体；剑道偏向于精神世界的思考，是剑术的哲学抽象表现，“剑术精湛之人可能会人剑合一，进而影响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而最高境界就是剑胆了，是对英雄精神的诠释，也是侠义精神的代表。
虽然剑渐渐远离了战争，但它以文化基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
早在先秦两汉时就有了剑侠传说，如《吴越春秋》记载了“越女试剑”的故事，越女以柔克刚，以竹梢为剑，后世小说中高手以木棍、竹竿、手杖等为剑大约可追溯至此。唐朝豪侠小说的诞生，以《七侠五义》《施公案》为代表的侠义小说的兴起，再到民国初年产生的旧派武侠小说，最后到以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为代表人物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巅峰，这些作品中都能找到剑的影子。就连火爆网络的玄幻小说，其中人物也有很大一类被称为剑仙，以剑成仙，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剑文化的一种极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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