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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王伟宾
□卫绍生
素有“天下之脊”美称的太行山，千峰竞秀，万壑沟连，是中国北部重要的东西地理分界线。公元3世纪中叶，三国曹魏政权风雨飘摇，同时，以司马昭为代表的司马氏集团迅速崛起，朝廷政局波谲云诡，风云变幻。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试图置身事外。他们在南太行一带寄意山水，纵情诗酒。由于经常聚集于山阳嵇公竹林的是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七人，时人就以竹林七贤称之。
◎嵇公竹林何处寻
根据多种资料记载，七贤所游之竹林不仅实际存在，而且是一个可以确定其具体位置的场所。竹林之游的主持者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他与长乐亭主结婚不久即升任中散大夫，随后迁到山阳（今河南修武县）居住。其居处有一片竹林，时人称为嵇公竹林。西晋文人郭缘生在其《述征记》中，曾经提到了嵇公竹林的具体位置，他说：“山阳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时有遗竹也。”这就是说，嵇公竹林在原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的地方。
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在述及发源于南太行的长泉水时，提到了七贤祠和嵇公竹林。长泉水发源于南太行白鹿山，流向东南方十三里处，与重泉汇流后，继续朝东南方向流去，从七贤祠东边流过，七贤祠所在地，就是向秀《思旧赋》中所说的嵇康山阳旧居。七贤祠左右两边都是茂密的竹林，四季常青。
根据郭缘生《述征记》和郦道元《水经注》对嵇公竹林地理方位以及风貌的记述，参考明清《修武县志》七贤祠、七贤乡的记载，大抵可以确定嵇康故居和嵇公竹林的准确位置。嵇康故居和嵇公竹林，位于山阳东北方距离古山阳城二十里的地方，在长泉水由东南流向折而东流的转弯处。借助至今尚存的山阳故城遗址作参照，找到嵇康故居和嵇公竹林遗址，不是难事。
曹魏齐王曹芳正始至嘉平的数年间，陈留（今河南尉氏县）阮籍、阮咸叔侄，河内（今河南武陟县）山涛、向秀，沛国（今属安徽）刘伶，琅琊（今山东临沂）王戎等人，先后来到嵇康在山阳的寓所，经常在嵇公竹林谈玄论道，饮酒赋诗。兴之所至，他们或单独，或结伴，攀登南太行，探幽访胜，采集名药，南太行至今还留存有他们的一些遗迹，如阮籍啸台、嵇康淬剑池、刘伶醒酒台等。这些遗迹似乎还在娓娓叙说着竹林七贤在中原的逸闻趣事，令人仿佛看到了竹林七贤那清俊飘逸的身影。
◎七贤缘何游竹林
以今行政区划而论，竹林七贤分别来自河南、安徽和山东三省。当时，除阮籍、嵇康外，其他五人皆无官职。七人年龄悬殊，既非故旧，亦非姻亲，可以说原本毫无关系。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相聚于山阳，共为竹林之游，留下了那么多的逸闻趣事和诗文佳作呢？
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来看，竹林七贤游于嵇公竹林的主要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其一是魏晋之际诡谲的政治局势。《晋书·阮籍传》言及当时文士命运，有这么几句话：“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其二是汉末出现的处士横议之风。东汉桓灵之世，宦官干政，朝政日非。正直文士对此予以强烈抨击，结果以互为朋党、谠议朝政等罪名被禁锢和杀害。这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虽然如此，处士横议之风依然盛行，只是到了魏晋之际演化为文人清议。三五好友，把酒言欢，谈玄清议，何等恣情快意！其三是魏晋之际玄学思潮的兴起。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把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言之“玄”作为阐释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钥匙，视《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主张清静无为，回归自然。竹林七贤进一步发扬了他们的学说，主张回归自然，张扬个性。而嵇康寓所的竹林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清静优雅、融入自然、远离尘世的去处。其四是自正始名士何晏开始的服食饮酒之风的深刻影响。为求长生，何晏曾经服用五石散，服用之后需要行走发散，据说这样就能够长寿。何晏之后，服用五石散之风广为流行。竹林七贤虽然很少有人服用五石散，但对于长寿还是颇为向往的。嵇康曾著有《养生论》，南太行有许多可以令人长寿的所谓“上药”（道教所指长生之药），嵇康在南太行曾经遇到隐士王烈，并在山中偶遇过“上药”石髓。这些对竹林七贤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
嵇康的人格魅力是吸引其他诸贤聚于嵇康寓所的重要原因。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有官职在身，但他对政治并不热心，所以婚后不久即移居山阳，表明了他不愿介入朝廷党争的态度。嵇康是个非常有风度的美男子，史书说他“土木形骸，不自雕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嵇康品格高洁，“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藏瑕，宽简有大量”。当时许多文士倾慕其人格风度，皆欲与之交。东晋戴逵《竹林七贤论》有“山涛与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兰”的记载，可谓诸贤与嵇康之交的真实写照。此外，太行山“天下之脊”的美称，与文人担当精神相契合；竹子“寒风不变终身节”，可视作竹林七贤坚守节操的自我期许。这对促使阮籍等诸贤集聚于嵇公竹林具有很强的文化象征意义。
◎诗文妙手著华章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文章高手，以现存作品而论，阮籍和嵇康堪称这一时期的一流作家。阮籍82首五言《咏怀诗》是魏晋五言诗的重要成果，也是阮籍心路历程的隐晦再现。
阮籍对政治原本并不排斥，但是，魏晋之际险恶莫测的局面，却使阮籍不得不对政治存有深深的戒心，不得不以冷峻的面孔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热情。正如他在《咏怀诗》中所写：“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唐代学者李善为《文选》阮籍诗作注时深刻指出，阮籍“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晦。百代以下，难以情测”。时至今日，人们读阮籍诗歌，仍免不了有猜谜的感觉。这就是阮籍诗歌的魅力所在，但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对阮籍诗歌的接受。
阮籍辞赋最值得注意的是《清思赋》，它以辞赋的形式阐发玄理，从立意构思到遣词造句，都充满玄理色彩，开了以辞赋畅言玄理之先河。阮籍的散文如《通易论》《通老论》和《达庄论》等，以辨析玄理为特色，对魏晋玄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乐论》从礼乐关系的角度论述音乐，突出了音乐“和”的作用。传记文《大人先生传》是阮籍留给世人的一篇奇文，该文通过大人先生与君子、隐士、薪者的对话，表现了大人先生的非凡气韵、高尚品格和豁达情怀，折射出阮籍的人生观念和社会理想。
嵇康的四言诗创作远承《诗经》，近学建安，继承创新，自成一格，代表了魏晋之际四言诗创作的水平。
其五言诗创作亦自具面目，如《述志诗》《游仙诗》《答二郭三首》等，或清雅峻切，或托喻高远，既富思辨色彩，又具玄理特征。钟嵘《诗品》评嵇康诗歌说：“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其高流矣。”可谓深得诗中三昧之评。嵇康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散文。他的散文长于说理和辩难，激情四溢，具有感染人心的力量。《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等，都表现出浓厚的思辨色彩，其逻辑之严密、析理之绵密，表现出孟子、荀子和韩非子等先秦诸子的影响。刘师培先生认为，“嵇文长于辩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堪称奇文。这篇文章作于司马氏集团已经把持曹魏朝政之时，主持吏部选举的山涛与嵇康是好朋友。山涛在即将离开吏部的时候，举荐嵇康代替他的位置。常人以为的美事，在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嵇康看来，山涛太不了解自己了，于是致信山涛，断然绝交。这篇文章言词平白朴实却不乏峻切尖刻，反映出嵇康散文“讦直露才”的特点。嵇康的《高士传》是为上古以来的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而作，既是嵇康对前代圣贤的礼赞，也是嵇康心路历程的隐喻式再现，对西晋皇甫谧的《高士传》有直接影响，对后世此类作品影响深远。
阮籍和嵇康之外，向秀和山涛也有作品传世。向秀是魏晋玄学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的标志性作品，《晋书》称其“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于一时也”。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说向秀《庄子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指出了向秀《庄子注》对魏晋玄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向秀的《思旧赋》是一篇怀念嵇康和竹林之游的小赋，其中“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和“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等句，写来哀婉悲切，确实令人“感音而叹”。山涛的《山公启事》，是山涛主持吏部时为拟选拔的人才而写的评语，寥寥数语，所荐人物优长显露，性格毕现，可以看出山涛的用人取向和吏治思想。
◎越名教而任自然
竹林七贤之说最早是由西晋左将军阴澹提出的，他在当时已经为竹林七贤贴上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的标签。魏晋时期是崇尚个性、玄风大畅的时期，“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不在少数。但最为人知者，却是竹林七贤。正是由于他们的垂范，“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特色。
竹林七贤“豪尚虚无，轻蔑礼法”，与他们崇尚老庄、质性自然有关。表现在处世方式上，就是任情自然，率性而为。譬如好酒。
阮籍知道步兵营存有好酒，就求为步兵校尉，把那里的藏酒喝个精光。司马昭想和阮籍攀亲家，阮籍不好拒绝，就大醉六十日不醒，不给司马昭谈论亲事的机会。阮籍和王戎因邻家妇有姿色，就到其酒店饮酒，喝醉后便在卖酒妇人身边酣睡。刘伶嗜酒如命，饮酒之后，脱衣裸形在屋中。有人说他几句，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为何入我裈中？”他曾乘一辆鹿车，携一壶酒，让人扛着铁锨跟着，说：“死便掘地以埋。”阮咸亦能饮，一次宗人共集，以大瓮盛酒，围瓮饮酒。有一群猪也跑过来饮，阮咸就随之而上，一同饮之，后世称为“豕饮”。山涛酒量很大，能饮八斗。晋武帝想试一下他的酒量，山涛却是尽其量而止。在竹林七贤中，山涛大概算是唯一饮酒有节制的人。
竹林七贤任情自然，率性而为，不免给人“简傲”的印象。阮籍与王戎一起饮酒，推杯换盏，言笑甚欢。刘公荣当时为兖州刺史，是一方大员，叨陪末座，杯酒不得。但三人言语谈戏，毫无异常。事后有人问阮籍为何这样，阮籍回答说：“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惟公荣，可不与饮酒。”阮籍的话很绕口，说白了，就是对刘公荣这个人，你不与他饮酒，没有什么。嵇康与向秀在大柳树下打铁，钟会前来拜访，嵇康却是半天不理会他，钟会十分无趣，准备离去，这时嵇康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的回答如偈语一般：“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据说二人因此产生嫌隙，为嵇康被杀埋下隐患。
任情和率性如果稍稍过之，可能近乎狂放和任诞了。一入此途，便为世俗所不容。阮籍在为母亲守丧期间，饮酒食肉，遭到何曾弹劾。幸得司马昭比较宽容，阮籍免遭流放之厄运。阮咸居丧期间，与姑姑的婢女私通，婢女怀孕。姑姑把婢女带走了，阮咸说：“人种不可失。”骑驴去追，并与婢女一起乘驴而回。此举导致舆论大哗，阮咸因此而长期沉沦闾巷。
竹林七贤特立独行，任情率性，是时代使然，也是他们崇尚老庄的个性使然。他们的诸多行为令世人感到不可思议，批评者有之，指责者有之，攻击者亦有之。比较而言，南朝梁史学家沈约的评价相对公允，他说：“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行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兀尽年。”竹林七贤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毁行废礼以秽其德，仅是他们在特殊时期托迹自保的手段而已。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传达给世人的，则是一种轻蔑礼法、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