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故里看脱贫

2020年08月14日08:01

来源:河南日报

王伟宾/绘

  □刘向东

  将军行

  四面环山的新县田铺乡河铺村,大别山腹地。

  1958年春,一个魁梧的军人走在杂草丛生的山间羊肠道上。

  眼前,一个瘦弱的农妇正弯腰在田间劳作。熟悉又陌生的背影。

  “娘——”一声呼唤,两行热泪。瞬间,背影轻颤。这声呼唤,同样熟悉而陌生。

  上世纪30年代,这片绿水青山,走出了20多个汉子。弹指20余载,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三伢子……”农妇声音颤抖,迟疑回望的老眸泪水涟涟。

  魁梧的军人跪在瘦弱的农妇面前。三个头,磕得砰砰作响。

  夜晚,军人执意要睡在那张空了20多年,却又弥漫着熟悉气息的床上。昏黄的油灯下,母子俩交谈着,历历往事,一如昨昔。

  1985年,军人再次归来,七尺之躯长眠在母亲身侧。

  生当尽忠,死当尽孝。这是一个共和国将军的传奇。他的名字,载入了共和国史册——许世友,共和国开国上将之一。

  “一肩挑”

  2020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

  顺着山势蜿蜒的柏油路上,一个汉子皱眉搓手,神色焦急地来回走动着。他在等一个指令:路能不能堵?

  堵路?是的,堵路。

  1月22日午夜,乡里的一个电话让这个汉子再无睡意:设卡点,劝返过往的人和车;测量体温,隔离体温超过37.3℃者。

  河铺村,三条道路穿山而过。转过山,是麻城。

  河铺,是河南省新县田铺乡的行政村;麻城,是湖北省的县级市。

  抗击疫情,是简简单单测量体温、劝返人车的事情吗?

  辗转反侧的一夜。汉子在焦虑焦灼中思考,也在思考中坚定着自己的主张:把路堵死吧!

  堵路,牵涉的是兄弟两省之间的事情啊!一个1105口人小山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能不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不能。但隔断两地之间的往来,又似乎是不二选项。

  在河铺村,这个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的人,是怎样的存在?

  1972年出生的江海,2008年竞选村委会主任时,600多个在家的村民,投了他近600票;2014年选举村支书时,全村36名党员,投了他36票。

  在村民心里,这个脊背宽阔的汉子,有着怎样的魅力?

  时间一分一秒过着,兜里的手机铃声依然没有响起。眼前,鄂字头的车辆不时驶过;身边,操着浓浓乡音的人不时擦肩而过。

  一山之隔的河铺与麻城,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

  “不等了,堵!”人命关天,哪来那么多顾虑?哪来那么多假设后果?

  挖掘机轰鸣,尘土飞扬。挖断了三条道路,传达了一条“刚愎”的命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所有党员24小时轮流在卡点值守,车不能过,人不能过!”

  挖断了路的江海,果然承受了压力——第二天的互联网上,有图有真相,抨击声一片:凭什么不让我们回家?知根知底的人,还爆出了这样的料:你可是湖北的女婿啊,就没有一点情感?

  此时的江海无怨无悔,只有忐忑。真要承担责任,他承受得起吗?

  然而再一天,网络舆情180度反转,几乎众口一词:堵得好……

  2020年3月28日,江海亲自开着挖掘机上路,联通河南、湖北的三条路,恢复通行。担惊受怕的60多天过去了,笑意挥洒在江海的脸上。

  值了!河铺村,零感染;田铺乡,零感染!

  留守

  春日朝阳和煦,江海笑意恬淡。从走上盘山公路,到走进85岁的村民韩文友家。

  太阳升起老高,韩文友还没起床。“江书记来了。”82岁的老伴招呼着客人。

  韩文友,一个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有着一个让他难于启齿的身份:建档立卡的低保贫困户。

  三儿一女,一亩半田地和18亩林地,怎么就成了贫困户?老人觉得憋屈。

  儿女个个孝顺,隔三差五都会登门看望。大儿子前些年没有了女人后,一次次提出搬回来和两个老人一起生活,但都被老人拒绝了,理由听着可笑:俺俩口味重,咱吃不到一个锅里。

  那么,是贫困户就该享受贫困户待遇吧?比如,搬到乡里的集中安置小区。可老人拒绝了。

  看似简单的拒绝,其实是在给乡里给村里找麻烦啊,老房子成了危房,得动用扶贫安置资金修缮;独门独户的房屋离大路还有近百米山道,得政府投资修一条水泥路……

  房改建了,道路修了,老人就更不想往山外搬了。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服从组织安排”这句话,能不懂?能不服从?老人说:我住到乡里了,一亩多地谁来种?18亩公益林地谁来管理?

  朴实简单的话,是一个山区老人的责任,更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掰着指头,老人讲着这样的事情:这些年,我有吃有喝,看病有人管,政府还按月给我发钱,这把年纪了,我还能再尽点啥义务?担点啥责任?我就想守着这山,把地种好,把公家交给咱的林地养好。你说,趁着还能干动,再不抓紧干点事情,咱对得起谁啊?

  公益岗位

  绿意盎然的山坳里,小河九曲十八弯。河一侧,四五个人正在忙碌着。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公益护林员。在这个身份的背后,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贫困户。

  2014年,新县重点贫困村河铺村按国家扶贫政策,开始为贫困户建档立卡。这个24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精准识别出63户贫困户956个贫困人员。

  脱贫攻坚,不能让一个人掉队。那些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外出打工的贫困户,那些没有技能致富的人,怎样让他们有劳动收入?提供公益岗位,让他们通过劳动获取收入,不失一条增加贫困人口收入的路子。

  8个护林员,花甲之年的贫困户韩光玉是其中之一。这个曾当过村民小组长的人,女儿出嫁后,与老伴相依为命。守着薄田,养着山林,夫妻俩日子倒也过得平淡。然而几年前,一个名为“抑郁症”的疾病,让老伴浑然不觉走进池塘,再也没有出来……

  孤独的韩光玉不是没有劳动能力,而是他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外出务工了,而且,他住得离父亲韩文友最近。父亲依恋家乡不愿到乡里的安置小区居住,他只能守候在旁,嘘寒问暖。

  忠孝,是许世友将军带给他们的精神遗产。很多年了,孝是这个村的传统,也是韩光玉的坚守。父母因为“吃不到一个锅里”不愿跟他一起生活,但他依然得担起赡养责任。

  可是,成了贫困户的韩光玉,靠什么来解决收入问题?公益岗位的大门,就是这时为他敞开的。当护林员4年的日子里,他看护着两个自然村的1500多亩林地,每月有着800元的收入。

  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韩光玉,也似乎有着不竭干劲。日常,他守护着山林,照顾着父母,也积极主动着公益岗位的“公益”,村里要种树,他扛着铁锨拎着水桶就来了。

  刨坑,栽种,填土。一晌忙碌,韩光玉的鞋上、衣服上,满是泥巴和灰尘。

  一行、两行,梨树、石榴树。种植果树,何尝不是种植希望?

  50岁的曹洪霞,也在村里的公益岗位。她是村里的保洁员,每天负责一个自然村的垃圾收集和处理。

  11个分散的垃圾桶,每天都需要集中垃圾统一外运。这个公益岗位,每月750元薪酬。

  危房改造

  山路崎岖,翠竹成林。豁然开朗的一片空地上,一排混凝结构的平房看似毫无特色,走进一户人家,却让人惊讶:180平方米的屋内,四室二厅,厨卫齐全,布局构造完全就是城市高层建筑的某一户。

  诧异间,一个拄拐的中年汉子从内室走出。他是曹洪霞的丈夫段传良,十多年前,因脑梗而偏瘫。

  这个家,曾经是下雨漏水的土坯瓦房,但温馨而幸福:丈夫在外打工挣钱,妻子在家操持家务,上学的两个儿子学习一个比一个好。

  一天清晨,劳累的丈夫忽然就下不了床。抢救,治疗,沉重的债务迅速压垮了这个家庭,两个儿子也相继辍学,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打工,挣钱,还账。

  这家人,是村里的贫困户,也享受到了政府的各项扶贫政策。债还完了,积蓄也有了,接下来,这个家庭有什么念想呢?

  曹洪霞一直有一个心结: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该多好啊!解开她心结的方式并不复杂:娶两房儿媳妇,一家人住在一起。

  这个心结由来已久。很多年前,他们就一直在努力着。可当丈夫一夜之间瘫痪在床后,简单的事情因债务而变得复杂了。2018年,他们享受到了扶贫政策里的危房改造政策,拿到了政府无偿补贴的1.5万元。

  “人穷志不能短,要盖就盖最好的。”曹洪霞说,她最初的想法是用这笔钱把家里已成危房的几间房翻修一下,但两个儿子纷纷拿出了自己多年打工的积蓄,她的激情也被挑起来了,特意请回了在上海搞设计的堂弟帮忙……

  “山村里,为啥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拥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呢?”曹洪霞说,当她家和城市住房布局一样的四室二厅出现在青砖黑瓦的山村后,成了人们争相效仿的样板房。

  笑意,荡漾在曹洪霞脸上,“接下来,就看两个儿子的了!”

  幸福家园

  风景秀丽的田铺乡,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去过的地方。

  除了田铺大塆的“民居”,亮丽的风景线还有一排排被当地人称为“幸福家园”的贫困户易地搬迁安置小区。在田铺乡,一些村民小组的贫困户,已整体实现了易地搬迁,河铺村宋洼村民组就是其中之一。这其中,47岁的汉子杨仕波,就是2017年全县第一批易地搬迁的贫困户。

  40来岁的中年汉子,正处于干事创业的大好年境,他怎么就成了贫困户?这个四口之家,排行老三的他,曾长年在漯河、广州等地务工。他的儿子一岁半时,忽患肾病综合征。

  出力流汗打工挣下的积蓄,很快被病魔吞噬。

  儿子的命保住了,但接下来的“救命钱”,只能靠借了。那些年,杨仕波平均两个月就要抱着儿子到武汉或郑州一趟,每一趟,除了来回的路费和生活费用,还有将近两万元的医疗费用。

  南下北上的奔波,一趟又一趟。为儿子治病的钱,借了一笔又一笔。梦想,被儿子的疾病击碎;梦魇,困扰着这个中年汉子。不能再外出打工了,欠下的一屁股债怎么还?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2017年春。一场淅沥的春雨滋润着万物,惆怅着弯腰勾头默无声息的杨仕波。

  雨水,透过黑瓦的空隙从天而降,落在屋里脸盆、茶缸这样的接水器皿里,滴答作响。杨仕波阴霾密布的心里,连叹息的心情都没有。

  眼前,不到十岁的儿子脸色苍白,睡得安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就麻木了打针、吃药。

  “如果不是扶贫政策给我们托底看病,或许我们已经放弃了。”杨仕波的眼里闪动着泪花。猴年马月才能治好儿子的病?猴年马月才能把账还完?猴年马月才能把房盖起来?曾经,杨仕波连这样自问的勇气都没有。

  2017年,村里给他安排了护林员的公益岗位,他的家成了新县第一批易地搬迁贫困户,成了田铺乡第一批入住幸福家园的住户。

  住进幸福家园,就是幸福吗?“幸福,是靠劳动自己创造来的!”没有了住房后顾之忧的杨仕波,目光里闪烁着感动,闪烁着勇气。

  12岁的儿子,享受着低保和新农合政策,一年到头自己花费不了多少医药费。杨仕波也重新规划着未来:养几头猪,养几头牛。“好日子,还是得自己干呀!”

  种菊的石匠

  和董家湾村民小组其他几户住在危房里的贫困户一样,年已不惑的董家胜分到了幸福家园的房,可没多久,他主动把房退了。

  两个女儿上学,董家胜和妻子均有残疾,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父亲。2014年,董家胜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他心里总觉得憋屈。

  多年以前,他是当地有名的石匠。“天天砸石头是累了些,可收入高啊!”回忆往事让董家胜幸福,而今的事却让他落寞,“机械化程度高了,手工砸石头不划算。”

  日子还得过。种着6亩多薄地,生活越来越拮据,两个女儿能否继续上学都成问题。

  田地里,董家胜拼命劳作;农闲时,他在附近打短工。“俺常想,如果没有扶贫政策对俺家的帮扶,俺那俩丫头还能上成大学不?”他常扪心自问。

  董家胜22岁的小女儿董娟,正在新乡上着本科,每年光学费4000多元,加上必需的生活费用,一年需要万余元。是扶贫政策,让她和她已毕业的姐姐一样,在第一年就领取了5000元教育扶贫贴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除了假期到南方打短工,学习期间,董娟还找到一份勤工俭学的工作,平均每月有千余元收入……

  “孩子都大了,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董家胜也一直在想着家庭增收的问题。2014年,驻村扶贫工作队为这里的山民找到了一个扶贫增收项目:种菊花。

  董家胜家种菊花,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收入不赖。”董家胜笑着说,“有了致富门路,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

  “兜底户”

  月朗星稀,凉风习习。蜿蜒的山道上,晃动着几把手电筒的光亮。江海和驻村第一书记姚元利正带着几个同村人,漫山遍野找寻着。这一夜,是朱词刚的31岁小女儿再次走失的第二个晚上。

  朱词刚的家,是河铺村两个政策性兜底贫困户之一。这个三口之家,妻子和女儿都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女儿隔三差五数日不归。

  “习惯了,麻木了。”院里的小板凳上坐着,朱词刚任由妻子在身边怒目相向,喝声连连。

  妻子,是在婚后育下两女后患的病;女儿,是在六七岁时得上的“疯癫”。

  男儿有泪不轻弹。早些年,朱词刚把该流的泪似乎都流干了。

  家里有着4亩耕地和14亩林地,田地常年种花生和玉米,日子过得艰难,却也平淡。2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妻子忽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摔东西,砸家具。愕然的朱词刚不知所措,却也只能在随后的日子里接受一个现实:妻子病了。

  灶间墙角里,摞着招灰惹尘的药盒。这些全是母女俩享受到贫困户慢性病医保政策后领到的药物。

  人有病,得治。在江海和姚元利的协调下,朱词刚的妻子去年还在医院住了小半年。然而,疯癫的妻子依然不允许她家院子里出现鸡鸭,她会扭断它们的脖子;“失神”的女儿常常走失在茫茫山林里。

  “这是我们的疼啊!眼睁睁看着无奈,又不能让这个家庭拖了脱贫攻坚的后腿。”江海说,除了让朱词刚一家享受扶贫政策里能够享受到的补贴,他们还在附近的林场为朱词刚找到了一份工作,打药,锄草,干杂活儿……

  脱贫光荣户

  2018年秋天,和往年一样,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不仅有丰收的喜悦,也让河铺村“两委”的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长长舒了口气。河铺村,这个新县曾经的重点贫困村,63户贫困户实现了整体脱贫。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许道辉夫妇,头脑灵活,他们的致贫原因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说白了,就是前些年有些懒呗!”正准备外出打工的许道辉笑得有些尴尬。

  家里只有1亩耕地18亩山林的许道辉,过去吸烟喝酒,无所事事。帮扶,可不是帮懒啊。驻村工作队了解到许道辉家的实际情况后,多次入户讲解相关扶贫政策,耐心为夫妻二人寻找脱贫项目。最终,两人双双外出打工,第二年就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在河铺村,因“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而致贫的不止许道辉家一户,三口之家的贫困户朱春生,也是其中之一。如今的这个家庭,朱春生在建筑工地打工,妻子在上海从事餐饮工作,儿子在外创业。他们家的脱贫,也是在被识别为贫困户后第二年实现的。

  红彤彤的“脱贫光荣户”标牌挂在河铺村63户贫困户的家里。喜悦,洋溢在人们的脸上。

  兰圃

  2000平方米的塑料大棚里,一盆盆兰花开得正艳。

  2018年,江海和姚元利一起,为村集体筹谋了一个产业项目:种植兰花。

  大棚里,没有花匠;大棚的钥匙,分别被江海和姚元利拿着。每有空闲,他们都会到这里打理一番。

  大棚门口的一个空盆里,放着几把剪刀。像是一种习惯,江海走进大棚后,随手拿起了一把。走走蹲蹲,剪去一些枯枝、杂叶。

  2000平方米的兰圃,是河铺村集体经济的一部分。甭看大棚内只有几万盆兰花,可江海和姚元利他们,却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似的,操碎了心。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姚元利还是推销员。这几个月,正是兰花盛开的季节。每个周末姚元利返回信阳市区的家时,他的车后备厢里,满满当当装得一准儿是兰花,他也是推销员。去年兰花初长成时,他动员所在单位职工一次性买了200多盆,这笔收入,也是他们种植兰花后最大的一笔。

  “老是杀熟肯定不是办法呀!”姚元利笑着说,亲戚朋友能被他“骚扰”的都已经被他骚扰过来了,他更相信互联网的销售能力,但尽管他们开出了比如“信阳市内免费送货”这样的优惠条件,但网络销售也一直不尽如人意。“网上销售需要时间和人气,得慢慢来。”

  “一年只有两三万元的收入,毕竟还太少。村里的集体经济还是得继续壮大。”江海说。

  集体经济

  一户户贫困户脱贫了,如何让他们致富,成了河铺村当务之急。

  “其实早在我上任的第一天,我就在考虑如何发展集体经济的事情。现在,可以说我的心情更急切了。”站在路边,眺望着一河之隔的山上的绿树红花,江海踌躇满志。隐隐中,似乎还有一番别样的滋味在心头。

  河铺村,十多年前还欠着几十万元的外债,其中还不包括村“两委”干部和党员们的垫付款。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外债了,但发展村经济集体真的迫在眉睫。

  “去年,靠着兰棚,村里总算有了集体收入。不多,三万元吧。”江海说,“我没啥本事。但当了村干部,就得带着村民们把集体经济发展起来。”

  一穷二白的村子,发展集体经济谈何容易?可是,如果不发展集体经济,如果不能带领大家伙儿共同致富,甩掉了“重点贫困村”的帽子又能怎样?不还得落在人后头?!

  再难,也要发展,让大家共同富裕。目前,除了2000平方米的兰圃,河铺村的集体经济项目还有1000平方米的光伏发电收入和正在投建的200亩苗木基地、70亩的果木采摘园。另外,他们还有着打造沿河观光带的长期规划,“我们这里是红色旅游景区,旅游经济不可少。”江海笑着说,“河铺的明天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编辑: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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