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让科学成为时尚，让创新成为年轻人的追求。11月14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0位国内科学家携家眷走过红毯，聚集在2020年腾讯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上。他们是本届“科学探索奖“获奖者，每人将由腾讯公益基金会拿到300万元奖金。本届获奖者的平均年龄约40岁，最年轻的获奖者仅30岁。
其中，获奖的河南籍科学家有7位，他们是：
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复旦大学物理系博士生导师张远波、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二涛、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勇、
浙江大学教授罗坤等，
他们的科研方向涉及数学物理学、交通建筑、生命科学、天文和地学、能源环保等领域。
50位获奖人
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赵振杰
11月14日，2020年“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来自九大领域的50位获奖人依次从饶毅、潘建伟、邬贺铨、程泰宁等发起人手中接过奖杯，继续他们探索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无人区”的征程。
“科学探索奖”面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支持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全职工作、45周岁及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奖者每人将在未来5年内获得腾讯基金会总计3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并且可以自由支配。
当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芳华苑，四百多名“科学探索奖”主办方、发起人、评审委员会成员、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相关政府部门、高校、科研单位和机构媒体代表济济一堂，共同见证50位“科学探索奖”得主捧起奖杯。
三位获奖者代表分别以“逐光”“有恒”“无界”为主题，分享了自己在科研路上的学思历程。
其中，河南籍学者、今年39岁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副院长魏勇，是当日首位登台演讲者。他长期研究的领域，是行星宜居性演化、行星大气逃逸等方面，并提出“地磁场倒转—大气氧逃逸—生物大灭绝”因果关系链假说。
据了解，“科学探索奖”在评选过程中重点关注四个因素：独立性、创造性、变革性和可行性。相比起过往的研究成就和学术地位，评审委员会更看重申报人本人及其研究方向的未来潜力，鼓励自由探索。
“科学研究对我们去克服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极为关键。尤其对年轻科学家早期科学研究的鼓励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探索奖’的发起人做得非常出色。”201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本庶佑教授（Prof. HonjoTasuku）在致辞中说道。
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帮助青年科技工作者挣脱现实生活的“引力”，助力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正是“科学探索奖”设立的出发点。
获奖名单
本次获奖人名单较去年更为多元化，其中女性获奖人增至5位、35岁及以下获奖人6位。50位获奖人平均年龄不到40岁，其中最年轻获奖者仅30岁。而在港澳地区首次放开申请后，亦有3位科学家获奖。
“第二届评奖工作坚守原始的定位，在所有原则的落实上，都做到了不断优化和完善：奖项申报‘不唯出身’的原则得到有力贯彻，‘面向未来、聚焦青年’的定位得到很好体现，评审的回避制度收紧，良好的评奖风气得到维护。”“科学探索奖”监督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钱颖一表示。
今年，在奖项的提名、推荐、评审过程中，超过800名“两院院士”参与其中。仅在提名推荐阶段，就有13位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得主，和100多位发达国家的院士参与，充分体现了科学界前辈帮助青年人的殷殷之心。
早在2018年初，“科学探索奖”组委会在征询各方意见中就了解到，许多科学领域的创新发现，往往来自学科交叉后迸发出的灵感与合作，学界普遍希望出现更多民间交流平台，丰富创新的土壤，浓厚社会的科学氛围。
为此，“科学探索奖”将为青年科学家搭建跨学科互动交流的平台，还将举办重大主题的学术报告会、研讨会。同时规定在受资助期间，获奖人还需按要求向评审委员会定期提交年度科研进展报告，并担任科学传播大使，定期出席必要的公益活动和科普活动。
专访丨“流浪地球”只是假想，中国人登月或在2035年
魏勇和其爱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霄 实习生 董芳芳 孙海玉/文 实习生 刘鑫/视频剪辑
“流浪地球”有戏吗？中国人对太空的探索究竟有多少？
简单理解，魏勇是研究地球与外太空的中国科学家，尤其对火星更为熟悉。今年7月，中国发射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魏勇即是其重要研究参与者之一。他的导师，是中国著名空间科学与行星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火星探测计划首席科学家万卫星。
中国人什么时候能登月？
我们的地球，究竟能不能去“流浪”？
这位年轻的河南籍科学家，是如何对火星感兴趣的？
······
请看魏勇聊聊“火星那点事儿”——
记者：您在下午演讲时提到，大致是在10年前，您对火星的兴趣，源自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有昏黄路灯照射······由此，您在今天成为了中国对“深空”探索的科研人员。火星上没有水、没有雪，那种场景为何会让您联想到火星呢？
魏勇：的确，到目前为止，人类没有拿到火星有水的实证。现实中的火星，沙尘暴非常厉害，一旦刮起一点沙尘，会蔓延整个星球。这比早年北京“下土”厉害多了。
10年前，我曾在办公室思考一个问题：地球的磁场倒转的时候，究竟什么因素会诱发生物大灭绝？但上一次地磁发生倒转是在78万年前，没留下什么蛛丝马迹。所以，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那晚已是零点，我把办公室的灯关了，在黑暗中站在窗前看雪花飘落。马路上昏黄路灯的照射下，雪花被大风吹袭，这让我感觉很像火星上的场景。我突然顿悟，地磁场倒转时，磁场大幅度减弱，不就是今天火星的样子吗？我要找的答案在火星上！
当时，国内科学界对火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我就申请了德国马普太阳系研究所的博士后职位，拿到了三年合同。
拿到offer的时候，同事们都觉得我疯了：你已经做了3年博士后，还要再做3年？而且，要换到国内没人做的冷门方向！你将来去哪儿申请经费支持？
这个时候，我的研究生导师万卫星坚定地支持了我的选择。他是中国首个火星探测计划“天问一号”的首席科学家。今年5月20号，在“天问一号”发射前不到两个月，他走了，他留下了一句话：深空探测看当代，行星科学靠未来。
记者：您打小有做科学家的梦想吗？
魏勇：（沉思），也算是有吧。
记者：10年前，国内从事火星研究的科学家多吗？万卫星院士是国内第一代研究火星的科学家吗？
魏勇：当年对“深空”展开专项研究的科研人员非常少，研究地球的人最多。比如我的老师万卫星，以及我，起初对火星的研究多是源于个人兴趣，“捎带手”花一部分个人精力去研究。
2006年，中国就启动了对火星探测的论证，万卫星院士就加入了这项国家设定的论证计划。2009年，我开始对火星着迷，于是到德国马普太阳系研究所。国外对火星研究是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比中国大概领先了50年。
记者：今年7月，中国发射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您是否参与其中？
魏勇：参与其中了。我是首席科学家万卫星的助理。我主要的工作，是协助我的导师研究好中国火星探测设备，提交研究问题，以及找到研究路径。
明年2月，“天问一号”探测器将抵达火星着陆；明年7月，它会将火星上的采集数据回传。“天问一号”是全自动控制，不是人工后台操作，因为火星向地球传输数据的间隔时间需要好几分钟。对“天问一号”发回地球的数据，我们会先做校准，判断可靠后再进行大范围研究。
记者：中国宇航员什么时候有望登陆月球，什么时候能登上火星？
魏勇：中国宇航员登上月球，至少要等到2035年之后，我们很期待五星红旗插上月球表面。至于登上火星，没有时间表。
记者：去年火爆的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您看了吗，地球会不会有需要流浪那一天？
魏勇：看了。这部影片是拍得不错，艺术想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还是以艺术想象为主，距离现实还是很远的。地球逃离太阳系，没那么大的可能性，现实中没有那么巨大的能量能转化为推地球出门遛弯的动力。
记者：平日是否常回河南，会不会跟家里亲友、朋友聊聊外星球的事儿？
魏勇：最近一次回家是去年了。今年受疫情影响，就没能回去。
家里人对我的工作内容了解很少，也没什么兴趣问。因为我所研究的领域，目前没有很实际的应用，是一种基础性探索。现阶段，我的研究侧重是在火星上寻找有没有生命迹象，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与朋友、同学们聊天儿，一旦讲得过于专业，别人也不太能听懂。与其聊我们对火星研究进行到哪个阶段，还不如一起喝喝酒、唠唠家常来的痛快。
附丨魏勇在2020年“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上演讲全文
大家好，科学无界，坚持探索，我们志在未来。
今年，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上半年，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待在家里，取得了抗疫斗争的伟大胜利。
今年7月，我们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就飞出了地球家园，目前正在前往火星的征途中。再过几个星期，嫦娥五号也将踏上征程，要把月亮的土壤带回地球家园，实现诗仙李白“欲上青天揽明月”的梦想。未来，在2035年之前，我们会多次探测月球、再次探测火星，还会发射一系列的飞船去探测木星、彗星、小行星等，一直到太阳系的边界。甚至还有可能，中国宇航员亲手把五星红旗插在月亮上。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成年人还在怀念嫦娥玉兔、牛郎织女曾经带给我们的浪漫，而幼儿园的小朋友已经对太阳系的行星如数家珍。小朋友们终将长大，2035年的时候，他们可能在读大学，读研究生，他们夜晚回家的时候，看见星空，也许会想起2020年他们小时候的理想。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现在就应该告诉他们。
我们为什么要探测行星，研究行星？
2000年前，中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写下长诗《天问》，开篇就问天地、日月、星辰的起源。
400年前，现代科学之父、欧洲人伽利略，把自制的望远镜对准了行星，开启了行星研究的先河。
50年前，美国人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踩下一个脚印，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这一步，让浪漫主义和科学精神交汇，诞生了一门新的学问，叫做行星科学。行星科学研究，就是借助先进的望远镜、飞船、机器人等尖端科技手段，研究太阳系的行星、卫星、彗星、小行星等天体的基本特征、起源和演化过程，主要目的就是要为屈原《天问》里的那些终极问题找线索，找答案。
当前，全世界最顶尖大学都有以行星科学命名的院系。比如，哈佛、剑桥、耶鲁、东京大学等。我们现在有“天问一号”，该系列后续就还有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去年，国科大、北大、清华、港大、澳科大等30多所中国的顶尖大学，也成立了行星科学联盟。
10年前，一个冬夜，下着大雪。我在办公室思考一个问题：地球的磁场倒转的时候，究竟什么因素会诱发生物大灭绝。但是，上一次地磁倒转发生在78万年前，基本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我百思不得其解。
快到零点了，按规定零点之前必须关灯离开办公室，为了应付保安的巡查，我“照例”反锁办公室、关闭显示器，假装已经回家了。在黑暗中，我站在窗前看雪花飘落，突然顿悟，地磁场倒转时磁场大幅度减弱，不就是今天火星的样子吗？我要找的答案在火星上！
当时，国内科研界对火星研究几乎是空白，我就申请了德国马普太阳系研究所的博士后职位，三年合同。拿到offer的时候，同事们都觉得我疯了，已经做了3年博后了，还要再做3年？而且要换到国内没人做的冷门方向？你将来去哪儿申请经费支持？这个时候，我的研究生导师坚定地支持了我的选择。我的导师叫万卫星，中国首次火星探测计划天问一号的首席科学家。今年5月20号，他走了，留下了一句话：深空探测看当代，行星科学靠未来。
现在我站在这里，心中充满了感谢。除了家人、导师、同事，我要感谢十年前那位小保安。其实，他知道我在每天夜里0点时都要关灯，假装不在，却没有拆穿我、赶我走。我要真诚地感谢腾讯，设立这样一个风格鲜明又格外豪横的奖项，明确地面向未来，而不单单评价过去。
最后，我要感谢评委老师们，我知道有太多候选人比我优秀太多，但你们推着我往前走了一小步让我站在这里，告诉大家：中国需要行星科学，未来需要行星科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