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我要去延安，北上‘朝圣’宝塔山”抗战时期，为何数万知识分子奔赴延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何晞宇
时间回到82年前的1938年，抗战最艰难的岁月。这一年， 《西行漫记》掀起一股热潮，并在春夏达到高峰。据统计，就在这一年5月至8月，由川入陕到达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就多达2200余人。他们都是谁？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统区、沦陷区、其他抗日根据地乃至海外，一大批爱国青年以宝塔山为指引，开启了“朝圣”之旅，潮水般地涌入延安。他们主要通过党组织和个人介绍，或者参加延安各类学校的招生考试奔赴延安，在1938年前后形成高潮。 据统计，这一阶段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大约有4万余人，他们大多文化程度较高，初中及以上占了70%左右，还有像陈学昭、何穆这样的留洋博士。 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铸就了一代热血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经过革命熔炉育英才，这些知识青年茁壮成长起来，深入到各条战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正如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所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
她的愤怒看到大后方提笼遛鸟心绪难平憎恶不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学昭随丈夫何穆撤往重庆后方。陈学昭是正宗的江南书香世家小姐，她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一个老派的书香门第。陈氏一族诗礼传家，陈学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文科成绩优异。 1922年，17岁的陈学昭转学到上海爱国女学文科班，与后来成为红军女将领的张琴秋成为无话不谈的闺蜜。彼时上海，各种新思潮涌动，出版业发达，为陈学昭的文学才能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也给了这个旧式家庭出生的女子一条有别于依赖父兄、出嫁从夫的新路。 1924年，陈学昭参加上海《时报》一个妇女解放主题征文比赛崭露头角。此后，她发表了大量风格清丽缠绵的散文，受到报业先驱戈公振的照拂，并认识了茅盾、周建人、鲁迅等文坛前辈。 1927年，陈学昭预支了自己两本文集的稿费赴法国留学，1934年底取得了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当地一所语言学院邀请她留校做院长助理，她不为所动，很快买了回国的船票。 1937年和丈夫来到重庆后，陈学昭感到万分异样，她这样描述当时的所见：“许多穿着华美衣服的男女老幼，在街头、在戏院门口，一群群地走着立着……饭馆门口停着许多辆挂着‘防空’标志的汽车……酒家星期六的晚上，除非5点钟之前去，否则找不到一个座位。大家用畅了钱，大家也赚够了钱……（这）不是健康正常的生活，一切都在发着寒热。”而在大后方另一重镇成都，更加平静安逸的生活让陈学昭越发急不可耐。这里本应该是抗日复兴的根据地，却没有一点战时的景象。陈学昭在望江楼公园看到提笼遛鸟的富贵闲人，憎恶不已，“逃难来到这里的人，安居下来了，喝茶、闲谈、散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们的觉醒创办《工作》杂志在成都宣传抗日
1935年秋，23岁的何其芳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前往天津南开附中教书。这位年轻的先生出生于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一个旧式大家庭，敏感率真心思细腻，醉心于诗歌。如果时代变徵之音没有那么强烈，他可能也会沉默在那样的生活中。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并迅速波及到全国主要城市。当时，整个华北已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何其芳还在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对电影比对知识更热心的阔少爷。“我感到我是一个帮助欺骗的从犯”，他说。学生罢课，他照旧循着钟声到教室里，对着墙壁谈话；学生搞运动，军警围住宿舍，他又与学生同罪。 1936年夏，何其芳辞了教职，离开了天津这个摇摇欲坠的名利场，前往山东莱阳的一所乡村师范。次年，他回到四川老家，与北平认识的好友们相聚。 1938年春，何其芳与卞之琳等在成都创办了《工作》杂志以宣传抗日。穿着长袍、斯斯文文的书生卞之琳咆哮：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成都虽然睡着/却并非使人能睡的地方/而且这并非使人能睡的时代/这时代使我想大声地笑/又大声地叫喊。 不过卞之琳自己也承认：“但我们并不是革命组织，没有直接受过党的教育，终觉在这方面力有不迨，我们自己还需要‘觉醒’呢”。
新的希望《西行漫记》出版照亮无数中国青年的心
就在这时，何其芳看到了《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写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夏在陕北苏区访问的见闻。在陕北，斯诺见到了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更重要的，他见到了一批为自由和理想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倔强的“红小鬼”、鱼水般融洽的军民情、目标坚定的领袖……每一张面孔都让他印象深刻，每一个背影都见证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1937年，斯诺将他在“红色中国”的所见所闻所访，汇集成《红星照耀中国》。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在书中，斯诺详细描述了延安这座战时“新城”的新气象： “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体耕种、集体收获，个别农民一时农闲现象就不再出现。” “在陕西北部的二十几个苏维埃化已久的县里，中国大部分地方常见的某些明显的弊端肯定是被消灭了。” “事实上，我一进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 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组织翻译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译本。1938年初，中译本在上海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限于当时的环境，虽然隐去了“红星照耀”的字样，却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把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 延安，给了当时千千万万报国无门的有志青年一个新的选择。
奔赴延安寻求抗日救国路4个月内2000余人由川入陕
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批爱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在书信中告诉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延安，吸引了数万有志于抗日的知识青年们。他们如潮水般接连而至，其中就包括陈学昭一家和何其芳。 1937年底，陈学昭一家三口转移到涪陵避难。丈夫何穆在当地的一所后方医院就职。这所后方医院管理混乱，“所谓伤兵，整日闲荡；所谓医师，也是同样。”陈学昭此时偶然借阅到一本《西行漫记》。夫妻二人被里面介绍的延安所吸引，于是想办法离开了涪陵，前往重庆联系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 前往延安的路途遥远辛苦，延安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陈学昭的儿子此时才3岁，她带儿子去延安的想法几乎没有人赞同，连她去延安想要投奔的对象——张琴秋都不予支持。但陈学昭“坚决要到延安去”。 而在成都，何其芳等人尝试的“革命檄文”受到了诸多非难。“我所接近的那些人，连朋友在内，几乎就没有一个赞同我的，不是说我刻薄，就是火气过重。”在这种情况下，何其芳说，我到底不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战斗者。我自己还需要伙伴，需要鼓舞和抚慰。 “我应该到前线去，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们站在一起射击敌人，我也应该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这样可以减少一点我自己的惭愧……”。 1938年7月21日一早，陈学昭不顾众多亲友的反对，携家带口满怀希望地在成都登上北上延安的汽车。半个月后的8月14日，26岁的何其芳也与好友卞之琳、沙汀一起向延安奔去。 去延安是他们一生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为此他们抛弃了名声、地位、家庭，抛弃了一切。何其芳在创作巅峰时期改弦更张，到延安为抗日救亡呐喊；陈学昭携家带口到延安过“苦日子”，以近距离观察这个中国最富朝气的地方，最后选择长居于此。 据统计，1938年5月到8月间由川入陕到达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多达2200余人。为了培养青年干部，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公、鲁艺等30多所干部学校，在延安这个革命熔炉中，广大青年逐步成长为具有坚定理想和革命意志的无产阶级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