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编者按：
参天巨木有根，浩渺大海有源，链接过去和未来的就是历史，它记录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渊源、发展、鼎盛和传承，昭示着未来和远方，它更让我们得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盛世修史，以史励志。河南农大校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写就的精神财富，记载着中原农业高等教育的脉络，凝结出宝贵的“厚生丰民”办学理念。在120周年校庆到来之际，河南农业大学推出“农大故事”专题，史海钩沉，回眸百年农大点点星光。
今天的开篇之作《跨越世纪与海峡的相逢——河南农业大学早期校史1902-1912年溯源记》，作者为河南农业大学第38任校长张琼。作为建校溯源考证的亲历者，她饱含深情地回忆了这段跨越海峡穿越时空的溯源之旅，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风云激荡中河南高等农业教育的熹微之光。
2021年10月29日，看到河南农业大学120周年校庆公告时，我正在参加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学校源自于1902年创办的河南大学堂，1912年改办为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这两句话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作为亲历了建校溯源考证的河南农业大学第38任校长，我对这两句话铭心刻骨，其间的酸甜苦辣，历历在目时时在心。
时光倒回到2009年5月，我从安阳回母校任校长不久，时任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赵民善、宣传部副部长张朝阳找到我，向我汇报早期校史和百年校庆的存疑问题。河南农业大学曾经分别于1993年、2003年举办了80周年和90周年校庆，由于当时掌握的建校资料有限，所以认定的建校时间是1913年，认定的建校源头是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2003年，学校筹备90周年校庆时决定筹建校史馆，宣传部负责整个校史馆的布展工作。为挖掘早期建校资料，时任宣传部副部长赵民善、校报编辑部副主任张朝阳赴省内外奔波查找。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三个关键线索：一是民国教育部1934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记载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并非是1913年新建，而是“民国元年（1912年）十一月准立案”；二是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首任校长吴肃（字一鲁，1871-1923，河南固始人，民初著名农林学家，190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专业，后又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林学硕士）1914年向教育部呈报的《为呈请转咨立案事案查》中显示，“敝校于民国元年呈奉部准开办”；三是在当时河南的报纸上发现了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13年初的招生广告。
查到这些资料时，已是2003年6月，离原定9月的校庆庆典只剩2个多月的时间，学校只好把这一重要线索搁置存疑。这一搁置就是6年多。我听了他们二人的汇报，深感事情重大。尽管当时我正忙于办理龙子湖新校区建设的相关手续，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奔走求告、焦头烂额，但我还是抽时间请吴海峰、禹明增、许科红、邓振营等参加过80周年校庆和90周年校庆的同志开了个会，听听他们对民善和朝阳反映的这一问题的看法。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纷纷发言，一致认为：我校早期建校历史确实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台湾老校友们曾多次提出我校至今没有“出生证”；学校非常有必要抽调专人对建校批件、实物文物、新闻报道等早期建校史料来一个拉网式的排查收集，以确定建校时间。
2009年8月，在校史工作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陆续发现的文物史料和90周年校庆时所发现的史料相互佐证，使得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12年获准开办的结论基本成立。由于此事直接牵涉到我校建校时间，牵涉到百年校庆究竟是2012年还是2013年举办，学校领导班子决定，把这一事关学校渊源的重大事项提交教代会。
2009年9月6日，学校召开了五届十三次教代会，会上我作了关于建校时间更正的说明。经教代会代表认真审议，决定根据史料，将建校日推定为1912年11月15日，百年校庆将于2012年11月举办。
早期校史溯源工作的突破性进展，并未使校史工作者们松口气。因为不管是旧有的1913年建校说，还是考证推定的1912年建校说，都缺乏最直接的证据。广大师生念兹在兹的“出生证”，即建校原始批件一直石沉大海。
按照历史档案存放的现状，民国元年教育部批准开办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原始批件，如果还在大陆，最有可能存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位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一个是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尤其是第二历史档案馆，它是集中保管中华民国时期各个中央政权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档案的地方。校史工作者们一次又一次来到南京，查阅的资料堆积如小山，但建校批件这个标明学校之源、学校之根的“出生证”仍无影无踪。面对这一局面，同志们多次在一起研讨分析，最后形成的共识是如果这个建校原始批件存在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可能带走了包括我校建校批件在内的民国教育部的相关档案。
看来，要想找到建校原始批件——“出生证”，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派人去台湾寻找和考证。恰巧这时，2011年6月5日，我接到河南省人民政府通知，要求我以河南省高等教育参访团副团长的身份参加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原经济合作之旅——走进台湾”活动，并说明可带一名工作人员。我当即决定带上张朝阳，因为我知道他自从2003年和赵民善一起负责90周年校庆校史馆筹建及布展工作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早期建校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还曾多次自费购买来自民间的建校早期文物。他任校报编辑时，曾多次接待采访过台湾老校友，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这对于在台湾寻找建校批件等早期建校文物、拜访校友都将会有很大帮助。
2011年6月16日，启程赴台，入住古色古香、寂静清幽的台北圆山大饭店。刚刚住下，我们就与台湾校友会联络人联系沟通，请他们帮助安排查阅相关资料及拜访校友等事宜。
台湾的六月骄阳似火，考察交流活动频繁密集，我作为河南高等教育参访团副团长，不仅要访问7所高校，还要主持3场论坛，白天是无法离团的，拜访校友可以挤时间晚上进行，但查阅资料只能在白天，而访问团离台的时间又是统一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安排张朝阳办理了6月19日至20日的离团手续，独自去台北查阅资料。
▲2011年6月21日，时任校长张琼主持河南省高等院校与台湾育达商业科技大学策略联盟签约仪式
▲2011年6月22日，河南高等学堂杰出校友张鸿烈先生之子、在台校友会理事长张正中先生主持在台校友聚会。会上，时任校长张琼介绍了学校近年来的事业发展和校庆筹备情况
6月20日上午，张朝阳在学校台湾校友会干事胡木鹏先生的陪同帮助下，办理了相关查阅手续，分别到台湾“国家图书馆”、台北市立图书馆、台湾“教育部”史料馆等机构查阅文献，遗憾的是仍一无所获。一筹莫展之际，朝阳向台北市立图书馆工作人员求助，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朝阳，台湾“国史馆”有可能保存民国时期政府部门的此类档案文献。
台湾“国史馆”就是1949年撤迁到台湾的国民政府档案史料总库,由于馆藏丰富，在台湾设有6个分馆。
6月20日中午，胡木鹏先生陪着张朝阳汗流浃背地赶到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长沙街一段2号的台湾“国史馆”主馆。当时已经过了12点，属于下班时间，但两位值班的馆员听说他是从大陆高校来查阅校史资料的，并且只剩半天时间就必须回团，于是牺牲午休时间接待他。由于台湾方面规定仅持台湾通行证是不能入“国史馆”查阅的，必须由在台正式单位开出查阅担保，才能入馆。馆员建议他找一个单位开出担保，张朝阳马上想到创校早期的校长张鸿烈之子张正中先生，请张正中先生给予帮助。张先生一听此事非常热心，立刻安排他任秘书长的中华文化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办理担保手续。
在等待担保手续的间隙，热心的馆员建议他俩到附近桃源街品尝当地有名的台北牛肉面。这些细节都是朝阳后来告诉我的，他说两位馆员的悉心指引、热情服务让他体会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宝岛台湾的传承，当时内心的温暖无以言表。吃完牛肉面，胡木鹏先生有事先行离开，张朝阳一路小跑赶到“国史馆”。值班馆员已经收到担保手续的传真件，直接让他入馆查阅。
“冥冥中自有天意”这句话，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是不该相信的，可是在建校批件这件事上，这句话却仿佛有些应验。后来细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心诚则灵、精诚所至”吧。
6月20号下午13点20分，张朝阳入馆查阅15分钟后，在“国史馆”档案编目上发现了民国教育部专字第895号档案《河南农业专校准立案卷》。激动不已的张朝阳立刻申请阅卷，但随即被告知该卷保存在位于台北县新店市北宜路二段的新店分馆。那位热心的馆员又立刻帮他预约了新店分馆的阅卷事宜，并且把最优路线告诉他。匆匆道谢后，朝阳风风火火地赶往新店分馆。
“国史馆”新店分馆，是台湾1987年底建成的一座现代化馆藏大楼，收藏有包括民国政府各机关等档案共约750多万件。
6月20日下午3点，当张朝阳跨进新店分馆时，那一包既经历了百年风云变幻、又穿越了台湾海峡的案卷，已静静地栖息在阅览室的长桌上，牛皮纸封面上泛着的暗褐色光泽仿佛在向亲人诉说百年等一回的伤感与喜悦。
▲2011年6月20日，张朝阳在台湾“国史馆”新店分馆阅览室
我记得很清楚，6月20日下午4点，我正在主持河南高等院校参访团走进台南大学的论坛交流活动，忽然手机屏幕上显示张朝阳来电。我当时大吃一惊，朝阳知道我当天上午、下午都有主持任务，不方便接电话，如果没有极特殊的事，他是不会在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的。是查阅史料有了重大发现？还是出了什么意外……我急步走下主席台，出了会议室门就回拨朝阳的电话，很快电话那头传来朝阳兴奋而又急迫的声音：“张校长，好消息！大好消息！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原始的建校批件啦！”我悬着的心立刻在朝阳那喜悦的话语声中落了下来，随之而来的兴奋激动至今想来还是无以言表，苦寻10年终得正果，母校终于找到“出生证”啦！
6月21日晚，朝阳赶回河南省高等教育参访团驻地苗栗县西湖度假村，带回用数码相机拍摄的民国教育部专字第895号档案《河南农业专校准立案卷》，以及复印的学生、教师登记表等相关史料。朝阳慎重地把案卷照片递到我的手上，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张校长，发现这份档案既是大喜，也是大惊。喜自不用说，惊的是这份档案上的‘改办’两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定了定神，拧亮台灯与朝阳一起连夜研读。从照片看，档案案卷的大小尺寸同现在的普通16开档案文本相比，略窄一些，竖排版，文言文，繁体字。
▲珍藏在台湾"国史馆"的民国教育部专字第895号档案
▲1912年11月民国教育部专字第895号文件（发现于台湾“国史馆”）
案卷封面，从右到左看，最右侧贴了一个约两寸宽的长方形白纸条，上面用毛笔小楷书写：“河南农业专校准立案卷”，这应该是存档时贴上去的，以便于查阅使用。白纸条的上方，有一个红色油印的“归”字，“归”字下方有“河南农校”四个字，“农”字用的是古文字“辳”。紧挨着“归”字左边是红色油印的“送普通教育司会核”，会核人落章：希涛（袁希涛，清末民初教育家，时任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白纸条左边下方是此案卷的档案号“专字第八九五号”，再往左边是此案卷的提要，用毛笔书写的两行正楷小字：“咨复河南都督，高等学校改办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并安置旧有各生办法，应准立案。”
案卷封面正中，上方是一个大大的红色方印，“教育部印”四个字赫然钤中。教育部大印正中上的黑色手写体“咨”字和红色油印体“稿”字，显示所附原文分类即河南都督的咨请件。下方是签批官员的签字，也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是官员职务，总长、次长、司长，这些官职都是大大的红色油印字，官职对应的下方是官员的毛笔手写签字，大小不一，颜色不等，教育总长下方是一个大大的手写体“范”字，即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次长下方对应的是红色私章“董鸿祎”，即时任教育次长；司长下方对应的是“林棨”，即时任专门教育司司长。这表明这份咨复河南都督准立案卷是由教育总长、次长和分管司司长共同签署的，足可见其效力。
案卷的最左边上方是咨复的时间，中华民国元年11月15日办，20日发，下方是红色油印字主任员、拟稿员，签名是手写体的“路孝植”。最左边最下方是“印铸局制”四个红色油印字，这说明这份档案的文本格式是由官方印铸局统一制做的，这也表明了它的官方地位。
从案卷的官员职务签名可以看到，在当时河南高等学校“改办”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事宜，是由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司会核同意、专门教育司负责办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案卷被称之为民国教育部“专”字第895号档案，“专”就专在了由专门教育司主办上。
这份案卷保存得非常完整，封面、封底加起来共10页，分咨请件（请示件）和咨复件（批复件）两部分。咨请件是以河南都督的名义咨请民国教育部，河南高等学校改办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事宜。这份咨请件涉及河南省三级行政管理层次及其官员，即时任河南高等学校校长时经训，河南提学使陈善同，河南最高军政长官、陆军上将衔河南都督、民政长张镇芳。咨复件是民国教育部对河南都督咨请事由的明确答复：“高等学校改办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并安置旧有各生办法应准立案。”此咨复件涉及民国教育部二级行政管理层次及官员，即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袁希涛、专门教育司司长林棨、教育次长董鸿祎、教育总长范源濂。
案卷背景缘由和结果，用现代语言表示大致如下：
1912年（民国元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学制系统，史称壬子学制，当年10月公布的《大学令》第二十条规定：“大学预科须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当时的河南高等学校是由河南大学堂、河南高等学堂演变而来的，和山东、浙江、山西等省同时期同类高等学堂、高等学校一样，按清末壬寅学制（1902）、癸卯学制（1903）属于大学预科性质，而当时河南尚无大学，无处附属，面临不改办就无法继续独立开办的窘境。
因此，时任河南高等学校校长时经训（字志畲，1874—1919，河南通许人，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向当时的河南提学使陈善同提议，设法变更改办河南高等学校，以求继续保留办学。
时经训在咨请文中写到：“预备科虽与高等学校程度相当，特以预备科附属于大学校中，不能如从前高等学校之独立，而大学又未能各省遍设。本校为全省学校中阶级最高，开办最早者，不得不变通办理，改设专门学校，以符新章而宏教育。”
至于改办为何种专门学校，时经训校长根据河南省情和民生发展需要，提议改办农业专门学校。他在请示中详细陈述了改办农业专门学校的理由：“查专门学校农工商并重，而设学之初应就地方情形审择所宜。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而黄河流域农业发达尤早。豫省跨黄河中部之两岸，其地势平衍，土脉肥沃，森林牧畜以及蚕桑谷植在在相宜。且民性勤朴力穑，是资西晋北燕，年时豫省输粟以济。是河南土宜人性最与农业相宜。惟新学不讲，旧法是泥，致令水旱听之天，丰啬任之地，大利委弃良足慨惜。河南农业不求改良，无以植工商之基础，即难与世界列国相竞争。现拟就本校改设农业专门学校……”
时经训校长这段话大意是，农科、工科、商科等专门学校，都很重要，但究竟要办什么样的学校，首先要考虑选择适宜于当地情形和有利于当地发展的学校。中国历来以农立国，黄河流域农业发展得最早，河南省位于黄河中游两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农林牧等相互协调共生共长，且河南人勤劳俭朴，重视农作，灾荒年时经常向山西河北输出粮食。河南最适合发展农业，但不讲科技等新学，拘泥于旧法，旱涝全凭天，丰歉全听地，这么好的资源条件，没有很好的收益，真是令人惋惜。如果河南农业不改良，就无法为工商业发展培植基础，很难与世界各国相竞争。所以应当依据河南省情及发展需要，将本校改办为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时经训校长不仅提出“改办”的缘由和方向，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改办措施：“现拟就本校改设农业专门学校，以旧有之高等第一类、第三类学生暂附属于农业专门学校，至民国二年终两类毕业为止。而以所有附属之甲乙丙丁四级中学生仍用高等学校旧款，改为省立中学校。”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这段话不仅讲了“改办”的方法、原有学生的安排措施，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旧有学校河南高等学校与新改办学校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之间的传承关系。
时经训校长的咨请提议，获得河南提学使陈善同和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镇芳的支持。张镇芳以陆军上将衔河南都督的名义于1912年11月3日具文咨请民国教育部查照立案。结果如前所说，11月15日民国教育总长范源濂、教育次长董鸿祎、专门教育司司长林棨共同签署公文，咨复河南都督：“高等学校改办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并安置旧有各生办法，应准立案。”
当我和朝阳研读到这里时，已是6月21日清晨了，一夜未眠，一点也不感到累，第895号档案中的“改办”两字越来越清晰明朗，越来越凸显完整、越来越无法回避。它丝毫没有旧有档案查询时常常遇到的文字不完整，字迹模糊不清，有歧义等情形。它清楚地说明，我校的前身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不是1912年新建的，而是由河南高等学校改办而来的。我们十年苦寻，得到的不是建校原始批件，而是改办批件。我们真正的建校时间不是1912年，我们真正的建校源头也不是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那么，我们真正的建校源头在哪里？真正的建校时间是何时？
6月23日，我们从台湾踏上了返回郑州的路程。一回到学校，我就向时任校党委书记程传兴详细介绍了台湾之行的重大发现。我们俩商定，尽快召开校党委会，通报这一重大发现。
6月29日，校党委会上，张朝阳详细汇报了第895号档案的发现过程、意义以及我们将面临的压力和选择，党委成员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党委会决定，鉴于6月20号在台湾“国史馆”发现民国教育部专字第895号档案，档案的河南咨请件和教育部咨复件都明确显示，我校前身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是1912年11月15日经教育部批准由河南高等学校改办而来的，并非当时新建。由此追溯办学源头应为河南大学堂，办学历史应为110年。同时，党委会要求进一步论证1902年河南大学堂的性质，河南大学堂、河南高等学校与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三者的传承关系，在论证、证实的基础上，尽快到教育部备案。党委会还明确此项工作交由我和时任副书记杨德东牵头督促落实。
会后，我立即开会研究落实党委会精神，确立了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还原校史本来面目的溯源考证工作原则；明确了科学溯源、尊重专家、依靠专家的溯源考证工作思路；制定了溯源考证工作的任务分解表、完成时间表。会议决定，赵民善、张朝阳等同志具体负责建校渊源考证工作。时任校长办公室主任许科红负责协调。会议之后，我又找到时任学校宣传部部长王宾齐，请他全力支持张朝阳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按照逻辑推理，我校的前身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是由河南高等学校改办而来。河南高等学校又是由河南高等学堂更名而来的，再往前追溯，河南高等学堂又是由1902年清政府创建的河南大学堂更名而来的。因此，这次建校期溯源考证的重点是寻找从河南大学堂到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演变的史料证据链，以实现逻辑推理与史料证据链的吻合与统一。
七月的郑州，酷暑难耐，民善、朝阳等同志连日奔波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厦门、开封、新乡、南阳等地，尽最大努力，最大可能地收集史料、实物，一个馆一个馆地查找，一本书一本书地翻阅，一页纸一页纸地推敲，一件实物一件实物地辨认，一个人一个人地采访，真可谓大海捞针！
当时龙子湖新校区建设正如火如荼，省部（省局）共建，校内岗位津贴改革等重点工作齐头并进，但我一点也没有放松对建校渊源考证工作的关注：报喜的电话，焦急的电话，沮丧的电话，急待校长拍板定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也就是在这或喜或急或忧或惊的电话中，我了解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3月7日，河南巡抚锡良和学政林开谟上书清廷筹办河南大学堂的奏折找到了……
3月25日，慈禧、光绪对该奏折的硃批上谕“著即督饬认真办理，仍随时考察，务收实效。钦此”找到了……
4月29日，锡良延聘前刑部主事孙葆田出任河南大学堂总教习的奏折，以及5月14日该奏折的硃批上谕“知道了，钦此”找到了……
1903年10月5日和7日，上海《国民日日报》详尽记载河南大学堂（河南高等学堂）创建过程和校址、资金、入试、开学、师资、课程、教学、学潮等事宜的长篇连载文章《第一次调查河南高等学堂》找到了……
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和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这两个明确界定河南大学堂（河南高等学堂）以及其同时代各省此类学堂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与大学预备科相当的学制系统和章程文献找到了……
1902-1912年间，河南大学堂、河南高等学堂、河南高等学校的历任监督（校长）名单、教工名单、课程清单找到了……
1912年11月民国教育部批准河南高等学校改办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之后，开封《河声日报》1913年1月21日报道“裁撤高校、改组高等农业学校”的新闻《改组高等农业学校之预闻》找到了……
1913年元月至2月开封《河声日报》刊载的河南农业专门学校招生广告找到了……
《河声日报》招生广告与《开封教育志》相关记载互相印证，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筹建与开办之初地址为开封前营门河南高等学堂原址的证据找到了……
综合各类文献，1902年7月6日这个应当作为今后校庆庆典日的河南大学堂开学日期的证据找到了……
一篇篇、一条条、一句句、一字字……赵民善、张朝阳两人和禹明增、吴海峰、邓振营等一起，为这些发现欣喜着、鼓舞着，他们梳理着、甄别着、忙碌着，构建起了学校建校渊源的证据链。
正本清源的时刻终于到了！
2011年7月底至8月初，学校委派赵民善、张朝阳、王红艳、郑东方等奔赴北京、上海、杭州、厦门、开封等地，将张朝阳主笔撰写的建校渊源考证报告分送全国高校教育史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初审，听取专家意见。
初审专家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浙江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前院长田正平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事理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河南大学教育系原主任苗春德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于述胜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部副主任朱国仁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陈洪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原院长、中国教育史专家金林祥教授。
这些中国教育史领域的权威专家们经过半个月左右的认真审阅，分别提出书面意见，支持将我校建校源头还原为1902年创建的河南大学堂。
根据专家们提出的建校渊源考证报告相关意见，我一边安排张朝阳完善报告，一边安排校长办公室于8月14日向河南省教育厅呈文请示召开“河南农业大学建校渊源专家论证会”。经教育厅同意，于8月20日上午在郑州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参加论证会的全国教育史学界的权威专家，除了参加初审的田正平、刘海峰、苗春德、于述胜、朱国仁教授外，又增加了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杜成宪教授。这样强大的专家阵容充分显示了学校对历史的尊重、对考证的慎重。
为了论证会汇报能够准确到位，我和张朝阳对汇报稿和PPT反复斟酌，九易其稿，定稿时已经是8月20日凌晨两点。
8月20日上午8点半，河南农业大学建校渊源专家论证会在庄重而热烈的气氛中召开，校党委副书记杨德东主持会议，我做主汇报。在汇报中，我既详述考证中建校渊源的权威证据，也坦陈了师资传承等方面的材料匮乏。这一点使专家们深有感触，著名教育史专家刘海峰说，参加过许多校史论证，第一次听到有人坦陈不足，足见求真和坦诚之意。汇报之后，学校所有人都退场，专家们进行独立论证。论证会开了三个半小时。
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我又把当时专家们的评审意见找出来，认真阅读了一遍，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今天读起来仍然十分兴奋和激动，现辑录几段和老师们同学们共飨：田正平教授说，论证河南大学堂与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传承关系，对河南近代高等教育史的传承来讲是很有价值的。河南农业大学对校史考证非常重视，这次考证和论证意义重大，是对历史负责，对教育负责，对未来负责。
刘海峰教授说，建校渊源考证相当有说服力，依据最高级别的权威性文件，把问题讲得比较清楚。这不单单理清了一个学校的校史来龙去脉，还把河南省清末高等教育的文脉接续起来，非常有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源，是重大的无形资产，比盖一栋楼的价值要高。
苗春德教授说，农大考证材料让人非常振奋，这是最全面也是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把原来河南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缺环补上了。这不仅说明农大校史能够往前延伸十年，同时也说明河南近代高等教育与其他各省基本同步，是从1902年起步的。
朱国仁教授说，这个飘离大陆样本的新发现，本身就很有研究意义，对河南省近代教育史、近代农业教育史关系重大。这次考证使河南省在近代高等教育延续上填充了空白，作为从事教育史研究的河南人非常兴奋。
▲2011年8月20日，河南农业大学建校渊源专家论证会
最后，论证会形成一致的意见和结论：
（一）河南大学堂创建于1902年，1903年改为河南高等学堂，1912年改为河南高等学校，和同一时期全国许多同类学校一样，具有近现代高等教育性质。
（二）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是由河南高等学校改办而成。其所提供的关键证据民国教育部专字第895号档案是官方权威文献，通过对该档案和其它佐证材料的综合分析，可以认定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是由河南高等学校改办的。
结论：河南农业大学的校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创建的河南大学堂。
至此，可以确认河南农业大学的前身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并非1912年新建，而是由1902年创建的河南大学堂改办而来。
其沿革链条：
1902年河南大学堂创建，成为河南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1903年河南大学堂更名河南高等学堂；
1912年初河南高等学堂更名河南高等学校；
1912年11月河南高等学校改办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河南高等农业教育的百年历史自此发轫；
1927年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与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中州大学合并成立国立第五中山大学，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称中山大学农科；
1930年中山大学改称河南大学，中山大学农科改称河南大学农学院；
1952年河南大学农学院改称河南农学院；
1984年河南农学院更名河南农业大学。
从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演变为河南农业大学的过程，已经为师生、校友和社会所了解。而从河南大学堂到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这一阶段的历史，在2011年6月20日发现民国教育部专字第895号档案之前，尚未被人们所知晓。
说到河南农业大学，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河南农业大学是从河南大学分出来的。是的，从1927年三校合并到1952年全国第一次院系调整，我校有3年时间建制于开封中山大学中，有22年时间建制于河南大学中。由此而论，河南农业大学是从当时的河南大学分出来的，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但在这里有两点要强调说明：一是1927年三校合并前，三所学校都是各自独立运行的学校，都有着各自独立的建校渊源和校史，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只是第895号档案发现前，我们并不知道我校还有着1902—1912这段历史而已。二是今天的我们既不能因为有了1902河南大学堂的建校渊源就否认我们曾经在河南大学建制内存在了22年的历史，当然也不能因为这22年的历史而否认三校合并前的早期建校史，即肇始于1902年清廷主导成立的河南大学堂到1912年改办为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因此，考证和厘清这一段历史，对于正本清源，还原我校校史本来面目及河南近现代高等教育史都具有重大意义。
人的记忆终究是有限的，对于十多年前的事情不可能全都记得，但那天论证会结束时，我有感而发的一番话至今还能记起：今天这个论证会，就我个人和学校来说，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如释重负！
坦白地说，从6月20号在台湾“国史馆”发现895号档案，显示我校建校时间不是1912年而可能是1902年时，我心里就一直纠结忐忑。因为我深知，如果我校的建校源头是1902年清政府兴办的大学堂，那就不仅仅是我校建校源头的问题了，那将打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河南高等教育始于1912年，比其它各省晚十年的观念。这一观念的打破将会带来什么？引发什么？作为校长，作为台湾之行重大发现的亲历人，我将承受什么……说实话当时我也曾想过，模糊“改办”与“新建”的界限，就把1912年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当作建校源头往下走，这样既可以省去许多艰辛复杂的考证溯源的麻烦，又不必冒打破定势的风险。但我又想，如果我这样做了，我怎么能对得起那包跨越海峡、漂泊百年仍在等待回归认祖的档案史料？怎么能对得起那些年已古稀仍还念兹在兹母校“出生证”的台湾老校友们？怎么能对得起千千万万个农大的后人？我能这么做吗？我不能！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学校党委、行政班子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推动建校渊源考证工作，弄清楚母校的根和源，还原我校校史的真实面目，还原河南近现代高等教育的真实面貌。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中国教育史界顶尖的权威专家，是你们也只有你们的论证和结论，才能让我和我们农大人如释重负。
专家论证会结束后，我和校党委书记程传兴、副书记杨德东等立即向教育厅领导和相关处室汇报了专家论证会结果，并分别于9月6日，9月8日到郑州大学、河南大学通报专家论证意见。
9月16日，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陈垠亭、副处长张莉和杨德东、张朝阳等专程前往教育部发展规划司院校设置处汇报我校建校渊源论证相关情况。院校设置处负责人表示，高校校史问题由省教育厅以专家意见和社会认可为依据进行认定，向教育部的备案只是上报告知，不需要批复。
完成这些工作后，学校随即就开始讨论校庆时间定位问题，即2012年7月6日是举办110周年校庆，还是100周年校庆。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按专家论证意见举办110周年校庆；另一种是百年庆典是一个整数大庆，在人们心目中意义非凡，我校举办过90周年校庆，如果越过百年校庆直接庆祝110周年，虽然是对历史负责，但客观上存在百年大典缺失的遗憾。
经过认真而慎重的思考，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向校党委提议：在建校渊源问题上尊重历史，尊重专家意见，明确以1902年创建的河南大学堂为我校建校源头，建校110年。在校庆时数上，以1912年改办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缘由，于2012年举办兴办高等农业教育100周年庆典，于2022年举办建校120周年庆典。校党委认真研究后，同意这个提议，于是就有了我在本文开篇时所写到的，河南农业大学将于2022年7月6日举办建校120周年校庆的公告。
时光匆匆，离开农大已近十年，十年来我一直想把我亲历的这段早期建校渊源考证的经历写下来，不为别的，只为让河南农业大学的后人们记住母校的根与源，记住1902—1912年那段校史，记住那包依然在海峡那边等待回归的第895号档案。
2021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下发了我的退休文件，我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安稳地写一直以来想写的东西。这篇文章就是我退休后做的第一件事。面对历史，面对后人，据实坦陈，作文以记，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薪火相传双甲子，弘农育人创一流”。谨以此文纪念母校120周年校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