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近日，由广州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历经3年建设成立的粤港澳大湾区新高校——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开学，迎来首批500名硕博士生。这所新大学最突出的特色是打破传统高校的院系之分，首次设立了基于“枢纽”和“学域”的学术架构和人才培养新载体。
具体而言，学校设置了四大“枢纽”，涵盖15个“学域”：功能枢纽内设先进材料、地球与海洋大气科学、微电子、可持续能源与环境学域；信息枢纽内设人工智能、计算媒体与艺术、数据科学与分析、物联网学域；系统枢纽内设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工程、智能交通、机器人与自主系统、智能制造学域；社会枢纽内设金融科技、创新创业与公共政策、MBA+及城市治理、设计学域。四大枢纽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多个学域，这一学术架构的核心是以探索为导向的融合学科主动学习模式，并结合了以探索为导向找出问题、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验式学习。应当讲，这不仅是我国高校在打破传统院系及专业壁垒方面的首次全新尝试，在全球高等教育界也是一项创举，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取代传统的院系设置，建立“枢纽”和“学域”的新学术结构所回应的是时代和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旨在突破传统学术架构太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切实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新兴学科和前沿学科领域发展。
据悉，在新的学术架构下，港科大（广州）的人才培养也将以项目为牵引，聚焦核心和前沿问题，更加侧重学科交叉、产教融合和科教融合，以更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核心的两大使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科学转型”或“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研究已成为科学社会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英国学者吉本斯等人将知识生产模式划分为模式Ⅰ和模式Ⅱ，模式Ⅰ指的是以单学科研究为主的传统模式，而模式Ⅱ具有如下特征：知识生产处于应用情境当中，知识生产以跨学科甚至是超学科的方式进行，知识生产的场所和主体呈现“社会弥散性”和异质性，社会问责会渗透到知识生产的整个进程当中等。
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需求和知识生产新模式所呈现出的上述新特点为大学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式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为了更好回应这种新要求，很多大学在制度层面、组织层面和管理层面也在不断进行尝试和探索。
应当讲，大学当中的科学研究、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智识活动。以院系为基础的传统组织架构背后所承载的是学科属性和人才培养方式的专业性、差异性。专业性凸显科学研究和学科人才培养的内在尺度和规格，而差异性则凸显不同学术部落和学术共同体的边界和区隔。
以院系为基础的传统组织架构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专门性和高效率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组织架构也内含局限性。例如，这种组织结构和管理架构可能存在路径依赖，从而不利于跨院系、跨学科之间的深度交叉和融合，也不利于交叉型、复合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
近年来，为了更好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我国在学科目录中增设了“交叉学科”门类，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很多重点高校也纷纷集中优势力量，组建和设立新的交叉类学科和研究机构（平台）。例如，北京大学组建了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院等跨学科类学术机构，清华大学组建了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交叉信息研究院等学术机构。此外，复旦大学增设的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专业、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均增设的人工智能专业、西北工业大学增设的柔性电子学专业、中国科学院大学增设的行星科学专业、天津大学增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专业、同济大学增设的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增设的量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等均为新兴交叉学科点。
如果将上述研究机构和平台看作传统大学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所进行的边际意义上的尝试的话，那么，港科大（广州）以“枢纽”和“学域”搭建的新学术架构、组织架构及人才培养模式则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全新尝试和探索。相信社会对此类从大学层面打破学科界限、以重大和前沿问题为核心、以项目为牵引、为更好适应知识生产新模式和人才培养新需求的制度创设会抱有更多的新期待。
当然，如何真正建立起符合学科交叉融合、更有利于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如何真正理顺大学运行中的各种权责利关系，如何更加充分释放大学中各类主体的潜力和活力，依然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检验和探索。
（作者：高耀，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