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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海勇（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上海市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1949年7月14日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纷纷刊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曾联松从报上获知此消息时，他的身份正处于从现代经济通讯社秘书向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调研科副科长的转换中。
青年曾联松中共四大纪念馆国旗教育展示厅提供
期望重新入党未能如愿，曾联松开始国旗设计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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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联松于1938年入党，后因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二次反共高潮，为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党组织决定让曾联松迅速撤离。曾联松原本要去参加新四军，因为皖南事变爆发只得中途回转浙江。这时上级党组织也已撤离，曾就此与组织失去联系。
正因为此，在上海解放之初，曾联松重回党组织的心情十分迫切。然而，他的入党申请书在转交组织部门后很快被退了回来。曾联松失去组织关系近9年需要调查，而上海解放初诸事辏集，一时还顾不过来。在实际工作中证实自己，成为曾联松内心的强烈愿望。
正是憋着这股劲，曾联松开始构思国旗图案。他当时仍住在现代经济通讯社宿舍，位于今华山路近镇宁路口一带。那是在一座荒芜废园中临时搭建的板房，曾联松住在二层，上有小阁楼，时值盛夏。曾联松事后回忆：“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连翩，时而伏案涂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我首先着眼于政权特征，要把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人民解放军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广大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个意思在国旗上表达出来。为此，我设计以红色象征革命，以一颗内含镰刀斧头的大五角星象征共产党、象征人民军队”。当他将大五角星以及环绕其外的四颗小五角星移向旗面的左上方时，国旗图案豁然开朗。
应当是在8月上旬的后几天，曾联松完成国旗图案的设计工作。他不仅用蜡光纸剪贴出国旗图案，还撰写了“国旗的意义”与“国旗的制法”，又原样复制了一份自留。随后，他另取一纸，留下现代经济通讯社为通讯地址，作为底页，而在封皮纸上端端正正写上“国旗国徽与国歌”“设计者曾联松一九四九年八月”字样。事毕，曾联松小心地将国旗设计稿对折起来，为避免在大五角星上留下折痕，有意在大五角星与小五角星之间再作一折，然后连同说明文字装入大信封寄出。
8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办公室收到曾联松寄来的应征设计稿。当时收文编号为“第1232号”，时距截稿日尚余9天。8月14日，第六小组整理前些日所收应征稿件，重新将曾联松作品登记为“1305”号，却阴差阳错地将此归类为“应征国歌稿”。
复字第三十二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修正图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
曾联松设计起初并非最优方案，且图文皆经修改
8月22日，第六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第一次会议，从征集到的1500件以内（后增至1920件、2992幅图案）的国旗稿件中初选出16张国旗图案。
两天后（8月2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经商议，小组决定：国旗图案有左上方留四分之一的设计稿虽较为美观，但与美国及国民党时期中华民国的国旗相似，不拟采用；为避免与苏联国旗雷同，拟不采取斧头镰刀形式。这两条对曾联松设计稿脱颖而出均具“杀伤力”。与会者一致认为“初选第十一号”较好，该旗上1/3部分为白底，左侧缀一红五角星，下2/3为红底：“红白二色分配适当，制作容易；红星在角上旗不飘开亦能看见，红星样式亦与其他国家并无雷同，配色美观，在象征上也适合征求条例。白色象征光明，红色象征革命政权；红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因郭沫若在会间简笔画出红旗上缀一星、下横两根蓝条（后改为黄色）的国旗图案，第六小组为此提请常委会审核的初选国旗图案有17张。其中“初二十号”，可能就是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此应征稿封面有铅笔手写“No.20”字样。
两天后（8月26日）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马叙伦代表第六小组作了汇报，将“初选第十一号”等国旗图案提交会议讨论，周恩来当场肯定了第六小组征集国旗图案工作。眼见大事即成，却又峰回路转。9月1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马叙伦传达了有关意见——归国尚未抵平的陈嘉庚托人转达意见，认为“初选第十一号”的白色不好，在太阳光下看不见。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层看中的是“初选第十七号”（黄五角星居红旗左上，星下有一黄横条）国旗图案，但感觉“一条黄线把革命阶级分截开了，遂将图案之黄线改了一下”，即将黄线的左侧截去。马叙伦还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在国徽上可以表明。”鉴于国旗必须在一星期后开幕的新政协大会上提出讨论通过，而且要为17日常委会开会提供参考，为此小组当场表决，以“初选第十七号”为第一推荐方案，并决定遴选征集到的国旗图案，印成国旗图案小册子，以备全体政协代表分组商讨。
于是，就印制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该资料小册子共收国旗图案38个，所收图案因经过复选，一律编以“复字”某号。其中既有朱德、吴玉章、郭沫若这样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又有张仃、钟灵、阳太阳、莫宗江等知名美术家，学美术出身而以诗歌闻名于世的艾青也有设计奉献。其中位列“复字第三十二号”的，正是曾联松的设计。不过，图文皆经过了修改，不仅大五角星去掉了镰刀斧头图案，且对说明文字作了简化与修正，四颗小五角星原解释为对应“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他民主人士等四大阶级与集团”，已调整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四大阶级。”与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观点保持一致。相应修改，据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追述，是经小组讨论商定后由其改定。
“初选第十七号”遭普遍质疑，毛泽东、周恩来瞩目曾联松设计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提及大会要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而“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句，尤其给全体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9月23日，第六组召集全体政协委员分为11个组，举行分组会议，专题讨论国旗、国都、纪年。《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的《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工作的说明》，对国旗应征稿分四类介绍，其导向性不言而喻。前三类设计图案，要么“有摹仿苏联国旗的感觉”，要么“难以美观，且图面复杂，与‘简洁’之旨不符”，要么“构思设计，都不足取”。只有第四类“较其他各式似乎更好些（如复字第一号）；盖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权，黄色长条则可以代表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尽管如此，与会者还是发表了许多不同意见。
当夜，第六组开会汇总分组讨论情况，发现有关国旗图案的意见最多。大多数代表都同意红旗角上有一星及一黄条的图案，只是对于星的颜色、黄条的粗细、位置、长短及象征的说明，略有不同意见。此外，还有三类意见值得注意。一是有人主张不应避免用镰刀斧头，否则工农即无法表明。二是主张采用朱德设计的复字第十五号（红五角蓝地红旗图案），有张治中、邵力子、陈劭先等18人赞成。三是胡厥文、李烛尘、雷荣珂等15人主张采用复字第三十二号，即曾联松的设计图案。
就单纯票选而言，代表第四类设计图案的复字第一、二、三号三图得票相加，赞成票就超过了政协代表的半数。照理说，这就获得了大多数代表的赞同。然而，与会者对此结果普遍不满。还有一些代表推荐其他图案。总之，政协代表对国旗图案的意见分散、莫衷一是，当时第六组秘书彭光涵住在中南海，沈雁冰为此嘱咐彭尽快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当前困难情况，请示办法。
公务异常繁忙的周恩来当夜即听取彭光涵的情况汇报，并面询建议意见。彭光涵回忆说，是他向周恩来推荐了曾联松设计图案。据《国旗分组讨论综合意见统计表》，如以复字第一、二、三号为一类，位列第一，以复字第四号（实即初选第十七号、第十一号）为第二，那么，曾联松设计以15票位列第五。事实上，复字第三十七号也得15票，因其与复字第一、二、三号没有根本区别，故可忽略不论。而得票在第三、第四的，分别为复字第九号（20票，张仃、钟灵、周光谊设计，红五星黄地红旗）、复字第十五号（18票，朱德设计，红五角蓝地红旗）。在几下对照下，周恩来瞩目于复字第三十二号，也就是曾联松的设计图案。
颇具历史巧合性的是，就在9月23日当晚，毛泽东、朱德宴请程潜、傅作义、李书城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张治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反对用一颗星加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图案，红底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有一条杠，有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之嫌。况且以一条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孙猴子的金箍棒！这一观点在政协代表中颇具代表性。吴藻溪委员两天后（9月25日）写信表达的意见与此不谋而合。
在即将付诸大会表决的国旗预定方案遇到颠覆性的意见后，毛泽东、周恩来以高超的洞察力瞩目于曾联松设计的复字第三十二号，并在此后的民主协商中表现出崇高的政治风范。9月25日夜，毛泽东在丰泽园会议厅召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否定了“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划上中国特点”的设计理念，并向与会者推荐了曾联松设计的图案，称“我们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红地五星旗方案获得在座者的一致赞同与好评。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通过新中国国旗方案，“五星红旗”就此定名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大会，就新中国国都纪年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付诸表决。曾联松设计的国旗方案不仅获得顺利通过，而且获得了“五星红旗”的名称。曾联松的设计稿仅强调“黄金色巨型五角星”与“四颗黄金色的中型五角星”的意义，并提及“旗面为红地”，但没有提出该旗应称何旗。
就在那天会议上，马叙伦代表国都纪年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四个决议草案》显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黄星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可见提交大会审议的国旗初名为“红地五星旗”。
经过充分讨论，《四个决议草案》全部通过大会表决。当天会议简要记录稿如此记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随即将“红”字划去，改为“五星红旗”四字。此记录理应显示：在报告大会通过国旗草案时，就提出了“五星红旗”的名称，改笔痕迹表明，执笔者原是按照会议材料习惯性地将通过的国旗写成“红地五星旗”的，听到有了新的说法，这才改笔照录。
按照周恩来指示，会议秘书处四位工作人员上台，各执一角，展开红绸黄星的五星红旗。夏衍眼疾手快，在五星红旗“分解图”右侧迅速记下这一历史场景的时间：“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九时三十五分全场一致通过。”
身为第六小组聘请专家的艾青，当天创作《国旗》一诗，抒发了其躬逢盛事、亲证“五星红旗”诞生经过，诗情奔涌的心声——
美丽的旗
庄严的旗
革命的旗
团结的旗
四颗金星
朝向一颗大星
万众一心
朝向人民的革命
我们爱五星红旗
像爱自己的心
没有了心
就没有了生命
我们守卫它
它是我们的尊严
我们跟随它
它引我们前进
革命的旗
团结的旗
旗到那里
那里就胜利
9月29日《人民日报》第8版刊发了这首诗。诗行中的新名词“五星红旗”，以朗朗上口的诗句进一步加速其在社会面的传播。
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此光耀四方。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6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