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大河网讯（记者 莫韶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商丘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商丘之所以称为“商丘”，与商族、商人有分不开的联系，而追寻商人起源一直是历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明探源集中采访团走进“殷商之源·大美商丘”，在宋国故城看“城摞城”奇观。
【寻迹】
商丘无古可考？数代考古学家孜孜以求
长期以来以国学大家王国维为代表的多数传统历史学学者，通过整理各类传世文献后认为，商人的先祖最初应居住在商丘一带，提出商人源于东方的学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墟发掘并确定为商代晚期都城后，史语所李景聃根据文献线索于1936年赴豫东一带进行田野调查，目的就是要寻找殷墟文化的前身和来源，发掘了永城黑堌堆、造律台等遗址，取得了重要的考古发现，但是没有找到商文化的前身。在看到商丘黄河泛滥造成黄沙沉淤，一望无际的沙田，发出“商丘无古可考”的感叹。
其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为了解豫东原始社会末期和商代早期文化的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商丘开展了一次全区域的田野考古调查，发现商丘古代文化遗址相当丰富，并发掘了柘城孟庄等遗址，发现了较为丰富的商代早期与晚期的遗存，但也没有找到先商文化的踪迹。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等遗址年代及作为夏都、商都性质的认定，关于商代起源、寻找先商文化的话题再次被学术界广泛关注。以北京大学邹衡先生为代表的学者通过研究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可确认的商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运用器物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提出豫北冀南发现了的下七垣文化是先商文化，这一理论在考古学界拥有大批信从者。
面对“邹氏定律”， 美籍华裔、哈佛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坚信商人起源于豫东，提出一个“迂回解释”：或许用灰陶者代表的是商王朝的被统治阶级，而来自东方的使用夯土基址、城墙、铜器、文字、红褐色陶器的部族才是商王朝的统治者，即商王族人的祖先。在此背景下，以张光直先生为代表的美方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开始在商丘进行了长达10年的“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源”项目，确定了商丘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取得了重大考古成果，宋国故城遗址的发现便是其中之一。
【探究】
宋国故城遗址究竟始建于何时？
宋国故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西南的老南关村以北一带，故早年称其为“老南关古城”，面积约 10.5平方千米。后期建城东部很多地段没能保存下来或保存很差。西墙大部、南墙和北墙的西段都保存很好，城墙顶部离地表浅处有的不到1米，宽度大部在 12~15 米。城墙底部距现地表约10米，城基宽约25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工作站站长，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岳洪彬告诉记者，在宋国故城东部，也就是现在地上明清归德府以南还发现一座深埋地下的唐宋时期的睢阳城。其中睢阳城南墙利用了宋国故城南墙的东段，长度1165米，北墙位于现明清归德城南墙下，长度与南墙相等，东墙和西墙长约1490米。
“自南宋以来，受黄河泛滥影响，城址规模被压缩至东南隅，面积缩小到1.78平方千米。明初因民少裁四分之一，明代弘治十五年，豫东再度遭遇巨大洪水，致使全城埋入地下，人们不得不在旧城北部另建新城，即今之‘归德府’，面积约1.13平方千米，仅为宋国故城面积的九分之一 。”岳洪彬说。
宋国是周成王时期始封的诸侯国，其始封地是商族的祖先所在地，也就是先商文化所在地。“根据解剖资料显示，城墙本体主要可以分为三大块夯土，最晚为两汉时期，其次为东周时期，最下层夯土未能发掘到底，出土遗物也极少，推测其年代不晚于春秋时期，不排除其年代到商代甚至更早。”岳洪彬向采访团抛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宋国故城遗址究竟始建于什么时候？
宋国故城历东周，跨两汉、两晋，与封微子启于宋、宋襄公称霸、梁孝王平七国之乱、唐代安史之乱睢阳保卫战、南宋高宗登基之应天府等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对宋国故城遗址有必要再次进行考古发掘，寻宋探商，解决这一困扰学术界多年的问题。
【发现】
宋国故城展现“城摞城”奇观
2021年5月，时隔20余年的宋国故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再次启动。
其中2021年的项目位于宋国故城南墙与睢阳城西墙的“T”字形交叉口，选择在这里发掘既能搞清楚宋国故城的始建年代问题，也能解决睢阳城与宋国故城的关系。截至目前在城内已经发掘到了据地表10余米深的生土地面，清理了两周、两汉、隋唐、宋金以及明清时期的夯土城墙与护坡、墓葬、道路、灰坑、水井、灶址等丰富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陶瓷器、铜器、石器、木器等文物标本，以及与铸铜、冶金手工业相关的遗存。尤其是发现的7座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墓志铭，为判断宋国故城南墙的废弃阶段和睢阳城的始建年代提供了一个更加详细的时间点。
“通过近两年的勘探与发掘工作，找到了睢阳城南门遗址所在的位置，明确了睢阳城西墙的始建年代为唐代，厘清了睢阳城西墙叠压在宋国故城南墙之上的关系，发现了自东周以来两汉、隋唐、宋金时期对城墙的修葺痕迹以及不同时期的纴木、永定柱等与城墙夯筑技术相关的遗存，为展示商丘城摞城现象提供了更加充分的实物证据。”岳洪彬说。
据岳洪彬介绍，从长远的目标来看，要围绕宋国故城开展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寻找宋国的宫殿建筑、手工业区以及宋国国君陵墓，为寻宋探商发掘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