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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国·郑州）发布会现场。本报记者 王铮 摄
赫尔塔·纳格尔-多斯卡尔
克里斯多夫-埃凡斯
瓦桑特·辛德
景海峰
王巍
杨文胜
加强全球文明对话为世界发展贡献智慧
——访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赫尔塔·纳格尔-多斯卡尔
□本报记者 沈剑奇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童林
“中华文明真的非常有趣。一方面，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兼容并蓄，融合了许多不同的文化。”9月17日，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系教授、奥地利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院院士赫尔塔·纳格尔-多斯卡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曾多次到郑州参加“嵩山论坛”，论坛每年设置的话题都非常有趣，而且能够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交流碰撞。
在赫尔塔·纳格尔-多斯卡尔看来，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国·郑州）提供了交流与对话的平台。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加强全球文明对话显得格外重要。以自己所在的哲学领域为例，即使是“小圈子”的交流也能产生大成果。“许多人往往用一种脸谱化的方式看待问题，认为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其实东西方文化都基于各自的传统而产生，通过对话便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共同之处。”她说，比如德国刚刚出版了当代儒学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一本书，她本人也参与了出版工作。杜维明教授的许多观点、理论与德国古典哲学理论康德哲学异曲同工，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道德哲学。
赫尔塔·纳格尔-多斯卡尔介绍，明年8月第25届世界哲学大会将在意大利罗马召开。“希望参加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国·郑州）的中国学者届时能够一起到会交流讨论，共同为世界发展贡献学术智慧。”她说。
河流是世界文明的摇篮
——访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克里斯多夫-埃凡斯
□本报记者 沈剑奇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童林
“河流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大河文明之间存在许多共性。”9月17日，来郑州参加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国·郑州）的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院高级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克里斯多夫-埃凡斯教授，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河流为农业生产、人口增长和交通运输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促进了早期文明的产生。”克里斯多夫-埃凡斯说，同时也要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河流都会形成伟大的文明。他本人从事的主要是较小河流沿岸早期人类聚落遗址的研究，这些遗址作为人类生命的摇篮同样十分重要，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文明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
克里斯多夫-埃凡斯认为，如何平衡大河文明考古发掘与遗址保护的关系值得思考。他说，在考古学中，河流一直都是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尼罗河流域有金字塔等地面上的标志性建筑，但像黄河流域的仰韶文明遗址、印度河流域的聚落遗址等则长期深埋地下，有的甚至深达数十米，这对考古发掘提出很高要求，在发掘中要格外注重对历史遗迹的保护。他同时表示，应该用更加丰富的视角研究和认识大河文明，从而更好理解古人的生活。比如，生活在大河流域的古人和今天的人类一样，面临诸如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观今鉴古，多维度地看待问题。
考古应注重历史与现代的互动
——访印度德干学院原副校长、教授瓦桑特·辛德
□本报记者 沈剑奇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童林
大河为世界各地区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哪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未来如何进一步保护和传承大河文明？9月17日，在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国·郑州）上，印度德干学院原副校长、教授瓦桑特·辛德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瓦桑特·辛德主要从事印度北部文明的研究。他说，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等沿河地区都孕育了早期的文明，而印度文明在其中相对产生较早。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印度许多地区都产生了不同大小的沿河遗址。古代河流为文明孕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包括了丰富的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对文明起源与延续都有着重要意义。
瓦桑特·辛德介绍，过去十年考古学在印度取得快速发展，考古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同。“考古要注重历史与现代的互动。”他以自己发掘研究的印度一处早期文明遗址为例进行了介绍，该遗址对于了解印度河流域文明十分重要，自己在发掘过程中还了解到许多当地村民的实际感受，因此产生了对历史与现代互动问题的思考。他表示，考古不仅是考古学家对遗址的发掘、记录、研究工作，还依赖政府的政策制定、人民的互动参与等。他希望进一步加强对考古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带动旅游业等相关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和而不同”方为真
——访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院院长景海峰
□本报记者 王延辉
相聚黄河之滨，共话大河文明。这一次来到郑州，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院院长景海峰与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一起共赴一场文明交流互鉴的盛会。
“文明交流互鉴是大势所趋，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9月17日，参加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国·郑州）分论坛之一“嵩山论坛”2023年会的景海峰面对记者采访，一上来就开宗明义。
“当今时代，世界各种文明都在共处的现实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和发挥着自身价值与能量，对话而非对抗，共同发展而非一意孤行，应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他认为，文明对话是相互理解、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
“‘百花齐放’才是春，‘和而不同’方为真。”景海峰已先后参加了5次“嵩山论坛”，在他看来，“嵩山论坛”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平台，秉承着“互相尊重、求同存异、革故鼎新、文明对话”的理念，把国际间各种文明背景的不同文化学者会聚到一起，对话文明，凝聚智慧，阐扬共识。
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儒学研究，景海峰对本届“嵩山论坛”的主题“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展望天下文明”有着深刻认识。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周易》，为人所熟知。景海峰说，《周易》的思想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础，它居于“六经”之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对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经典，尤其是儒家‘六经’对中华文明的成型塑造与延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景海峰进一步阐释，这些经典是中华民族先民几千年实践创造的智慧结晶，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基础，不断总结和提升日常生活的经验。
经典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原典是经典中的经典，中西文明原典是中西文明发展的源头活水。在景海峰看来，中华文明的原典，体现的是“人本色彩”，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去体验、体认和体证。
“儒学经典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死的形态，而是一个活的形态，是与我们的日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景海峰深有感触地说，“随着儒家思想、典籍的传播和不断推演，在不同时代不断地领会与阐发，构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价值，发挥着历久弥新的作用。”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根主脉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本报记者 郭歌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9月17日，在郑州举行的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国·郑州）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谈及黄河文化的地位时表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根主脉。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从史前发展到各个王朝的更迭，绝大部分都是以黄河流域为舞台。”王巍介绍，在距今1万年左右，黄河流域就已经出现了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粟和黍的栽培，农业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制陶、冶金技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导致了阶级的出现和王朝国家的诞生。
“同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关注也日益增加，在黄河中游多个遗址都有考古发现证实大约5000多年前就开始对北斗星进行观察和关注，这跟农业、农时有密切的关系。”王巍说。
“中国古代的农业起源、政治制度、思想信仰绝大多数都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所以说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是有理有据的。”王巍强调。
从世界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谈及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大国文明之间存在的突出特性，王巍表示，连绵不断、兼收并蓄、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三大特征。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自夏、商、周以下至清朝，政治实体衔接有序，均未因外力打击而中断，后一个朝代都自称是前一个朝代的继承者，都强调前朝何以失天下、本朝何以得天下，这实际上都是在强调本朝和前朝的联系。
在王巍看来，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虽历尽艰辛磨难，但政治发展脉络清晰可循，文明传统历久弥新，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兼容并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吸收了很多外来文明。”王巍举例，距今5000年左右，冶金术从西亚传入中国。但西亚的冶金术较为简单，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武器和工具。
当时，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用千度以上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当冶金术传入黄河中游地区时，人们开始用陶范制作青铜器，诞生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这是一个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
谈及多元一体，王巍介绍，距今6000年左右，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开始提速，出现社会分化、人口增加，形成中心性的遗址，社会内部出现了不同的阶层。
“5000年前后，尤其是到了4500年前后，各个区域文明开始逐渐地汇聚成一体，特别是一些共性的因素在5500年到5000年起点开始出现，比如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这就说明了这些区域文明时间存在既独立发展又相互联系的关系，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王巍说。
礼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杨文胜
□本报记者 张体义
“人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中国文化的根与脉都源于黄河文明，黄河也是我们的母亲河。”9月17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杨文胜在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国·郑州）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近年来，杨文胜通过考古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礼制文化进行了观察与研究，成绩斐然。
杨文胜认为，黄河农耕文明中形成的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质就是礼制。殷周革命后逐渐形成的中国礼制文化是一种基于认识论上的方法论：等级秩序、社会和谐是其原生诉求；农耕文明又“注定”了其多元性、伦理性与统一性。礼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因礼而生、因礼而兴。礼制文化的等级化管理带来了秩序。
杨文胜说，他在一些研究文章中首先提出了春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原点”。过去认为的“僭越”和“崩坏”需要从中国礼制文化中重新发掘其真正的内涵。春秋战国历时五百余年，列国纷争诸强争霸，社会变革促使了中国文化内核——周礼亦随之而变化。经过一系列的规范与完善，礼制文化在春秋时代走向成熟。考古资料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周人礼仪制度、都邑建筑制度、随葬制度、青铜礼器制度、礼乐制度、车马祔葬制度等逐渐健全，制度内部关系规范和稳定，从物质层面体现了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期的等级与秩序。成熟期的“礼制”作为一个制度、一个规范，制约社会方方面面，其渗透到了春秋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制衡着春秋社会的各种势力，在周王室中央统治力缺失的大背景中，维系着春秋社会有序与和谐的等级关系。
杨文胜说，他从考古学实物资料分析中找出证据，对一些传统观点“随着周礼的形成女性社会地位持续跌落”、礼制文化中“礼主异、乐求和”进行再审视，提出新见解，理清中国文化的根与源，从物质层面进行考察分析，还原历史之真实。“过去说‘礼主异、乐求和’，就是说礼强调差异化、等级化，而乐器则是调和这个矛盾。但是从考古的器物上看，乐器更讲究差异化，它的等级化更强，自始至终只有高层才有，墓葬制度中，五鼎墓以上才可以使用。宗法有管理等级的差异化，等级带来社会差异，所以礼的文化更趋于合理。可以说，我们的文化具有连续性，能够长时间地传承。”杨文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