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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是中国青铜时代首个大型都邑，为研究中国都城规划制度的开端，青铜礼乐制度的形成，最早核心文化的出现，从古国到王国的转折等重大考古、历史问题，提供了关键信息。二里头时代，中华文明实现了从“多元”到“一体”的转变，二里头文化诞生与发展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作者供图
1、植根中原兼收并蓄
距今3800年左右，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
在二里头文化诞生之前，中原地区经历了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与积淀，从李家沟、贾湖一期文化至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连续发展，序列完整，具有极强的连续性。距今10000年左右，李家沟遗址开始出现少量的粟、黍及稻的栽培，生产并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贾湖—裴李岗文化早期，农业获得初步发展。贾湖遗址出现村落和公共墓地，出土的骨笛、甲骨契刻符号、大量的绿松石加工饰件、象牙制品、占卜用的龟甲、较为精美的陶器和工具，证明贾湖先民已达到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文明开始起步。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空前一致，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整合：聚落规模出现明显差异，出现以大型中心性聚落为代表的多层级区域聚落结构，聚落内部出现布局有序的特大公共性建筑、精细构筑的居住房屋，出现体现审美和信仰的彩陶，这些表明中原地区已出现社会阶层与阶级的分化。汪沟、青台和双槐树等多处面积达到数十万到一百多万平方米的大型环壕聚落群，表明中原地区已经迈入文明社会门槛。
到了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中原社会得到了空前发展，小麦、黄牛、绵羊、铸铜技术等传入中原，农业、畜牧业稳定发展；不同等级的聚落呈现出暴发式增长，筑城技术日益成熟完善，城址林立的局面也随之出现。高等级聚落中出现方正宽阔的城墙、壕沟、大型夯土建筑、祭祀遗存、高等级墓葬及随葬的特定数量礼器，青铜器残片、玉石琮、白陶等稀缺物品也层出迭见，显示出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分化日益加剧和秩序逐步强化。
随着四面八方的考古学文化涌入中原核心区，文化相互影响、交融程度加深，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先民继承了本地的文化传统，从以陶器为主的文化谱系来看，二里头文化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嵩山南、北的煤山类型和王湾类型融合基础上，大量吸收了豫东的造律台及豫北的后岗二期文化，以及东方、西北方向的陶器文化因素，经短暂的新砦期快速发展而形成的。除了陶器谱系外，种类多样、制作精细的工具，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先进的夯土建筑技术，院落式夯土建筑格局，居葬合一的聚落结构等，均展现出二里头文化与中原史前文化的高度连续性与一致性。
在当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二里头文化以极强的包容性吸收来自各地的先进文化因素，形成多元的文化特征。在二里头遗址中，不仅发现有来自东方的鬶、斝等陶制酒器和白陶礼器，也有来自北方地区的花边类型陶器及来自南方的印纹陶器、原始瓷器，还吸收了来自东方、西北、两湖的玉礼器文化，以及来自西北地区的铜器铸造技术。这些发达的技术和文化因素相融合，形成了灿烂多元的二里头文化，诞生了东亚大陆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除了文化方面，二里头都邑的人群构成也体现出二里头文化的包容性。根据锶同位素比值的分析，二里头遗址人口和动植物资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周边地区。在二里头，发现了兼具偏北方的粟、黍类饮食习惯和偏南方的稻类饮食习惯，各网格区域中的墓葬也有不同的头向和随葬品种类。本地文化传统和多元人口、资源的汇集，为二里头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璋。
2、开拓创新崛起中原
二里头文化在广泛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基础上，进行整合、改造提升，在二里头都邑集中体现了诸多史无前例的创新。比如，形成了从都城选址、多网格布局、宫室建筑、多级墓葬、祭祀遗存，到青铜、玉及绿松石等礼器共同构成的礼乐制度体系，使二里头文化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在短期内迅速崛起，发展壮大。
第一，二里头文化确立了“择天下之中”建都的都城选址制度。二里头文化诞生之前，洛阳盆地并未出现超大型的中心性聚落。龙山时代晚期紧张的社会关系、洛阳盆地优越的地理环境，促使先民选择洛阳盆地中部的二里头建立都邑，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从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和《尚书》《逸周书》《史记·周本纪》等文献关于营建洛邑的记载可知，夏王朝选择在洛阳盆地建都，是因为其位居天下之中。自此开始，二里头文化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向外辐射万邦，形成新的地中之国。
第二，二里头先民史无前例地开创了都城多网格式布局规划新模式。此前的史前城址中，连道路都极少发现，更没有明确的多网格式布局。二里头都邑以多条主干道路和墙垣，规划形成了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体现出“宫殿核心区—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区、墓葬区等中心区、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向心式”特征，表明当时社会等级严格、层次分明，统治格局井然有序。这是判断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第三，二里头文化首创“建中立极”的宫廷礼仪。在二里头都邑的多个网格中，宫殿区地位最高：它处于多网格布局的中心，面积最大，环绕宫殿区的道路最宽且最早修建。大中型夯土建筑均集中于宫殿区，其他区域仅有中小型夯土建筑。宫殿区是王者召集下属从事各种政务、举行各种宫廷礼仪的“朝廷”之所在，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宫城居中、建中立极、规模宏大、结构封闭、坐北朝南、中轴对称、一门三道等要素，无不体现着国家王权的至高无上和规范威严。
第四，二里头王国极其重视祭祀和复杂手工业。大面积用幼猪祭祀活动集中于宫殿区东北部，坛类和墠类祭祀遗存布设于宫殿区正北方，形成祭祀遗存集中区。为高级贵族生产高等级礼仪用品的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和唯一的铸铜作坊，布设于宫殿区正前方，形成官营作坊区。祭祀遗存集中区、宫殿区与官营作坊区构成都城的中路，外围均有墙垣围护，凸显了复杂手工业和祭祀活动的重要程度，同样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严格的等级和秩序。
第五，二里头文化确立了“居葬合一”的布局形态。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出现“居葬合一”的现象，此时头向尚不一致，排列尚不规则，且均为小型墓葬。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居葬合一”布局明显得到强化和提升，成为主流的埋葬形式。从二里头都邑到普通聚落，从宫殿区到一般居民活动区，多数区域及居址均有对应的小型墓地，且墓葬成组、成排分布，排列有序，墓主人头向也十分一致，甚至宫殿区的大型夯土建筑中也有同期的成组墓葬。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斝。
第六，二里头文化创制了独特、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和青铜礼乐制度。二里头先民将发达的制陶技术，与来自东方的礼器传统、西北的冶金术相结合，创造出使用复合陶范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铸造出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是中国铸铜技术的重大突破和飞跃。青铜容器的生产包含采矿、运输、铸造等多个流程，需要高难、复杂的技术，高强的控制、管理能力，大量的社会劳动，因此青铜容器成为体现贵族等级、权力和财富的最高级礼器。青铜容器爵、斝、盉、鼎，乐器铃，与武器戈、钺、斧，构成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青铜器与玉器、绿松石器、漆器、陶器配套使用，组成礼器群，用以祭祀和随葬，形成了与贵族等级相称的较为稳定的礼器组合。贵族墓葬的器物组合显示，二里头文化已经形成了一套以青铜酒礼器为核心的青铜礼乐制度。
多网格式布局显示的严格等级，发达的统治制度，方正规整的宫城，大型夯土基址为代表的宫城、宫室制度，以贵族墓葬为代表的各级墓葬所显示的墓葬制度，以玉礼器群、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等器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等均表明，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礼乐制度已经形成。二里头文化创立了规范化、秩序化的统治模式，将中原核心区整合为统一的文明实体，率先进入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二里头文化800多个聚落，以二里头都邑为核心逐层分布，形成“众星捧月”式的分布格局，建立起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高等级聚落分布在交通要道和区域中心位置，或者重要资源附近，控制交通和资源，又对二里头都邑进行拱卫；低等级的聚落则广泛分布在中原地区，依附于较大型的聚落，拱卫和支撑着较大型聚落。这些聚落的文化面貌均与二里头都邑保持高度一致，共同组成二里头文化的多层级聚落结构治理体系。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3、青铜礼制引领后世
礼乐制度是早期华夏文明的核心、特色和精髓。二里头文化已经形成了以礼制遗存为载体、等级制度为核心的成套礼制体系，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引领者。
二里头文化是商王朝早期阶段的二里岗文化主要、直接的源头，对其城市规划和设计理念、建筑布局、宫城宫室制度、墓葬制度，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礼乐制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多处二里岗文化城址明显沿袭了二里头都邑择中建都、多网格区划的规划理念、建设模式，在建立之初就有严格的布局规划；在宫城、宫室建筑的营建上，继承了二里头宫城居中、方正规整、中轴对称的建筑理念，宫殿建筑也多为四周合围的四合院式建筑，以此将统治者与其他阶级进行区分，树立统治者的权威；在祭祀方面，继承了二里头都邑在宫殿区北部用幼猪祭祀的制度。
除此之外，二里岗文化还受到二里头文化青铜礼乐文明的强烈影响。二里岗文化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的铸铜技术、铜器种类、组合、造型、装饰、功能和风格，特别是继承了使用青铜礼器的一系列制度。二里岗文化铜礼器在品种、器物造型、装饰及铸造技术上有很大发展，但其核心仍然是延续二里头文化的酒器组合。二里头文化创立的青铜礼乐文明，为商周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确定了商周青铜文明最重要的内涵、模式，并与商周文明一道，构成早期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和发展主流。
二里头文化的礼乐文明达到强盛之后，虽然已经具备了极为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并且控制了中原地区的资源和交通，但二里头王国并未选择以军事形式向外扩张，征服其他地区，而是以二里头王国所在的嵩山区域为中心，向外推广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将其创造的文明成果用和平手段积极向外传播，以牙璋、铜铃、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白陶等礼器为主要载体，将其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等传播到周边地区，用礼制秩序来维护二里头王权的统治地位。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礼器陶盉（或鬶）、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长江流域的浙江到四川等地，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和青海。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礼器——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同类的牌饰，见于齐家文化、三星堆文化。作为二里头文化核心玉礼器的牙璋，经南阳盆地传播至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向西南经四川盆地直达越南红河三角洲；或经湖北、湖南向福建、广东、香港扩散。这种礼制的传播，使二里头文明实现更大范围的扩张，最终建立起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确立了中华文明礼乐制度的基本特质，奠定了古代中国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引领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成为后世中华文明礼乐文化的根和魂。
（作者赵海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杰系郑州大学博士生）
（本版图片除注明外均由光明日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