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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殿荣
六卷本的精选集《时间与疆域》，体现了赵大河对文学艺术的多种探索。这套书包括小说、随笔、剧本等文学样式，涉猎题材也十分广阔，古今中外均有书写，确实给人以纵深辽阔之感。《侏儒与国王》讲述的是春秋时期的故事；《死囚与皇帝》中的故事发生在唐贞观年间；《我们的路》则来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讲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蒋冯战争背景下，豫南大地上发生的故事。
将赵大河三部历史题材小说放在一起研读，能够鲜明地感知作家对史料选取的侧重各有不同，结构小说的手法和切入角度也各有特点。《死囚与皇帝》由《资治通鉴》中对唐太宗“纵囚归狱”一事的记录，衍生了受这道赦令影响的九个并无关联的死囚的故事。皇帝的赦令是故事的起点，是每个故事背后紧绷的弦，也是弥漫整本小说的基调。这九个故事，像是生长在同一棵枫树上的火红叶片，坠落前最后一次抒怀，这其中有牵挂有参悟，有忏悔也有不悔，还有炽烈的爱以及按期赴死的毅然决然，也由此回顾了他们的人生，以及要怎样将自己的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侏儒与国王》用以统摄全书的是侏儒的讲述视角。这部长篇围绕晋国的故事展开，每个篇章的故事均取自《左传》，但小说打乱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将它们重新排列，再嫁接至虚构的讲述者侏儒身上。侏儒因个子矮小又不引人防备，一出场就具有常人不具备的视点，能够迅速地窥见和感知真相，并在关键时刻推波助澜，甚至一度成为驱动故事发展的主要人物，他见识了人性的凶狠狡诈阴险，也见识过什么是善良正直守信，并将这一次次沾染血泪的经验教训，以书信形式，讲给自己亲爱的兄弟和读者朋友。以上提及的这两部长篇，一部散点透视，一部串点成线，都偏重对单个故事的讲述，这些故事可组合也可拆分。《我们的路》，更贴近传统长篇小说的叙事。这部小说从底层人物——“我”的老爷赵德俊写起，由一个平凡普通的个体，辐射一个事件、一个地域甚至一个时代。赵德俊曾是给军阀拉差的牛把儿。赵大河在小说开篇设计了一次牛车和马车相撞的事故，由此进入情节紧张的叙事，在牛把儿们想方设法保命的拉差途中，共产党、民团、军阀、土匪等各路人物和各种势力悉数登场。如果说主人公赵德俊的故事只是一片树叶上最细微的一条脉络，但顺着他的故事，我们能够看到整片树叶的形态，看到树的枝杈，甚至是整棵树木，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写作。
历史是万象之根，审视历史是要以史为镜、以史为鉴。赵大河这三部历史题材小说，对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做了很严谨的考证，但小说的价值不局限于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历史的真实，而在于对每个人物的鲜活塑造和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令人物身上弥漫的善良与隐忍、爱与悲悯、执着与信念，汇成作品的脉动，传递着作家对道义的思考，对生死的态度，以对小说艺术的多种探索，致敬时间长河中那些动人的生命。
作家在小说中深情地书写着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这一点在《我们的路》中赵德俊身上，得到了生动细致的展现。小说开篇就写赵德俊如何疼惜自己名为“曹操”和“大丽花”的两头牛，宁愿自己挨饿，也不愿亏待它们；最小的牛把儿葫芦是替父亲拉差，赵德俊因为答应过葫芦爹照看葫芦，便一路坚守这个承诺，将葫芦守护得视如己出；他还以最大的善意去揣度别人，能帮人处且帮人……作家在赵德俊身上折射的是中国大地上无数朴实劳动人民善良、无私、宽厚、守信等美好品质。其他牛把儿身上，也都不同程度地闪耀着这些品质，在团长刘三阎王等人胁迫与压榨下，牛把儿之间于危难时的相互帮扶，让人感到些许温暖。《侏儒与国王》脱胎于《左传》，着重于对历史的思辨。作家将这些或阴暗或明媚或愚蠢或智慧的历史人物刻写得十分生动，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向善的价值导向，强调做人应秉持的气节。比如叔向和祁奚间的相知相惜令人感动；一向钻营生存之道的师父，因为太子待他以礼，他便以死报之，也让读者为之动容；还有几个人物比如晋灵公派出对付赵盾的杀手菊几和灵澈，他们虽只短暂地出现过，但他们不惜牺牲生命来维护内心的道德律令，让人过目难忘……《死囚与皇帝》，整部作品都在讲述一个关于诚信的传奇——“上一年放回家中的死囚犯人共三百九十人，在没有人监视管制的情况下，都如期回到长安，没有一个人逃亡”。在作家笔下，每个死囚都行差踏错，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过，但他们心头的那一小块明媚，仍值得被擦拭、被看见。这部小说的后记中，作家思辨且深刻地谈到了对于生和死的思考，“死亡在人生的终点竖起一面镜子，照出人生的意义或无意义”。《侏儒与国王》也借叔向的口讨论生死，“一个人的生命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命，还有更高形态的生命”。这样的生死观与前文提到的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互为因果，更是对坚守内心道义和美好情操的肯定与鼓励。
小说价值观念的传递，在这三部作品中主要得益于对人物的鲜活塑造。其中最具创造性的莫过于侏儒这一角色，他将自晋献公至晋平公跨度达百余年的晋国故事串起来，与真实的历史事件融合得浑然天成，毫无隔阂，不仅担负串讲故事的重任，还展现了自身的成长蜕变，且通过书信的形式，在与兄弟的倾诉中直言自己的观点，也有为历史做注的意味。《死囚与皇帝》中每个故事的篇幅都很短小，但人物塑造很饱满，只一个小小片段，便可窥见其人生轨迹，而且仔细思忖，这系列小说中很难说有绝对主角，与这些死囚产生交集的人物，也都各有故事。比如《渡口》一章中出现的三个人物——撑船的老黑、渔佬、死囚张三元，三个人各有立场，各怀心事，三个人的相遇，极富戏剧张力；又如《客栈》一章中的老板娘“乌鸦”也是谜一样的人物，从她身上完全可以延展出另外一篇小说。《我们的路》尤其体现了作家的写作功底，小说对处在不同领域不同地位的人物性格的刻画、情绪的捕捉十分准确，跟赵德俊在一组的几个牛把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经得起单个儿打量，他们的性格命运铺陈在主线叙事之下，成为故事底色，共同讲述着那个时代的故事和历史的必然。单就葫芦这个角色，从一个尿床的孩子到主动拿起枪，跟着公孙宁走上了革命道路，就是随着故事发展水到渠成的转变。作品中的其他各路人物，也没有被粗糙对待，对确有其人的历史人物来说，塑造时受到的局限更多，难度应更大，但作者仍然表现得很到位。正是对所有这些人物的成功刻画，才将那个时代关于出路的命题，不可回避地推到我们面前。
赵大河作品的语言很有张力，简繁有度。细腻时可以听见虫叫鸟鸣和落叶的声音，还可以看见夜晚被压下的雾、早晨草尖的霜，甚至一条通往渡口的小路，都极具生命力。当然他作品中也有很精简的表达，比如刻画刘三阎王领命找土匪谈判，坐上公孙宁的马车时，作家是这样表述的：“刘三阎王从屋里出来，将他巍峨的身体安置到车上……”巍峨是极少用来形容人的，但用在这里却觉得非常准确，将刘三阎王对马夫和牛把儿们的倨傲表现得淋漓尽致。语言是隔在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之间的第一道门槛。赵大河的小说语言有将读者快速“拉进门”的魅力，而他小说世界里的风云际会，也是令人沉迷忘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