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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王国维作品《古史新证》
□本报记者 李林 杨之甜
7月12日一早，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前排起长队，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游客到“大邑商”感悟伟大的商文明。
一部殷墟发掘史，半部中国考古史。一楼“探索商文明”序厅，以时间为轴、以重要发现为线索，全面系统梳理殷墟考古研究自1928年至今取得的重要成果，追溯了整个商文明的探索历程，绵延近600年的商代历史画卷渐渐清晰，铺展于游客眼前。
“我之前了解王国维是从《人间词话》开始的，没想到他也是‘甲骨四堂’之一。”在展板前，来自上海的游客王熠细细读完有关王国维的介绍后感叹，这次来殷墟博物馆参观，刷新了他对甲骨文研究者们的认知。
他与罗振玉是莫逆之交
王国维是国学大师，1925年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为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在文学、史学、哲学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他被称为奠基人物。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莫逆之交，相互扶持，并各自成就了流传后世的学问。1898年，21岁的王国维在汪康年、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任抄写与校对。此后不久，《时务报》因言辞激烈被查封，主办东文学社的罗振玉因赏识王国维的才华，便让王国维到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兼做杂务。此后的交往中，罗王二人对彼此的才能都很欣赏，成为至交。
1911年11月，王国维和罗振玉东渡日本。罗振玉将他收藏的图书、甲骨器物带到了日本。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从那时起转向了国学。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罗振玉和王国维开始了学术上的讨论和思想上的交流。
在罗振玉的帮助下，王国维开启对甲骨文的研究，并依托罗振玉收藏的甲骨文卜辞实物和拓片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著述。
他用甲骨文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
“王国维是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中国文字博物馆副研究员王双庆介绍，王国维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新的结论。
他自己称以上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意思是运用地下的材料（考古）与纸上的材料（文献）相印证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相，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双庆介绍，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罗振玉侧重对甲骨文的释析，王国维则通过这些文字来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
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朝第一位国君成汤居住在一个叫“亳”的地方，王国维从甲骨卜辞所刻的200多个地名中，找到了包括“亳”在内的“雍”“曹”“杞”等8处地名。王国维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不久又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考证了王亥、王恒、上甲等商代先公先王，证明史书的记载大体不误，还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报乙、报丙、报丁等在排列次序方面的错误。
他开拓了古文字学新境界
“王国维不仅对甲骨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他对古文字学的贡献是全方面的。”中国文字博物馆研究人员刘浩介绍，“郭沫若曾高度评价王国维：‘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
“王国维不仅发现了甲骨卜辞的史学价值，对甲骨文断代研究和甲骨缀合同样有开创之功，给予后世学者莫大启迪。在甲骨文字考释上，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有过评论：‘他所释的字数虽不多，却还有其特殊贡献的……王氏所释的字数只寥寥十余字，然他认识了早期的‘王’字，对于卜辞的全体认识，是很重要的。他对‘旬’‘翌’字的认识，解决了占据很多数量的卜旬卜辞。’”刘浩向记者介绍。
“在文物的考订、铭文的释读方面，王国维的贡献也是十分突出的。他指出，古代器物上的文字之所以不好解读，在于现代人‘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由于这个局限，我们不可能识读出所有的古文字，所以要反对每字必释、无义不通的倾向。这是超越时代的、十分宝贵的认识。”刘浩说。
刘浩介绍，对于如何考释文字和通读铭文，王国维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六项原则，即“考之史事，本之《诗》《书》，考之古音，参之彝器，以及由此及彼和阙疑待问”。“现在科技水平日新月异，我们学习和研究古文字相比百年前方便了太多，但王国维提出的这些原则依然是研读古文字的不二法门。王国维著有很多考证名篇和金石题跋，他总是能写出考证严密、不囿于成见而能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性文章，梁启超说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并非有意夸饰。”刘浩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