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网讯 1928年10月,在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考古学家董作宾挥下第一锹,中国考古人发掘殷墟的序幕由此拉开……
董作宾(1895—1963),原名守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甲骨学家、古史学家,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甲骨四堂”。
此后90余载岁月,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接续奋斗,让3000年前的殷商文明真实而立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新获卜辞写本》:甲骨学学科兴起的开端
新材料是新学问产生之基石,对于甲骨学这一以地下出土文物为研究材料的学科尤其如此。1899年至1928年的甲骨学草创时期,属于甲骨材料私人收藏、个人研究的时期,且有近半甲骨片流落海外,诸多学者对于甲骨实物难得一见,更遑论研究。正是董作宾将出土甲骨片悉数整理著录出版,给学界提供了珍贵丰富的研究材料。
1928年,在董作宾的主持下,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工作历经18天,共得有字龟甲555片,有字骨片299片,共计854片,还有铜、陶、骨、蚌、石、玉等类器物近3000件。
董作宾从发掘出土的854片甲骨中选录了392版,摹写编码共381号,著录为《新获卜辞写本》。
作为中国第一部科学发掘甲骨文的著录,《新获卜辞写本》的发表,证明了中国学者可以用科学手段和方法独立地对古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取得成绩,同时将甲骨文这种珍贵的材料留在了国人自己手中。
这本著录的发表,打破了过去甲骨文研究只能由少数甲骨收藏者私人研究的局面。因此一经出版,立刻引起很大反响,短时间内涌现出很多相关的讨论文章,内容涉及殷商史、甲骨文字考释、殷墟地下知识、相关出土文物研究等多个方面,是整个甲骨学学科兴起的开端。
此外,《新获卜辞写本》摹片顺序有通号,便于检索,同时结合现代考古学知识记载了这批出土甲骨的坑位情况,这种著录体例前所未有,成为甲骨文著录体例的范本之一。
《甲编》和《乙编》:突破只注重文字的藩篱
从殷墟第一次试掘到1937年6月,10年之间,安阳殷墟遗址共发掘了15次,这15次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遗址,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大量的甲骨文。
这些甲骨文在董作宾的主持整理下,最终著录为《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以下简称《甲编》和《乙编》)。
《甲编》是1934年第9次发掘之后着手整理的,第1次至第9次殷墟发掘所得共6531版,《甲编》就从中选出字甲2476片、字骨1399片墨拓编成。
《乙编》继《甲编》而作,包括殷墟发掘第13次至第15次所采获的甲骨文字。虽只是三次发掘所得,其数量却超过《甲编》约四倍以上,共得甲骨18405片,出土坑位简洁明晰,内容新颖丰富,经墨拓选编9105号,分上、中、下三辑出版。
《甲编》和《乙编》共收录甲骨1.3047万片,是当时收录甲骨片数最多的著录,且从著录名字到编撰体例到编辑经过,都与以往的甲骨文著录有着显著区别。每一编都有“图版”和“考释”两部分,图版先期付印,考释部分后续推出,为的是先发表新材料,让翘首以盼的学者们能尽快见到这些珍贵的材料,从而尽早开展分析研究。
董作宾将殷墟历次科学发掘所得甲骨辑为《甲编》和《乙编》出版,在刊布甲骨文字材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在编排体例上注重甲骨文字出土的相关地形、坑位、所伴随遗物遗迹等的记述,也让这两本著录有了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
考古学家李济评价,从此甲骨学研究突破了传统的金石学只重文字而不注重与文字同出的遗物遗迹的藩篱。
殷商历谱研究:提纲挈领建立甲骨学体系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最为艰难的阶段,不仅安阳殷墟田野发掘中断,而且研究工作也受到极大影响。
在此期间,董作宾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几次搬迁,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甲骨文的研究,并根据甲骨文记载整理复原殷商历谱。
这一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他对甲骨文记录中的历法资料做了笔记,又撰写了一系列与历法有关的文章,如《卜辞中所见之殷历》《殷历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特别是1932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把甲骨文断代的标准定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并将甲骨文的时代划分为五期。
此文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大事,它使过去混沌一片的15万片甲骨成为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使殷商后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了比较科学的基础上。
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还有需要补充和修正之处,但直到现在,它仍为学术界所普遍使用。断代学说大大提高了甲骨文的史料价值,把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意义深远。
董作宾《殷历谱》的写作始于1934年,1945年完稿,其间数易其稿,写作之辛苦可见一斑。
他研究殷商历法,广泛应用新技术,并用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记录加以检验,澄清了商朝统治时期的继位顺序,考订了殷商的实际统治年数及周灭商的确切年代,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学者严一萍曾言:“五十年来,经过无数学者的钻研努力,而能够提纲挈领,建立甲骨学体系的,惟彦堂先生。”(李东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