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50年前的1974年8月，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去了美国总统一职。
在很多人印象中，“水门事件”涉及的似乎只是总统滥用权力问题。但实际上，它也是一桩重大的竞选资金丑闻——某个由相关企业和富人捐赠的秘密基金为收集民主党情报提供了支持。
△当地时间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在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后第二天向白宫的工作人员发表告别演说。（图自《纽约时报》）
作为回应，美国国会在1974年即通过了旨在增加透明度和遏制巨额资金对政治影响力的改革方案。
“要赢得选举，就需要金钱”
在美国，政治献金作为一项合法制度自建国起便已存在。正如一位美国竞选专家在100多年前所说：“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
而政治候选人所收的钱到底是合法的政治献金还是非法的政治黑金，区别就在于是否在规定的框架内收受。
自美国建国之初至上世纪70年代，政治候选人一直可以不公开献金来源。直到1971年，美国国会才通过《联邦竞选法》，对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等做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旨在筹募和分配竞选经费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后，随着一系列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政治献金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极大不满。由此，美国国会于1974年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政治捐献和竞选支出。
△致力于追踪政治资金及其对选举和政策影响的美国“公开秘密”组织网站报道截图
但随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对这些限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削弱。
根据美国《联邦竞选法》，个人每年最多可以向其支持的政治候选人捐款1万多美元。这对于动辄需要上百亿美元才能推动的美国总统大选几乎是杯水车薪。
于是，更大的口子被打开了。
2010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出现，标志着美国进入了名副其实的“金钱政治”时代。
从技术上讲，这种独立组织可以向公司、工会、协会和个人筹集无限额的资金，然后花费无限额的资金公开支持或反对某个政治候选人。
截至今年8月17日，不断融入美国选举政治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数量已从2010年时的83个激增到2258个；其资金实力也从2010年的6300万美元发展至2023-2024年选举周期的超过21亿美元。
△美国“公开秘密”组织网站报道截图
今年5月22日成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就是一个支持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记录显示，截至今年7月，该组织已经花费了上千万美元用于实地竞选宣传，以及投放广告和支付联系选民的短信、电话等费用。
△美国《政治报》网站：“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计划斥资1亿美元进行广告宣传
“我们只有时间和金主沟通”
随着无限额的资金不受监控地用于选举政治,越来越多的“政治献金”也实质性地变成了“政治黑金”。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丹尼尔·克莱德曼通过调查发现，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党都有政治黑金事件发生。
“2022年拜登曾表示，政治黑金侵蚀信任。但讽刺的是，民主党在筹集政治黑金方面甚至比共和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正如他们自己所说，鉴于这次选举的赌注如此之高，他们认为不应该单方面解除自己的‘武装’。或者正如一位民主党分析师所说，‘你不能只带着刀出现在一场枪战中’。”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丹尼尔·克莱德曼在节目中讨论政治黑金问题
借助政治黑金，美国大财团、大金主对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据估计，20%的大财阀贡献了政治黑金的80%，也因此决定了80%的美国政策走向，甚至有能力改变政策。
这也使得美国选举越来越脱离实际。候选人们不切实了解民众诉求，不具体阐释竞选主张，而只把精力用来“拉赞助”和“骂对手”。
美国前参议员弗里茨·霍林斯就曾直言：“我们没有时间和选民交流，只有时间和金主沟通。”
△弗里茨·霍林斯（资料图）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大说实话：普通民众的声音并不重要，金钱才是选举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安东尼·斯卡利亚（资料图）
在金钱对政治的全面渗透下，美国社会呈现出了光怪陆离的独有“景观”：
枪支数量比人口数量还要多；
有美国政客公然声称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
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据了全国40%的财富；
……
对此，英国《卫报》日前发文警告，今年美国大选的财务状况看起来与50年前“水门事件”发生之前的情形非常相似，也正因此，美国民众对国家政治的信任正在崩溃。
“当年的‘水门事件’引发了美国全国性的反思，反思不受监管的金钱对美国政治体系的腐蚀作用。而新一轮重大改革早就该进行了。”
△英国《卫报》：近期民调结果显示，80%的美国人认为主要政治捐助者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过大；近三分之二的人——包括大多数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认为国会应该采取更多措施限制巨额资金对政治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