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当地时间12月17日，枪杀美国联合健康集团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的嫌疑人路易吉·曼焦内在纽约被起诉。检察官当日宣布大陪审团已将指控升级为一级谋杀，并指控他进行了恐怖主义行为。
美国社会对商业医疗保险行业的不满也在此案后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媒体披露，在犯罪现场附近发现的弹壳上写着“拖延”“拒绝”和“辩解”字样，凸显美国大型商业保险公司逃避或延迟支付索赔的行为在美国社会引发的不满情绪。案发至今，美国社会不少人对路易吉·曼焦内表示同情，支持其辩护的线上筹款活动已筹集了超过13.2万美元。
美国商业保险顽疾凸显
布莱恩·汤普森12月4日在前往参加公司的年度投资者会议时，在纽约曼哈顿一条繁忙的街上被枪杀。据美国媒体报道，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是全美最大的保险服务提供商之一，在美承保客户超过4900万人。其母公司联合健康集团是美国最大的医疗保健公司，在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位列第8名，年收入近4000亿美元。
美国商业医疗保险行业存在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2005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华尔街日报》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约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医疗保险公司大多只对盈利更感兴趣。人们抱怨保险公司为了自身利润最大化而拒绝索赔申请、质疑索赔的合法性，或是将索赔者告上法庭不断拖延索赔进程。
健康政策研究组织KFF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每10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6人表示，过去12个月里遇到商业医保问题，例如收到意外账单或索赔被拒；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商业医保公司拒绝承保其处方药，或被要求支付非常高的自付额。
当下美国的公立医疗保健系统仅覆盖占人口30%的残疾人、儿童、低收入群体和65岁以上老人，其余70%的人口大多数需要自行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数据显示，过去5年，美国民众保险费、药费、自付费用以及医院服务的费用都不断上升。盖洛普民调显示，去年81%的美国人对医疗成本感到不满意，创下16年来最高水平。一些人因为医疗费用过高而选择放弃治疗或检查，每年还有数十万美国人因医疗债务而破产。此外，商业保险公司还越来越多地介入医生诊断，要求医生在提供治疗前预先获得授权，这在很多情况下耽误了患者的治疗，也引发了医生的不满。
在众多商业医保公司中，联合健康集团因涉嫌通过垄断以及不当拒赔行为伤害消费者并牟取利益而受到美国国会议员和联邦机构越来越多审查。该公司拒绝索赔的比例约达三分之一，比其他任何一家医保公司都多。根据美国国会调查人员的报告，在汤普森的领导下，联合健康保险公司加强了“事先授权”等策略的使用，还越来越依赖自动化程序来快速拒绝索赔。早在汤普森被枪杀之前，民众就已多次通过抗议活动表达不满情绪。
民众反精英情绪上升
近期，美国公众长期以来对商业医保企业拒保、拒赔和过高收费的怒火在互联网上爆发。纽约警方警告，其他一些商业医保企业高管可能面临风险。出于安全考虑，一些商业医保公司删除了官网上列出的高管照片与简历，部分高管也开始雇佣保镖。
有分析人士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助长了美国民众对大型私营企业的怨恨以及美国反精英情绪的上升。正如益普索公共事务高级副总裁克里斯·杰克逊所言，人们日益认为美国社会系统并不是为了照顾普通人而建立的。益普索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经济发展是有利于富人和有权势者的。
同样，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只有25%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大型企业对国家有积极影响。近年来美国社会财富差距持续扩大，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前10%的美国家庭控制着大约60%的美国财富。这都加剧了美国民众的反精英情绪。
在医疗领域，普通美国民众与高收入者之间也存在明显分歧。14年前，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试图通过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供财政补贴以降低医疗费用，解决美国医疗行业痛点。当时的医改方案对低收入者有利，但遭到中产阶级和高收入者的反对。
时至今日，“奥巴马医改”也无法令美国民众满意，政府的大量支出花在了商业医保上。美国人支付着世界最高的医疗费用，但过去10年里，美国人的健康状况却越来越差，预期寿命不断下降。
反建制民粹主义兴起
反大型企业和精英情绪的升级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权力结构态度的更广泛转变。长期以来，美国医疗价格居高不下，住房等其他开支也不断上涨，公众不仅对商业医疗保险行业感到不满，更对掌控美国的大企业以及资本市场感到愤怒。与此同时，政客的改革举措却总是陷入僵局。
在此背景下，号召“纯粹的人民”反对“腐败的精英”的美式民粹主义不断兴起。民粹主义政客不断煽动舆论，右翼政客宣称要破坏现有政治体系，惩罚背后的暗箱操纵者，认为传统的建制派官僚体系长期以来不仅未能解决美国的诸多问题，反而助长了低效、腐败和官僚主义，只有通过完全颠覆游戏规则，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左翼政客也不断将高昂的房价、油价以及医疗价格上涨归咎于少数“邪恶”的大公司。
美国《国家》杂志日前刊文指出，美国真正的分歧并不只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更在亲建制和反建制之间。建制派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客是存在一定共识的，这催生出了美欧结盟、贸易协定以及尊重经济学家的政治环境。然而，反建制派政客并不代表固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代表对建制派共识的普遍抨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现状感到不满，他们并没有鲜明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倾向，但对反建制的政治观点则普遍持开放态度。
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在报道汤普森事件时进一步分析，美国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使得人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很少会思考“有人应该为此做些什么”，而是会思考“我应该做些什么”。这也意味着，当美国民众认为当下的体系无法为自己服务时，出现暴力事件的可能性极高。
崇尚暴力的文化、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社交媒体的煽动，让美国的政治暴力越来越“正常化”，近年来“国会山骚乱”以及针对特朗普的暗杀等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谋杀商业医保公司高管显然并不能帮助美国民众获得应有的医疗保障。而且正如美媒所指出的，上一次民众广泛动员起来抗议大型企业和富有高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也没有获得任何结果。此次事件看似开启了一场全美关于商业医疗保险行业问题的对话，但就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的关于枪支管制的对话一样，这种讨论在美国周期性发生，但最终并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变革。
（本报记者杨逸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