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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市汲滩镇山陕会馆旧址①。
邓州宋金古街博物馆。
邓州市汲滩镇山陕会馆旧址②。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宗宽 司马连竹 曾倩 文/图
近期，南信合高铁获批的消息备受关注，这条待建铁路也是规划中的合西高铁未来衔接陕西商洛、直抵西安的关键路段。作为国家高速铁路网“八横八纵”规划中的“一横”，合西高铁将是打通西部地区与华中长江流域的便捷通道。
越秦岭、穿丹汉，从长安到荆襄，自古存在着一条秦楚古道，它沟通了古代中国的关中与东南方向的往来。这条古道从西安、商洛一路穿山越岭，出武关，进入南阳盆地后，经今天的内乡和邓州，沿汉水抵长江，直下襄阳、荆州等地。
据后世考证，这条古道兴盛于战国时期，是一条穿行古时商邑、於邑的水陆复合通道，又名商於古道。
商於古道，名气不及茶马古道、剑阁蜀道，沿途却是战国时秦楚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也是先秦时期中原文明控制南方区域的交通命脉。自秦统一中国后，汉、唐、宋等历朝，商於古道伴随着强大的中央政权而繁盛，及至明清两代，这条古道依然商贾络绎、往来不绝。
邓州是南阳盆地西南门户，也是陕豫鄂三省交会的中心。数千年来，行走在商於古道的行人与商队，从秦岭余脉伏牛山迤逦而出，在这片沃野上得到休养补给，也锻造了邓州人敢闯敢干、胸怀四方的性格底色。
5月30日，记者前往邓州，寻访当地文史学者、古镇村落，在时光长河中打捞起商於古道的吉光片羽。
天时地利造就人和
古代以车马、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商於古道的形成，必然要有方便驾驶马车、行船的自然条件。翻看有关商於古道的记载，翻越秦岭后，从武关至丹江河谷，本可直奔老河口入汉江，但古道却拐向内乡，沿湍河往邓州境内南下。
古人为何要“舍近求远”？带着这个疑问，记者驱车从内乡出发，向邓州行进。
在内乡县地界，从陕西方向而来的312国道与南北方向241国道形成交会。为还原古道路线，记者选择了与湍河走向并行相邻的249省道。
经过内乡县大桥乡，沿249省道来到邓州市罗庄镇。据记载，商於古道进入邓州境后，沿湍河南进，罗庄镇是第一站。
在罗庄镇西北的湍河河心洲湿地，随着一条支流的汇入，原本平静流淌的湍河水势大涨。站在河水汇合处岸边北望，远处伏牛山遥遥在望，回想当年，从崇山峻岭中长途跋涉的行人，自然会在这里停下脚步，做一番休整。
唐《元和郡县志》中记载：邓州临湍县楚碣，在县南八里，拥断湍水，高下相承，溉田五百余顷。
“在现在罗庄镇的南侧曾有一座临湍古镇，是商於古道的重要驿站。”邓州市博物馆馆长王春玲告知记者，临湍镇的由来、存续时间与商於古道密不可分。
据邓州市文物部门考察，今罗庄镇南古村临湍县城遗址文化层厚、面积大，历史上不断出土一些古代器物，如重修文庙碑记、城隍庙碑记等。据出土古碑记载，此地为古临湍县城。
驶出罗庄镇，跨越一座湍河桥，就进入十林镇。
与罗庄镇隔河相望的十林镇，同样是一座颇有来历的古镇。相传春秋时期，此地存有一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绵延十余里，扼守秦楚古道咽喉，此地与十里铺、张村铺等驿站相连，是南北往来的必经要地，构成了邓州通往内乡的完整官道体系。
根据邓州史志部门资料显示，明《嘉靖邓州志》记载：“十里林店，州西北八十里。”清代在此设立“十里林铺”驿站，依托官道地利，驿站两侧逐渐形成聚居村落，常年商贾云集、市井繁盛，地名逐渐简化为“十林”。
十林镇《刘氏族谱》印证了这段历史：明洪武年间，山西洪洞人刘九老长途跋涉，最终在十林驻足定居；他开荒垦田、安家立业，在此扎根繁衍，成为十林刘氏始祖。如今十林刘氏后裔已达万余人，遍布周边村落。
与此同时，十林街时姓、习姓等先祖也相继迁居于此。五湖四海的移民，如同坚韧的种子落土生根，以汗水浇灌荒原，以血脉延续生机。这场浩荡的明初移民，填补了区域人口空白，更为十林从古道小店蝶变为邓北商贸大集，筑牢了人口根基与经济根基。
十林镇上的马路边，开流动杂货车的王瑞印告诉记者，自己当“卖货郎”已经有二十多年，常年走街串巷赶集售卖商品。王瑞印说，他是镇平人，他常走的路线，就是沿着内乡、邓州、襄阳一路向南，最远到过荆州、孝感。
王瑞印提到，十林镇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商贸集市，也是宛西人口迁徙的主要通道。20世纪初到1949年前，内乡、镇平等地战乱不休、匪患严重，许多百姓逃难都是经过十林镇南行或北上。
当地人介绍，旧时十林镇格局规整，以南北大街为中轴线，镇上曾有山陕会馆、娘娘庙、关帝庙、将军庙等建筑，镇四周有土墙结寨。清代有民谣称“十林街，雾腾腾，修的寨似北京”，十林寨南门上曾悬挂有“秦楚通衢”匾额，反映了当年的恢弘气派与市井繁华。
离开十林镇前往张林镇、文渠镇，249省道上悬挂“陕”“晋”车牌的货车络绎不绝。作为今天邓州的人口大镇，十林、张林和文渠都曾是商於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串联三省商贸往来的枢纽作用。
两河文明经此交流
纵观中华文明史，围绕黄河与长江两大文明带间的交流互动，南阳盆地是难以绕过的捷径，更是中原王朝、南方政权经常争夺的前沿。
“枕伏牛而蹬江汉，襟三山而带群湖。”这句话正是对南阳盆地独特区位的生动描述。商周时期，南阳境内方国、诸侯林立，凭借地利经常参与王室与地方纷争。进入战国时代，南阳西部通往秦地武关的商於古道及沿线，成为秦楚争雄的关键地带。
“公元前312年，著名的丹阳之战，秦国就是从这条古道出兵。楚国多次伐秦，也是沿这条古道出武关、战蓝关。”王春玲说，商於古道“北控汝洛、南蔽荆襄，西通关陕、东连江淮”，这条横贯秦岭、连接关中与江汉平原的千年古道，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
王春玲介绍，商於古道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秦汉时期，商於古道被称为“武关道”，是秦楚军事争夺的重要通道，也是朝廷传递公文、运输物资的重要驿道；唐宋时期，古道发展为“商山道”或“商州道”，在唐代达到鼎盛，被定为“次路驿”，仅次于潼关道，成为江淮地区粮食、物资运往关中的重要通道；明清时期：古道的陆路地位有所下降，但丹江水运逐渐兴起，邓州作为水陆转运的枢纽地位日益凸显。
邓州，古称“穰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地处豫、鄂、陕交界处，是古“商山—武关道”和“南襄隘道”的重要节点。邓州既是商於古道从陕西延伸至河南的必经之地，也是连接关中与江汉平原的重要枢纽。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龚胜生教授所著《唐代南阳地区驿道考述》中，称“商山南阳道”自商州阳城驿东行，过内乡、於村、菊潭、临湍驿、冠军驿、曲河驿、邓州穰县南达襄阳。
汉唐时代，商於古道是长安通往东南地区的一条重要干道，长安与东南各地政治、军事、文化的交流和沟通，都要倚重于它。通过这条古道，中原地区得以联系吴越、江淮、荆湘、黔中、交广各郡州县，影响几乎达半个中国。
小镇深藏一座会馆
作为商於古道上的重要节点，邓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从秦岭武关出山后，古道进入南阳盆地西部，拥有水陆“两栖”功能，在军事要冲之外，形成了众多的驿馆城寨。
唐代从长安经商州、南阳、邓州至湖广、襄阳，共设驿站23处。进入河南省境，有商於驿、临湍驿、官军（今张村镇冠军村）驿、曲河（今文渠镇）驿和南阳（今邓州市）驿。邓州交通四达，北达洛阳，南诣荆襄，杜甫的“便下襄阳到洛阳”就是描述这条通道。
自唐代开始，邓州在不同时期先后承担着南北物资流通的枢纽功能，从唐代漕运到宋、明、清丹江航运，邓州作为水陆中转码头都发挥过关键作用。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商州刺史李西华主持拓宽商山道，并增设仙峨驿、商於驿、临湍驿等驿站，邓州临湍驿成为江淮粮食、物资运往关中的重要中转站。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韩愈因谏阻唐宪宗迎奉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途经商於古道，经邓州临湍驿、曲河驿，留下诗作《次邓州界》。在曲河驿，韩愈留下诗作《食曲河驿》，记录了在此地得到王姓医生诊治牙痛的经历，表达了对邓州人热情厚道和医术高超的感激之情。
“南宋绍兴和议后，邓州成为宋金互市的榷场之地，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商税征收和贸易管控。”邓州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龙飞告诉记者，通过榷场贸易，宋金之间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形成了独特的经济格局。
在位于邓州市区中心的位置，近年来新近发掘出的宋金古街遗址，正是古邓州作为宋金互市之地的历史见证。这座遗址中，保留着完整的手工作坊、粮仓酒肆与房屋横跨排水设施，反映了宋代邓州已出现沿街设市、侵街现象，成为南北商品流通的重要中转站。随同遗址出土的宋代铜钱、南方窑系瓷器（如龙泉青瓷、吉州窑、均窑等）以及北方窑口（如邢窑白瓷）的遗物，印证了邓州作为商贸中心的地位。
“邓州在商於古道沿途还有很多遗迹，汲滩镇上就有一座山陕会馆。”张龙飞提供了一条线索，让记者眼前一亮。在地图上查阅，湍河流经邓州市区后，往东不到20公里就是汲滩镇，这座小镇也是湍河流向新野县前的最后一站。
张龙飞所说的山陕会馆，如今保存在汲滩镇中学院内。进入汲滩镇前是一座跨湍河大桥，桥北侧不远，赵河与湍河两河相汇，形成一片宽阔的水面。
“汲滩镇的古码头就在湍河与赵河的两河口，从码头上岸，一路下来就是山陕会馆了。”汲滩镇中学负责人赵一峰告诉记者，在古码头和山陕会馆之间，还有一座关帝庙，与同样供奉关羽的山陕会馆遥相呼应。
记者首先来到汲滩镇中学寻访。赵一峰指着中学大门介绍，这座青砖垒砌、顶有山檐的墙体不是仿古建筑，而是保留至今的山陕会馆正门。
踏入大门，一条青石路通往两进古色古香的院落。赵一峰带着记者走进会馆，殿前立有1995年邓州市政府设立的文物保护单位碑。
“这座山陕会馆始建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在乾隆年间经过大规模重修，是南阳地区最早兴建的山陕会馆。”赵一峰说，历经近300年的风雨兴衰，汲滩山陕会馆逐渐不为外界所知，自1905年改建为汲滩学校后，这里培养了大批人才。
踏上光滑厚重的青石台阶，第一进是拜殿，其后是大殿，东西两侧各有一间配殿。据赵一峰介绍，因条件限制，殿内原有文物现保存在邓州市博物馆内。但从殿外精美的砖雕、殿内粗重的顶柱等处，依然能够窥见会馆当年的宏大气魄。
根据馆内史料介绍，历史上的汲滩山陕会馆分为四重院落，共有140多间房舍。整个建筑群坐北朝南，原有大门、照壁、石牌坊、钟鼓楼、乐楼、拜殿、大殿、春秋楼、东西厢房等多座建筑，布局完整，气势雄伟。现仅存大门、三山照壁、拜殿、大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
大殿两侧墙壁外，如今还存有六通碑刻。经查看得知，大多为乾隆时期重修会馆所立。其中的《重修拜殿碑记》《汲滩镇山陕庙运粮碑记》《增修照壁碑记》等数重碑刻，正是汲滩镇与这座山陕会馆繁华过往的见证。
赵一峰说，山陕会馆在汲滩镇近代历史上依然发挥着特殊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山陕会馆先后作为中共邓县第一个党支部、领导农民暴动的指挥部，也曾是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率部突围的指挥部。
如今，汲滩山陕会馆与莘莘学子相伴，殿前的车水马龙变换为琅琅读书声，虽不复繁盛却也不显落寞。
步出山陕会馆，来到湍河两河口，向下游遥望，这条与商於古道相伴的河流将在新野境内汇入白河，再奔向汉江、最后融入长江水系。回望秦岭伏牛，黄河、长江两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跨越上千里，上演着生生不息的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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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商於古道是秦驰道的主干道之一。汉时已成为全国驰道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及秦汉魏晋时期，商於古道的主要功能偏重军事方面，由于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备受重视，后来逐渐成为关中通往河南南阳、湖北襄阳以及东南方的一条重要商道。进入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和平时期后，商於古道自然就成了古代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贸易的南北大通道。
商於古道是唐代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枢纽。唐代又称为“商山道”或“商州路”，是初唐、盛唐时期大唐帝国的第二条“国道”。
初唐、盛唐时期，它偏重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被朝廷定为“次路驿”，其交通地位仅次于“大路驿”潼关道，居当时全国驿路交通第二位，在唐代中国南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沟通、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
唐代以后商於古道逐渐衰落，失去国道地位。
从明代开始，南北贸易交流日渐繁荣，商於古道的主要功能仍体现在物资运输上，作用也颇为显著。《读史方舆纪要》记有：“今由河南南阳、湖广、襄、郧入秦者，必到武关。”
明末清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丹江航运达到极盛，商於古道又重新恢复了其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功能与活力，往返于古道上的商旅驼骡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商贸活动空前繁荣。
1949年后，经过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数次修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拓宽改造升级商於古道为国家二级公路即312国道，道路的通行状况和通行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在沟通中国西北与东南地区人员往来、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