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儿童所受的教育始终与他们生活的年代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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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５０年新中国第一个儿童节算起，到今天，亿万共和国少年儿童即将迎来第５８个自己的节日。
建国近６０年来，共和国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磨难，而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所受的教育，始终与他们生活的年代息息相关，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了各具特色的时代烙印……
大河报记者孟冉文李康图
建园初
只收高级干部子女一个孩子拨６０工分
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张桂芬调入河南省育英托儿所，“进所那天正好斯大林逝世，我记得特别清楚”。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２年，张桂芬当了１５年育英托儿所（１９５４年改名为育英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
１９４９年３月，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为了解放全中国，还需要一些将士继续上前线作战。为了让战士们安心战斗，河南省委在当时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在开封私人托儿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河南省育英托儿所，后来又迁到开封市山陕甘会馆，成立时归省委行政处直接领导。档案记载：“育英托儿所是全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孩子们全部实行供给制，一个工作人员国家拨８０分，入托一个幼儿，上级给托儿所增加６０分（分为工分，６０工分相当于１９５５年币制改革后的十几元钱，可满足一个孩子一个月的生费）。”
“那时托儿所任用老师非常严格，都是从开封师范幼儿班精挑细选出来的，选中的人首先政治上要合格，其次要责任心强、肯吃苦、乐于奉献。”张桂芬说，除了老师，保育员也是经过省妇联、文化厅、卫生厅３家单位培训后选用的，托儿所的保教主任还曾被派到北京向苏联幼教专家学习理论以及幼儿营养学、服装设计等实用知识，“托儿所老师和孩子们的吃、穿、住宿都是统一的，所里供应面点、西餐、冷饮，保健医生是位德国的女大夫；老师夏天穿布拉吉，冬天穿列宁服，孩子的园服是‘兜兜装’”。
河南省育英托儿所刚开班时，分大、中、小３个班，总共只有不到５０个孩子，但每班却配备了４名教养员（教师）和５名保育员。这么高级的待遇，当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到的，“得看他们父母行政级别够不够标准”。
档案记录了河南省育英托儿所当年的入园标准：“非县团级以上干部的子女，一律不准入托。“
首个儿童节
纪念活动持续一个月“流行”寄信给志愿军
１９５０年６月，育英托儿所的孩子们迎来了新中国第一个儿童节，记者查阅档案了解到，中央政府为这个节日确定的主题是向少年儿童贯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１９５０年５月初，河南省中苏友好协会、抗美援朝河南分会、总工会、文化厅、卫生厅共同组成了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筹委会。按照筹委会的安排，这个儿童节的庆祝活动要持续一个月（５月１２日～６月１２日），筹委会要向全省印发告儿童书、７个小英雄抓特务连环画、标语口号、儿童节歌及少先队歌等资料，以备各地开展活动使用。
为搞好这次儿童节活动，全国各地普遍成立了筹委会，城市以区为单位，农村以乡或村为单位举行纪念大会，活动形式多样，各地还评选出了健康模范、学习模范和小先生模范等。开封市等地为儿童进行身体检查，很多父母给孩子煮鸡蛋、买水果，孩子们游行时，老人们也跟在后面扭秧歌，气氛十分热烈。
用今天的话说，第一个儿童节的重头戏是孩子们的“ＤＩＹ”：他们在节日期间创作快板、歌曲、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用纸制作小飞机、小鸟、地球仪、小汽车等玩具，还用黑灰制作复写纸，用电筒做小电话，用蛤蚌做水彩调色盘。最让张桂芬难忘的是孩子们的写信热潮，档案记载：“孩子们纷纷给苏联、朝鲜等地小朋友以及毛主席、金日成、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写信。据统计，写给毛主席和志愿军的信件最多，８县一市共寄出７０７６封。开封市小朋友徐济宇郑重地请求班主任：‘我很渴望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一个叫徐一力的孩子给志愿军寄去５０００元钱（１９５５年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新旧人民币折算比率为１∶１００００），请赴朝战士买子弹打美帝；邱秋珍小朋友把自己的照片寄给了毛主席；李若冰小朋友在信中说：‘志愿军叔叔你们真能吃苦，在前方英勇杀敌，我们在后方一定努力学习，工人叔叔努力生产援助你们。你们要多打死美国鬼子，把鬼子赶到海里去，人民得到最后的胜利。志愿军万岁，毛主席万岁，朝鲜人民军万岁，金日成万岁，全世界人民万岁！“
迁郑后
幼儿收费“每月１８元”百姓子女有机会入园
１９５４年，随着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河南省育英托儿所迁到了现省实验幼儿园所在地，并更名为河南省育英幼儿园。该园建筑格局根据苏联《幼儿园教育纲要》修建，规划了８个班级，还有一个１０多亩大的苹果园和宽敞的活动场地。
“迁郑后，幼儿园招生条件逐渐放宽，开始接收省直各厅局领导的子女，但指标仍有严格限定，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面向社会招生时，幼儿园扩大到１２个班，入园儿童也增加到３００多人，再后来，连当年郑州郊区胜岗村的孩子都可以入园了。”张桂芬透露，即便如此，因为幼儿园实行寄宿制，粮食关系和户口不在郑州市的幼儿是不被接收的。
１９５４年以后，育英幼儿园由供给制改为“新金制”，所有入园的孩子都要交费。币制改革后，“当时河南日报的几个子女在这里入托，每月要交１８元”。
１９６２年，走过了１３年历程的河南幼儿教育遇到了“发展瓶颈”，“幼儿教育是教育的基础，我省幼教虽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质量上有所提高，但没有一套理想的、统一的、符合实际需要的幼儿教材”，为此，当年９月４日，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联合发出通知敦促幼教教材问题的解决，后来的档案显示：“目前，郑州市教育局和河南人民出版社已编写了解放以来第一套幼儿园试用教材。其中，识字课本定价０．５３元，汉语拼音上下册共０．６８元，计算上下册１．２３元……”
直到上世纪６０年代末，河南的少儿教育始终是朝着正常、良好的方向发展的，但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却使它改变了味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
流行儿歌被“编新”幼教内容“革命化”
“张大哥，李大哥，掰书本，念大学，当大官，吃白馍，日子越过越快活。”上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这首流传于豫东郸城县一些地方的儿歌又被孩子唱起，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在河南省举行的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上，郸城县吴台公社周楼大队党支部递交了一份《批旧编新推动教育革命》的材料，中心思想即是“批判黑《三字经》、《神童诗》和旧儿歌，编写《新三字经》、《新童诗》、革命故事作为补充教材，促进‘批林批孔’深入到教育领域”，“张大哥”的儿歌就被“上纲上线”地加以批判。这份材料，一时被当作典型广为传播。
省直机关退休干部章先生认为，在当时，“一刀切”的教育模式打着革命化的旗号“批旧编新”，看上去很合理，实际上掩盖了教育的本质，“孩子唱唱‘张大哥’就被视为孔孟之道的流毒，破坏革命教育路线”。
周楼大队是怎样“批旧编新”的呢？档案记载：“针对少年儿童爱听故事的特点，组织师生编写了批儒评法的故事，大力批判《孟婆教子读经》、《头悬梁锥刺股丑闻》等，编写了《李闯王大军过黄河》、《义和拳的故事》等。６月份以来推广新故事４０多个……将‘张大哥’儿歌改成‘大同学，小同学，读马列，学科学，爱劳动，爱祖国，为革命而学心里乐’，批判‘苏老泉，怕干活，二十七岁还上学’等坏儿歌；《神童诗》宣扬‘教子学前贤，休令恃少年，吾家无后产，经史是良田’，《新童诗》就写‘教子学工农，防修接好班，马列革命宝，代代往下传’……”
“小学生读这些新儿歌时懵懵懂懂，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至于幼儿园的孩子就更难以领悟了。”章先生说。然而，那个时期的幼儿教育同样难以摆脱革命化的倾向，记者查阅档案发现，“文化大革命前，实验幼儿园开有语言、常识、计算、美工、体育、音乐６门课，上午上课，下午进行创造性的游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现行的幼儿教育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幼教内容改为上午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毛主席语录》等，下午玩军事游戏、排样板戏选段、吃忆苦思甜饭，教育内容政治化，教学方法成人化”。
１９６７年，河南省育英幼儿园划归郑州市金水区文教局管理；１９７１年又“下放”到金水区经八路办事处，直到１９７８年才收归河南教育学院管理，并再次改名为实验幼儿园。
８０年代后
小学教育实现普及幼教获得发展新机
上世纪８０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为河南的少儿与幼儿教育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３日至１９日，省教育厅在林县召开全省普及小学教育工作会议，认为全省小学布局比较合理，师资水平逐步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在９０％左右，对中央提出的“在８０年代，全国应基本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的目标，全省教育系统表示“有信心提前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任务”。
“这次会议为我省小学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大家知道心往哪儿用，劲往哪儿使了。”省教育厅一位退休干部告诉记者，林县会议提出，为解决学习和生产的矛盾，要克服“单一化”、“一刀切”的教育思想和做法，实现多种形式办学。当时，我省有一些适龄儿童因种种原因无法入学，“省里规定对１６岁以下少年儿童中的文盲、半文盲，各地要把他们全部动员到校学习。有的地方由公社教育干部、小学校长和班主任等与社队干部配合承担这项任务，建立‘文化户口’，这个经验后来被各地参考，并且将普及小学教育作为考核学校、政府干部和老师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１９８２年开始，我省规定，今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必须分到小学任教，城市超编的公办教师要轮流到农村做普及小学教育工作。
事实上，当时省内小学中民办教师占了教师队伍的半壁江山，这些教师的生活待遇有了保障，也就保证了孩子们能够接受正常的教育。档案显示：“基本原则是，民办教师的收入要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一些民办教师虽然考分较低，但群众拥护，当地政府应批准留用，生活补助费由社队负责或从学校勤工俭学收入中开支。”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河南幼教同样得到了迅速发展。１９７９年，实验幼儿园从知青中招收了一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保育员和炊事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幼儿园的骨干力量。此后，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享受到了更加舒适的生活，“一周给孩子洗一次澡，一人带孩子入池，一人下池洗，一人给孩子穿衣服，老师们在水里一泡就是两三个小时”。
“用９分钱一包的紫罗兰洗头粉，一个个排队洗……洗脚时用大木盆，圆圈坐４个小朋友，逐一清洗；冬天晚上孩子睡下后，老师们把他们棉衣袖上的污迹用水刷干净，放在火炉边烤干，掉的扣子再缝上；老师把孩子穿烂的塑料凉鞋拿回家，烤热后贴上塑料粘结实……”档案记录了当时实验幼儿园保育员认真的工作态度。
１９８８年以后至今，实验幼儿园划归省教育厅管理。１９９０年，国家教委颁发的《幼儿园工作规程》正式在全国试行，实验幼儿园有幸成为该规程的试点单位。
原载《大河报》2007年5月30日A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