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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２００７年，俄罗斯中国友好年。从本期开始，“解密档案”要截取“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洛阳一拖落成”、“‘老大哥’在河南的岁月”３个历史断面，与读者一起回忆半个世纪前发生在河南的苏联专家援建故事——开阔奔腾的黄河水流经晋、豫两省交界的中游下端，突然被一段狭长河谷阻挡，抬头仰望，两岸山岩夹峙，河中石岛屹立，自右至左分别名为鬼门岛、神门岛和人门半岛。三岛将河水劈为三道激流，浊浪排空，惊涛拍岸，此种鬼斧神工造就的自然奇景最终形成了人们熟悉的“三门峡”！
５０年前的４月１３日，千载静寂的三门峡峡谷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所牵引，顷刻间成了沸腾的海洋：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在这里安营扎寨，用他们的激情和智慧拉开了修建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建设工程的战幕，书写下“治理黄河，造福人民”的壮美诗篇……
时至今天，当年计划投资９亿多元人民币的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历经两次改建后，仍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回望巍巍三门峡大坝，在记忆的影像里，一批来自中国友好邻邦的特殊群体总被后人时时提及、常常怀念——他们是三门峡大坝和水电站的设计者，又是这个浩大水利工程建设的见证者；他们在三门峡留了无法抹去的汗水和足迹，被人们亲切地称做“苏联老大哥”！
深刻的印象：苏联专家用白手帕擦岩石
“这座奇迹似的涌现出来的崭新城市，原本是火车道旁的一个小站，一个只有３万多居民的会兴镇。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３日，在幽静险峭的三门峡山谷，响起了征服黄河的石破天惊第一炮的同时，这个为这伟大工程服务的城市就像满园花卉，响应着这一声春雷，遍地萌茁了。从全国各个角落来的征服黄河的战士们，在这里安了家……”１９５９年春，冰心踏访三门峡水利工程后，以《奇迹的三门峡市》为题记录下了她当时的兴奋与自豪。
三门峡市是随着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开建而诞生的一座新兴城市。
“我们是三门峡工程的第一批建设者，也是三门峡市首任市民。”今年７２岁的王立达说，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以下简称工程局）。１９５７年５月，时任工程局局长、局党委第一书记的刘子厚兼任中共三门峡市委第一书记。
王立达是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以下简称十一局，其前身即是工程局）享受教授级待遇的高级工程师。１９５６年，２１岁的王立达从武汉大学河川结构暨大型水电站建筑系毕业后，身为班长的他主动放弃留校机会，随着时任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亲自挑选的１００名大学生来到三门峡，加盟工程局，和近两万名来自天南地北的热血青年投入到了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建设洪流中。从此，王立达再没有离开过三门峡。
工程局是三门峡水利工程的主要承建方，当时的行政级别非常高，属副部级——由此可见中央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重视程度。“我之所以选择来三门峡，倒没考虑什么行政级别，就是觉得在这里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又听说工程是苏联设计的，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王立达说，他大学时的专业教材几乎完全源自苏联，而能和苏联专家面对面交流，“简直太幸福了，整个人都飘起来了”。
当时，王立达是工程局技术处实验室技术员，负责大坝浇筑的混凝土研究。在众多苏联专家中，他对５０多岁的康年柯夫最为敬重。康年柯夫来自苏联水电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以下简称列院），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６日，他作为设计代表组组长来到三门峡水利枢纽工地。档案记载：“康年柯夫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施工现场参加了全国大型水利水电质量检查会议，认为与会的中方水利专家对三门峡大坝的质量做出了正确的结论……在三门峡工作期间，他对大坝的浇筑问题提出了详细的书面建议。”
“康年柯夫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他经常带着手下到工地检查，甚至做出了令我们惊讶的举动。”王立达讲了一件事，在浇筑大坝前的一天，康年柯夫赶到坝体周围的岩石面上，等工人清扫完岩石，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洁白的手帕，在坚硬粗糙的石头上使劲擦拭，直到手帕上看不出明显的污痕才满意地点点头。“按照苏方的设计，混凝土必须与洁净的岩石紧密黏合，达到浑然一体才能保证大坝的坚固。”王立达说，康年柯夫用近乎苛刻的行为给大家上了生动的一课，“当时在场的人很安静，‘老大哥’严谨的工作作风震动了大家，他是真心实意来帮助我们建设三门峡工程的”。
康年柯夫和他的苏联同事们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到三门峡？
重大的决定：聘请苏联专家帮助“治黄”
建设三门峡水利工程，是新中国实施黄河综合治理规划的一个重要步骤。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开始研究黄河的规划。１９４９年６月，华北、中原、华东三大解放区成立了“治黄”统一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同年８月，黄委会提出在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三处坝址择其一建水库。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３年，黄委会、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对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几经勘察和论证，因淹地广、移民多且投资大并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国力而举棋未定。此后经过三起三落，最后方案还是选定在三门峡建库。
１９５２年，中、苏两国政府协商决定，将黄河综合规划列为苏联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项目之一。同年４月，国家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黄规会），国务院聘请苏联专家帮助制定黄河综合治理规划；同年１０月，按苏联模式编制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以下简称技经报告）完成。档案显示：按照这个规划，“黄河干流上将建４６座拦河坝，黄河的洪灾将完全避免，泥沙被拦截，河床将刷深而且固定，河水从此变清。４６座梯级水利工程还可装机２３００万千瓦，年发电１１００亿千瓦时，引黄灌溉面积扩大到１．１６亿亩，轮船可从海口通至兰州……”
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要求国务院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保证工程及时施工。
“我的专业是水土结构，１９５３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黄委会规划处潼（关）孟（津）段流域规划办公室，主要为三门峡工程做筹备工作。”今年７７岁的王文彬也是十一局享受教授级待遇的高级工程师，１９５４年五一前夕调到三门峡，工程开建前做了很长时间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勘察。他说，工程局的班底就是由黄规会和北京规划设计委员会组成的，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７日，工程局总部从北京迁到三门峡，“至今没挪窝”。
记者查阅档案发现，黄规会组成机构庞大，英才济济，包括竺可桢、钱正英等在内的１２名委员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水利部、国家计委、交通部、铁道部、农业部等。同时，该会还设立了办公室，主要任务就是配合苏联专家综合组工作。
在这些苏联专家眼里，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该是怎样的面貌？
强大的阵容：列院里走出来苏联“老大哥”
在王立达和王文彬的印象里，“康年柯夫话不多，但思维很有条理，他把对援建三门峡工程的热情都通过自己的学识表现在了工作中，他对新中国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可以说功不可没”。
事实上，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总体设计思想，就来源于列院。
“鉴于设计大工程的经验缺乏，我们建议三门峡水库的设计，请苏联专家，与苏联订立设计合同……”１９５２年５月，时任黄委会主任的王化云在他的“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里如是表述。王化云向水利部这样申述聘请苏联专家的理由：“在潼关至孟津一段选择适当地点建筑水库的方针，已渐趋明朗……请苏联专家帮助很有必要。”不久，水利部领导打电话告诉王化云：周总理已正式表态，经过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的１５６个工程项目，苏联同意派专家综合组来华。
１９５４年１月２日，苏联专家组到京。这些专家主要由苏联电站部派出，以列院专家为主。档案显示：“组长为列院副总工程师Ａ．Ａ．柯洛略夫，成员有谢里万诺夫（水工）、巴赫卡洛夫（水文及水利计算）、阿卡拉可夫（施工）、阿卡林（工程地质）、郭尔涅夫（灌溉）、卡麦列尔（航运）等７位专家，但并没有泥沙、水土保持、水库淹没和经济等方面的专家……”
自同年２月２３日开始，１２０多位中苏专家组成的庞大勘察团用４个月时间，勘察了黄河入海口到兰州３３００公里长的河道。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有人提出在靠近郑州的邙山建造水库，但苏联专家于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７日在洛阳召开的座谈会上否定了这个意见。１０天后，苏联专家在西安会议上肯定了三门峡坝址，认为“三门峡是最好的建库地段，其他地方都无法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问题”。
根据档案记载：柯洛略夫这样分析三门峡建库的优缺点：“水库容量很大，能完全调节洪水，保障豫、鲁两省免受洪水威胁；能将淤在下游的泥沙全部拦住；地质和施工条件好……缺点是淹没较大，但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
“柯洛略夫‘用淹没换取库容’的观点，对当时三门峡水利枢纽方案的研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文彬说，后来出现的关于三门峡存废之争，其实就是因为陕西方面承受了很大的淹没压力。
无论如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条件下，事实是中方接受了苏联专家的建议。１９５５年７月底，经过多次会商，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黄河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建设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大盘子”被正式确定下来。
从此，来自列院的苏联专家们在黄河上有了用武之地……
坦诚的交流：苏联专家将感情和工作分得很清
根据双方的商定，列院受中方委托进行三门峡水利工程的设计，中方提出设计任务书、配合工作、提供资料等。
应该说，苏方对这项国际任务是十分重视的，进行了大量分析、设计、比较和研究试验工作，特别进行了淤积试验和冲淤计算。他们乐观地认为，利用“异重流”可以排出入库泥沙的４０％。１９５６年，苏方提交了初步设计要点，主张为保持水库寿命５０年以上，正常蓄水位要提高到３６０米，最大下泄量则减到每秒６０００立方米。如此一来，淹没损失和移民量比技经报告要增加许多。水利界不时传来反对的声音，这引起中方的注意。
无疑，苏方的这些设计思想是通过翻译完成的。时任工程局专家组笔译室室长的王站元曾为近２０名苏联专家当过翻译，参与了俄文译中文的全过程。
今年７７岁的王站元行动不便，但思维活跃，已从十一局退休。１９５４年，王站元从沈阳俄语专修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燃料工业部（１９５４年年底，该部划分为石油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煤炭工业部）苏联专家工作室。同年，王站元参与了中苏黄河中下游流域勘察团。由于通晓水利水电专业，１９５６年８月３０日，王站元调至三门峡，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当时我们有１００多名翻译人员，苏联专家组成员主要由设计组、施工组和设备组构成。”王站元说，他并没有固定的翻译对象，每来一名新专家，他先带着年轻翻译跟一段，等年轻翻译能够独立工作再退出来。
据王站元介绍，按照苏联专家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最初设计，是将千年一遇大洪水（当时推算洪峰为每秒３．７万立方米）削至下游堤防的安全泄量每秒６０００立方米；灌溉农田６５００万亩；发电总装机容量１１６万千瓦；下游通航５００吨拖轮；设计正常高水位３６０米高程，总库容６４７亿立方米，淹没耕地３２５万亩，移民８７万人。但是，中方对这个设计方案并没有完全接受。最后，国务院确定工程分期修筑、分期移民和分期抬高水位，并降低泄水孔底槛高程；大坝坝顶实际修筑高程为３５３米，相应坝顶长７１３．２米，最大坝高１０６米，泄水孔底槛高程降至３００米，以此来减轻淹没损失。
“成型的三门峡水库为‘小颈口大肚子’形状，主要库容在潼关以上的黄河与渭河汇流区，淹没的大部分为关中沃野。”王站元说。
１９５８年２月至５月，王站元被派往苏联，参与苏联专家对三门峡工程的分项设计。“我们有两个代表在列宁格勒，主要负责与苏联专家的协调。苏方人员个性直爽，比较负责，双方接触中经常发生争论，但总体气氛还是融洽的。”他说。
“争论时你的态度如何？翻译苏方的观点时是不是很自然地偏向中方？”记者问。王站元表情严肃：“那不行，对方说什么我们就翻译什么，必须直译。其实都是工作层面上的问题，如果不将苏方的态度和观点准确地翻译出来，对工程建设是没有好处的。”他说，苏联专家将个人感情和工作分得很清，即便他和我们私交很好，工作上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或许他们是固执的，但他们的很多技术确实比我们高超，也有实际经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王站元透露，在三门峡工地，他们通宵达旦，最后翻译出来的俄文技术资料和苏联专家建议共有８大卷，总计超过了１００万字。
实际上，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大背景下，在具体工作操作中，苏联专家并非不重视中方的意见和做法，有的工作还改变了他们对中方的看法……
自创的方法：一年“１００万”镇住“老大哥”
１９５８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当年１２月中旬，胜利实现黄河截流的喜悦在工程局每个建设者心头涌起股股暖流，这预示着最关键的大坝浇筑工程即将展开。
１９５９年，在“大跃进”精神的指引下，三门峡水利工程也进入了“跑步前进”阶段。“年初，工程局党委提出了要在一年内完成浇筑１００万立方米混凝土的目标。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当时没有人怀疑，大家豪情万丈，信心百倍。”今年８６岁的高连业说。高连业时任工程局筑坝二分局混凝土工程队队长兼工程师，“１００万”的任务落在了他所在的二分局肩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还没有大规模机械化浇筑大坝的经验，如果按照苏联专家全部采用机械化操作的办法，一年“１００万”肯定没戏。曾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施工专家郭尔洛夫对此不以为然，他问高连业：“施工机械都是我们提供的，我很熟悉它们的性能，一年完成‘６０万’有保证，‘１００万’能行吗？”高毫不犹豫：“没问题。我们有十分计划，十二分措施和二十四分干劲。”郭尔洛夫摇头不解。
浇筑大坝需要修栈桥，便于机械施工，但因坝址位于山坡，无法修桥，局党委提出“能洋就洋，不能洋则土，土洋结合也好”的原则。“我们设计了两道滑槽，上接盛料斗，槽上每隔三四米挂上溜筒，自上而下依序下料，这样‘三方吊’就用上了，效果不错。”高连业解释，“三方吊”是苏联出产的电铲，号称“乌拉尔巨人”，配上滑槽后在工人的默契配合下，居然顺顺当当浇出了一个个高潮。“就这样，４到６月份，我们月月浇筑超１０万立方米，其中５月还创造出了月浇筑１２万立方米的全国记录。２０多年后，这个记录才被葛洲坝电站打破。”高连业很得意。
中方自创的土方法镇住了“老大哥”。一天，郭尔洛夫在工地巡查了大半天，乐呵呵地对高连业伸出大拇指：“浇筑质量非常好，中国技术员很聪明，我在苏联肯定没有这样的学习机会。”１９５９年中秋节的晚上，郭尔洛夫又来视察，说：“现在看来，‘１００’万的计划胜利在望了。”
“那时，上级要求我们必须听从‘老大哥’的意见，不许有反驳意见，所以有些苏联专家多少有点轻视我们。”高连业说，当他们如期完成“１００万”，并且质量完全符合设计标准时，苏联专家对中方恪守的“万众一心，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坚定信念，有了切实的体会和理解，他们称赞“中国工人了不起”。
难得的援助：苏联专家提出１０００多条建议
经过４年的奋战，到１９６１年４月，三门峡大坝主体工程基本竣工，较设计工期提前了一年多。
这是一个令中苏双方备受鼓舞的成绩，但也是一个未免遗憾的合作结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曾先后驻扎三门峡工地的２０多位苏联专家在工程接近尾声时，突然接到了回国的通知，其中的绝大多数专家并没有亲耳听到１９６２年２月三门峡发电站传出的轰鸣声。
“１９６０年７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决定撤回全部在华专家。而在此之前，正在三门峡工地的苏联专家们一无所知。”王站元说，由于三门峡工程是我国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其地位和性质极为重要，质量要求也非常高。苏联专家主要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并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督。
档案显示：苏联专家在三门峡工地实施的技术援助主要有，“针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大量口头或书面建议。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５７年开工至１９６０年６月，苏联专家先后提出了１０００多条建议，９０％以上被采纳；用口头或书面向工地技术干部和工人群众介绍设计情况，讲解设计意图，有些重要的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以讲课的方式帮助培训技术工人等”。苏方的这些活动，对协助领导决策、提高职工施工水平、保证工程质量、加快施工速度，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王站元介绍，苏联政府决定撤回全部专家时，三门峡工地的“老大哥们”感到非常突然。“他们接到马上回国的通知后，很不理解，多次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站元说。
在三门峡工地期间，苏联专家对中方的组织领导有了切身的体会。１９５９年２月，工程局作出提前一年竣工的决议，即争取１９５９年汛期起到部分拦洪作用，１９６０年汛期全部实现拦洪蓄水。为此，列院充分理解，专家们赶制施工详图，协助工程局做了许多工作。苏联专家之所以对加速工程进度积极支持，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该局的组织能力和职工的积极性有很高的评价。档案如是记载：“阿卡拉可夫专家在加速方案报告中指出‘由于全体职工同志的劳动热情很高，组织领导得很好，提前完成了截流工程，这样就使拦洪和提前发电有了保证’；康年柯夫也说‘三门峡枢纽是个大工程，项目复杂，但是，中方的施工组织做得非常出色，说明工程局的领导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
难忘的名字：４７年再也没有见过“老大哥”
“苏联专家其实是一群普通的人，当年，他们怀着朴素的兄弟情谊来到三门峡，用热忱和知识帮助我们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王站元神情中充满了诚挚。
翻阅十一局的档案，那些名字清晰如昨——布可夫，水利专家，１９５０年应聘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顾问。同年７月５日～１１日勘察了黄河潼关至孟津干流段，是第一个实地勘查三门峡坝址的苏联专家。
格里柯洛维奇，水力发电专家，１９５２年５月和中国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赴三门峡实地考察坝址。
Ａ．Ａ．柯洛略夫，列院副总工程师，１９５４年１月任苏联专家综合组组长，组成７人小组帮助编制黄河规划。
Ｂ．Ｎ．萨维里耶夫，地质专家，１９５６年来三门峡，帮助指导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阶段及坝基开挖施工详图的地质勘探技术工作。对大坝基础第二期开挖的基岩处理提出了１０余项具体意见。
萨柯洛娃，地质专家，是帮助三门峡水利工程建筑唯一一位女专家。１９５６年来三门峡后住在坝址上游史家滩村的黄河三门峡地质勘探总队总部。当时，她再过３年就该享受苏联政府的养老金待遇了，为了帮助中国的建设，她万里迢迢来到了三门峡。
叶菲莫夫，地形测量专家，１９５５年在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展大规模地形复测的关键时刻，来到工地，具体指导现场测量技术工作。
波赫，苏联专家组组长，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３日应邀参加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典礼。
巴甫连柯，苏联电站部代表团团长，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２日率５人抵达三门峡工程工地，赞扬工程的建设速度，提议三门峡水利工程和苏联乌拉尔夫特金水电站开展友谊竞赛。
康年柯夫，列院驻三门峡水利枢纽工地设计代表组组长，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６日来到三门峡，对该工程质量进行了全面检查，就工程概况、灌浆、建筑物计算、大坝分块设计等情况作了系统介绍。
Ｃ．Ｃ．阿加拉科夫，水工建筑施工专家，１９５８年来三门峡，就加速施工方案的原始资料、主体工程的总工程量、施工顺序、混凝土工程和安装工程等作了系统阐述。
契克，设计代表组专家，１９６０年７月参加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洪验收委员会下设的苏联专家组工作，经实地检查并结合各项工程资料，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质量是好的，具备了拦洪条件”。
Ｔ．Ｔ．郭尔洛夫，设计代表组施工专家，１９５９年２月提出了《关于对三门峡工程现行施工规范的补充和修改的建议》，对确保大坝的混凝土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布罗吉齐，机械和金属结构专家，１９５９年提出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电站坝体的水力机械设备》、《金属结构制造的质量检查》等论述。
谢洛夫，施工专家，１９５９年写出《三门峡大坝的温度控制》，同年１０月书面提出“大坝灌浆前的准备”、“灌浆工艺”、“操作技术”等五项建议。
莫日维金诺夫，列院总工程师，１９５９年１１月作《水压钢管计算原则》专题论述，发表在《三门峡工程》杂志。
格鲁斯金，水工结构专家，提出《关于拦污栅混凝土结构设计的报告》、《在考虑钢管与其周围混凝土共同作用条件下钢管静力计算原则》等论述。
“一别４７年，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不知那些还健在的‘老大哥’生活得好不好，他们一定也像我们一样时常梦回火热的工地，一定也在关注着三门峡枢纽的今天。”采访中，十一局那些曾和苏联专家共事的老人们毫不掩饰对老朋友的想念……
辉煌的今天：从三门峡“出发”走向世界
每年冬天，当数以万计的白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临三门峡水库黄河湿地，这种鸟与自然和谐共容的奇观总会给三门峡人带来喜不自禁的骄傲。
“‘老大哥们’要是能亲眼看看这里的美景，该多高兴啊。”王站元感叹说，苏联专家离开时留下了全部资料，这为以后的工程改建提供了参考。
为减缓水库淤积和渭河洪涝灾害，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和１９６９年１２月，三门峡水利工程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改建。“改建后，三门峡枢纽全面发挥了防洪、防凌、灌溉、发电和供水的综合效益。”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局长张保平说。
张保平介绍，到目前为止，三门峡水利工程承担起建国后多次大洪水的削峰重任，进入新世纪后的５次调水调沙，促使黄河下游主河道过流能力达到了每秒３５００立方米。据初步统计，三门峡水利工程建成投运以来，发挥的总效益已突破３００亿元，目前仍发挥着重要作用。“５０年前的三门峡大会战，还造就了一大批新中国水电建设管理专家、学者，他们从这里起步奔赴祖国的山山水水，刘家峡、小浪底、长江三峡，到处都留下了三门峡人的足迹、汗水和才智。”张保平自豪地说。
与三门峡水利工程血脉相连的十一局而今也已走过了５０个春秋，成千上万名从苏联专家身上汲取丰厚营养的技术员、普通工人已白发苍苍，功勋卓著。
“三门峡水利工程被誉为‘中国水电建设的摇篮’。据不完全统计，经这个工程洗礼而成长起来的专业施工管理和技术人员近两万人，其中省部级和司局级干部近４００人，高级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近千人。”十一局局长孙玉民告诉记者，新中国水电事业从三门峡“出发”，一路前行，今天的小浪底、三峡等大型水利工程都从这里得到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三门峡水利工程锻造了十一局光彩的昨天，十一局也用辉煌的今天交给世人一份满意答卷：目前，该局国内在建项目遍及全国２５个省（市、自治区），并在亚、非、拉美等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水利工程领域成功站稳了脚跟；取得了“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与沙泥处理”等３１项科技成果，被授予“全国优秀水利企业”等各种荣誉称号３８项。
“无论走到哪里，黄河都在我们心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三门峡工程都是我们的一面旗帜，当年的苏联‘老大哥’是我们不能割舍的情结……”孙玉民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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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大河报》2007年5月12日A12、A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