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记者孟冉通讯员杨宝章文记者李文波图
核心提示
1950年头三个月，全国煤矿曾发生过10次严重事件，尤以“宜洛矿难”死伤人数最多，损失最大。事故发生后，中央人民政府、中南军政委员会及河南省人民政府对此均极为重视。
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宜洛矿难”事故检讨会上，全体与会人员起立，为死难工人默哀3分钟。当年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并通过了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决定。其中，时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副主席牛佩琮被予以警告处分，另外12名各级负责人分别被开除、撤职，直至被判刑，并通过媒体公布于众。
在宜阳期间，记者踏访“宜洛矿难”遗址，感受老工友因事故纪念碑被毁流露出的遗憾与伤感……
检讨
军政委领导为死难者起立默哀
“调查、处理李沟矿井爆炸事故的牵头机构是中南军政委员会，河南省、洛阳市只是配合工作。”义络煤业公司（注：该公司的前身为宜洛煤矿，2002年改制成股份制企业）有关人士受访时称，1950年4月底，宜洛煤矿被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接管，由省营变成国营煤矿，并被列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
隶属中央人民政府的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12月，是中南地区最高政权机关，下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6省人民政府。
1950年3月29日，该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主持召开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行政例会，中心议题是检讨宜洛煤矿瓦斯爆炸事件。会上，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部长朱毅、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一清、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钱瑛均表示“对这一事故负责，并自请处分”。邓子恢则将此事故定性为“严重的惨案”，他说：“人民政府应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坚决反对对劳动人民生命开玩笑的态度。”
会议决定，死伤工友所支付的埋葬、治伤、抚恤、垫发工资救济家属等费用，全部由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予以报销；检查宜洛煤矿所有安全设备，不急于开工等。会议结束前，与会人员全体起立，为死难工友静默3分钟，以示哀悼。
在傅宝现印象中，从事发到当年3月底的将近一个月里，矿上人员来往频繁不断，死难工友家属有房住、有饭吃，还能领到粮食。“家属们经过安抚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我就听到一些人说‘上头（指中央和河南省）照顾得周到，共产党真把工人当主人了’。”傅宝现说。事实上，在傅宝现提及的那段时间内，宜洛煤矿接待矿工眷属以及多家单位的人数超过了3500人，档案记载，“死难工友家属每人获补大米、小米、小麦各30斤，每户补偿最少200斤煤，均由专人送到当事人手中……经决算，用于埋葬、抚恤、抢修工程等各项善后费用共折麦子180余万斤”。
追责
省主席等10余人受处分并公布于众
中南军政委员会自行检讨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特邀最高人民检察署（后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劳动部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全国总工会、燃料工业部等机关负责人座谈，一致认为宜洛煤矿爆炸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该矿领导不注重工人生命安全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所致。
事故调查及责任定性工作持续升级。1950年6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第三十五次政务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专门研究并通过了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决定。
“除了新豫煤矿公司经理和宜洛煤矿工务科正副科长、带班班长等7个人被开除、撤职或交司法惩办，河南省工业主管部门以及省总工会有关领导也被撤职或记大过。”傅宝现说，当时他们听说省政府领导也受了处分，但不太相信，“过了好几年，我听人家说，这次事故共处理了16个人，都在报纸上登了，确实有河南省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名字，并且都得到了周总理批准。”
傅宝现所说的“登报处理”，指的是1950年6月底人民日报转发的新华社一篇通稿。此文措辞严厉，称省级领导机关未能及时检查与解决问题，煤矿管理人员守旧无知，工程人员技术水平不高。这些同志只看见“成绩”，看不见缺点和错误，甚至以不懂为借口，来对待工作。
档案记载，“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副主席牛佩琮，对工矿业务未能抓紧领导，任用干部不当，虽对宜洛煤矿存在的问题有所知，但未能深入追究，及时解决……鉴于处理善后甚力，自我检讨亦极深刻沉痛，曾自请处分。吴、牛二人均予以警告处分”。
转机
工人下井戴上了矿灯安全帽
1950年5月，事故处理及善后安置尚未完全结束，宜洛煤矿便迎来新生。
其时，事故中遇难的174名工友已全部找到，受伤工人亦被当地医院收治，但因井下状况复杂，为安全起见，工人们并未复工。“当时，矿井巷道全靠自然通风，连最起码的罗盘测风表都没有，矿坑里倒是有7个安全灯，但从没用过。”傅宝现回忆，事发3个月后，中南军政委员会特派军代表进驻宜洛煤矿，办理接管事宜。“我记得他们带来了4部车，200多名技术骨干、管理人员和机电工人，都是从湖南大型国营煤矿挑选过来的精兵强将。”他说，宜洛煤矿被接管后，井下开辟了安全避难所，增设矿灯700多盏，还有7盏检查沼气含量的安全灯和一部测风仪。
李沟矿井发生爆炸后，不少工人因担心、恐惧不辞而别，听说煤矿得到治理，正朝好的方向发展，一些人又主动回来了。“当时不存在招工，只要愿意干活，矿上接纳任何人。”傅宝现说，1950年10月，宜洛煤矿开始兴建沈村矿井，他也因此获得更多工作机会。
在李沟矿井挖煤时，傅宝现和工友们每次下井都心惊胆战，“没帽子戴，只好头上缠块布，提着马灯走进黑乎乎的巷道。每背出一袋煤走出井口，都感觉像是捡了条命。”傅宝现感叹，在新国营煤矿上班第一天，他就领到一身工作服和一顶安全帽。“帽子是美式的，结实又好看，头上还有矿灯，心里特别高兴和踏实，感觉地位一下子提高了。”
1951年6月1日，傅宝现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逐渐从挖煤工成长为技术工，然后被组织公派学习文化、提干、入党，直至在矿领导职位上退休。
重生
60多年来再未发生瓦斯事故
从义络煤业公司出发，向西南方向驱车10多分钟，就到了当年李沟矿井的所在地。站在水泥路边放眼望去，四周山坡环绕，散落远山深处的村舍隐约闪现，全然不见矿井痕迹。
“出事的矿井就在那个位置。”傅宝现指着附近一片空地，说李沟矿井多年前已经废弃，眼下这块地基本荒芜了。空地旁边，住着一户人家，傅宝现说那里是当年矿上放置煤堆的地方。记者前去采访，这户人家称“从没听说发生过矿难的事”。
上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宜洛煤矿的发展起伏不定，时好时坏，该矿于2002年宣布破产，改制为义络煤业公司。“1907年，我们的前身宜洛煤矿已初具开采规模，可以说是个百年老矿。”该公司宣传部长关宏侠介绍，“宜洛矿难”事件的教训极为沉痛，从80年代开始，他们每年斥资百万元加强安全防护。“令人欣慰的是，自‘宜洛矿难’事故至今60多年间，我们的矿井从未发生一起瓦斯事故。”他说。
宜洛煤矿的重生，得益于中南军政委员会选派的一批管理者和技术精英。1963年3月30日，全国煤矿基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的一批优秀分子中，就有宜洛煤矿土建工程师熊起谓。“熊起谓来自湖南，很能干，他当年随中南军政委员会特派的接管队伍来到宜阳，从此在矿上扎下了根。”义络煤业公司有关人士称，熊起谓不仅对煤矿安全工程深有研究，对水利亦有精辟见解，曾发表过南水北调的论述文章。
置身李沟矿井遗址，傅宝现向记者透露，1950年4月底，宜洛煤矿全体矿工曾为174名死难工友立碑纪念。遗憾的是，如今石碑已被损毁，不知所终。“碑没了，碑文还在，真希望有关部门能重修纪念碑，告慰他们在天之灵，也好让后辈们有个凭吊的去处。”傅宝现言语中透着伤感。
原载于《大河报》2012年10月30日A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