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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46年前，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的这些文字，让人们记住了一个传诵至今的名字“焦裕禄”，亦让一种源自“县委书记的榜样”的强韧力量，蓬勃不息，历久弥新。
焦裕禄，我们始终未曾忘怀！焦裕禄精神，我们始终秉承发扬！
从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的焦裕禄，经历了怎样的岁月磨难，最终完成了凤凰涅？参加革命前的年少的焦裕禄，有着怎样的曲折遭遇鲜为人知？近日，本报记者专赴鲁中大地，一一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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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鲁中大地，风起天凉，淄河清淌。从淄博市驱车南行一个多小时，抵达岳阳山下，一个小镇于淄河河畔蓦然闪现。随着镇里熙攘人流向西，步入一条青石板铺就的狭长胡同，就踏进了北崮山村。北崮山村，是焦裕禄出生地。焦裕禄留在北崮山村最多的时光，是他25岁之前的纷乱岁月。11月1日至4日，本报记者拜访焦裕禄故里，打捞他遗存家乡山水的踪迹与音容，一张由迷茫、抗争直至觉醒、奋斗拼成的“革命底色”，逐渐呈现。
□记者孟冉通讯员杨宝章文记者李康图
1
“叔公焦裕禄”让侄媳妇“可骄傲”
作为十八大献礼剧目，前不久在央视热播的30集电视剧《焦裕禄》，广受赞誉。
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电影《焦裕禄》首映式，还是去年7月这部电视剧的封镜地，都以“向焦裕禄致敬”的姿态，选在了北崮山村，让身为焦裕禄侄媳妇的赵心艾，得以零距离见识“不同面目的叔公”。
洁净坚实的石板村路，蜿蜒于青瓦白墙间，眼前的北崮山村朴素自然，一切风物雅致静谧。在村支部书记焦和方指引下，一座简易古朴的门楼映入记者眼帘，不大的门楣上写着“焦裕禄故居”。木门打开，等候多时的赵心艾笑吟吟地迎出小院。
这座占地不足半亩的四合院，曾承载了焦裕禄的年少悲欢。而今，小院里3间正房、6间厢房、闲置的石磨、码放农具的棚子以及4棵高耸的刺槐，皆已被当做文物保护起来。
今年74岁的赵心艾，是目前唯一看家护院的焦家人。
赵心艾被人告知“电视上正演你叔公哩”时，《焦裕禄》已播到第五集。“看他不管刮风下雨，都在地里干活，人家说他是个‘嘲巴’（当地方言，傻瓜的意思）。我可不觉得他是‘嘲巴’，这才是他真人嘛。”赵心艾说。
赵心艾的丈夫焦守忠，是焦裕禄的亲侄儿。“我只在老家见过叔公一次，到我嫁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四五个月了。”赵心艾说，焦守忠（2009年离世）最了解焦裕禄，“叔公以前的很多事，都是守忠活着时讲给我的。”她说，在自己心里，焦裕禄“不是啥县委书记，就是个叫我可尊重、可骄傲的叔公”。
2
16岁的他扛起红缨枪抗日自卫
1938年日寇侵占了博山县城（今山东淄博博山区），经常到北崮山村一带扫荡。当时国民党、汉奸、地痞流氓队伍四起，老百姓被逼无奈，艰苦度日。此时，当地南古山村村民李星七组织了一个红枪会，抗日自卫。
“那时，焦裕禄16岁，刚上完高小辍学回家，他撂下农活，加入了红枪会。”在北崮山村，焦裕禄的发小、已是88岁高龄的郑汝信告诉记者，那个会比较迷信，会员不准吃葱、韭菜、大蒜，不能吃肉，也不准和女人同床睡觉，每晚烧香磕头，这样就能刀枪不入，“有几千人参加，每人扛一支红缨枪，站岗放哨。”他说，当时焦裕禄具体干啥工作，他不清楚。
在当地采访期间，由于缺乏档案史料，记者无从获知红枪会的发展情况，也不了解在众多抵御日寇的民间抗战组织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综合河南省档案馆现存相关档案记载，红枪会在不长时间便“溃不成军”了：1938年6月，日寇大队人马出来扫荡，红枪会集合了数千人准备抵抗，但最前边的一支队伍刚一交火，就被日寇的机枪、大炮打死打伤二十余人，红枪会人马纷纷逃散。“焦裕禄跑到山里住了两天才敢回家，从此红枪会便解体了”。
对此，焦裕禄曾这样描述当时自己的思想，“看到日本鬼子势力那样强大，国民党，还有其他各种队伍虽多，但只向老百姓要粮要钱，无人敢抵抗鬼子。仍然幻想蒋政府还能回来将鬼子打跑”。
3
抚顺煤窑苦役数月逃出虎口
“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这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对焦裕禄参加革命前的叙述，寥寥数语，内里详情，并未深究。
报道刊发几年后，赵心艾听人从报纸上读起，方知“叔公原来在河南过得很苦”。“听守忠说，他是先被鬼子抓走毒打，投进东北的煤窑，逃出来后才去江苏逃荒的。”2012年11月2日，赵心艾受访时回忆，1942年6月的一天，焦裕禄被汉奸抓住，叫他带路去抓另外一个人，但没抓着。随后，焦裕禄被押上拉满老百姓的汽车，拉到博山县城的宪兵队。
在多年后的“情况介绍”中，焦裕禄写道：“我被鬼子脚踢棍打灌凉水，醒过来承认了和共产党有联系才被投入牢中。直到1943年2月，被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窑做苦工，6月从煤窑跑出到一姓郑老乡处。8月，通过郑老乡坐汽车到沈阳买火车票到家。”
照此推算，焦裕禄在抚顺下煤窑不超过半年。
焦裕禄回乡不久，邻村夏庄新成立一支队伍，“名义是汉奸队，实际以此掩护打鬼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与叔家弟弟焦裕祯便一同参加了这个汉奸队，分到第四连当兵。”按照焦裕禄“自述”：队伍只有二十余人，三四根破枪，吃的是谷糠窝窝头，一顿分一个。过了三四天，一天夜里趁小便时跑了，躲到西山。后来，无奈与老婆带着孩子逃荒到江苏。
4
在村里老屋秘密加入共产党
事实上，焦裕禄时年承认“和共产党有联系”，只是被迫说谎。他后来的个人档案写道，“那时只听说有八路军、共产党，但还不知八路军、共产党是什么关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焦裕禄从江苏宿迁县（焦裕禄携妻儿在该县园上村胡长荣地主家当了近两年长工）回到家乡。当时，北崮山村所属的博山县尚未解放，村里成立了民兵连，支援博山解放。“民兵队长叫焦方开，他动员焦裕禄当了民兵。”当年曾任民兵连班长的郑汝信说，村里有27个民兵，28支枪，100多发子弹。“我们抓汉奸，去敌区侦察，碰上抢百姓粮食的地主还乡团，也打。”在郑汝信印象中，焦裕禄“作风快，啥事说干就干”。
1946年1月，在焦方开的介绍下，焦裕禄在本村焦念祯家一间老屋，宣誓入党。“那时入党是绝对保守秘密的，也未举行仪式……当时只知共产党对穷人好，自己自从共产党来了才有出路了。”1955年12月，身为大连起重机器厂机械车间副主任的焦裕禄，在干部历史自传中如是书写。
之后，焦裕禄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复查；解放战争后期，随军到河南，被分配到尉氏县工作。
“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文中所言，在郑汝信看来“不假”。1964年春节期间，焦裕禄回乡，和郑汝信相处了两个多小时。“我问他‘听说你在河南当了大官，到底干啥？’他只说‘干活，跟以前在家一样’。”话至此，老人突然情绪失控，眼角流下浊泪，哑着声音：“回河南几个月，他就死了啊，才40出个头……”
“只在老家见过叔公一次”的赵心艾，亦缘于焦裕禄最后的归乡。“娘家人眼气我，说‘当官的叔公咋着也得给订过婚的侄媳妇两块钱压岁钱’，其实他一分钱也没有。”赵心艾回忆，焦裕禄携家带口在家待了十几天，拜望了村里所有当年的伙伴，“他很瘦，脸色难看得很。谁也不知道，那时候叔公的病已经很重了。”
1964年开春，焦裕禄告别北崮山村，重返兰考治沙“战场”。当年5月14日，42岁的他英年病逝。
“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回望“县委书记的榜样”成长历程，于焦裕禄清晰可循的“革命底色”中，这些凝固了时代印痕的文字，今天重读，依然荡气回肠。
原载于《大河报》2012年11月20日A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