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他用一根根小木棍“摆”出圆周率
祖冲之
陈寅恪
现在，人们对子女的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是不少家长眼中的头等大事。一生曾获三十六个博士头衔的“学霸”胡适曾经说过：凡成就大事业者，都是绝顶聪明同时又肯下笨功夫的人。南京历史上人文荟萃，其中不乏“绝顶聪明又肯下笨功夫”的名人。古代有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近现代则有10岁时搬家到南京的“三百年来第一大师”陈寅恪。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焦哲
祖冲之
精算圆周率的工具
竟是一根根小木棍
在“重文轻理”的中国古代社会，祖冲之在数学上取得的成就十分耀眼。他首次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第七位，即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直到他死后1千多年，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打破了这一纪录。
可是你知道吗？祖冲之其实是迫于无奈才研究圆周率的。
祖冲之，公元429年生于南京，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科学家。除了在数学上的贡献，他在天文学上也是成绩斐然。由他撰写的《大明历》是当时最科学、最进步的历法，为后世的天文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
根据相关记载，祖冲之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家里几辈人都是为朝廷掌管历法的官员。由于当时还没有科举制度，像他这样的“士族子弟”基本上都可以当官。然而，祖冲之并没有依仗家庭的权势和财富混日子，而是利用了家庭藏书多的有利条件，勤奋学习，特别注意从书本中汲取天文、数学方面的知识。
祖冲之从小喜欢问问题。他有个习惯，每天吃完晚饭就会坐在院子里看夜空，遇到感兴趣、不明白的东西，就要向他的爷爷“打破砂锅问到底”。而老人家也有耐心，不管孩子的问题是多么幼稚、可笑，基本都是有问必答。就在这一问一答中，祖冲之对天文、数学的兴趣不断加深。
到了少年求学时期，祖冲之还是保持着“边读、 边问、 边想”的学习方法。祖冲之30岁之后做了官，公务繁忙。可是对学习的兴趣并没有丢，还在利用业余时间钻研天文学。
公元462年，33岁的祖冲之发现当时使用的历法中存在三大疏漏，于是决定重新修订一个新的历法。改历法在古代可是一件“天大的事”，弄不好脑袋都得丢。祖冲之在巨大的压力下，完成了《大明历》。这一科研成果，遭到当时一位当权大臣的反对。祖冲之不屈不挠，与对方当庭辩论。
辩论中，祖冲之颇有技巧：“承认”自己学问没有对方大，但强调在历法研究上花费的时间多，足足有十多年。他通过运用《大明历》，计算出之前二十三年间的日、月食发生情况，计算结果都与实际情况相符。最终说服了皇上。
也许是命运捉弄人，《大明历》还没有实施，这位赞同他的皇帝就病死了。祖冲之研究了十多年的《大明历》随着皇帝的驾崩被“打入冷宫”。直到他自己死后十多年，《大明历》才得以实施。
如果一般人遇到这种挫折，很可能就此一蹶不振。然而，祖冲之却没有气馁，他又把研究方向转移到数学上，即“圆周率”上。
现在的孩子都会背圆周率，有些人还能背到小数点后很多位。可是在祖冲之的时代，没有现成的“圆周率”可以背，一切都要靠他自己研究、计算。而且那个年代不但没有计算机，连珠算、笔算的方法都还不成熟，要想计算圆周率可谓是“难于上青天”。
祖冲之究竟是怎么“算”出圆周率的呢？据说是用一根根小木棍“摆”出来的。
他查阅大量资料，发现三国时期的数学家刘徽对圆周率的计算方法是可取的，但计算结果却不太准确。于是祖冲之就“站在”刘徽的“肩膀”上重新计算，他每天在家里摆弄小木棍，从屋里摆到屋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终“摆”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值。
为了纪念祖冲之，日本数学家三义上夫建议把“圆周率”叫做 “祖率”。这一名称现在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认同、采用。
陈寅恪
褥中点灯苦读致双眼失明
终成“三百年来第一人”
在中国近代诸多学术大师中，有一个人被同行们一致推崇，称他为“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这个人就是陈寅恪。
傅斯年评价他是“近三百年来第一人”；梁启超说自己百万字的著作还比不上他寥寥几百字有价值；胡适说以他的学问，在牛津大学讲学，能听懂的人也没几个；吴宓说他是全国最博学的人。
根据相关资料，1900年，10岁的陈寅恪随父亲陈三立从南昌移居南京，住在今天中山东路和常府街之间的头条巷。他们的家有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叫作“散原精舍”。这个宅子是当时南京的文化中心，经常有文化名人登门造访。
“散原精舍”内设有学堂，陈三立请来高水平的老师为家里的小孩授课，所授科目除了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外，还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体育等。陈寅恪在这里学了2年，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1902年，他离家出国游学，归来时已是名满全国的清华“四大教授”之一。
陈寅恪，可谓是绝顶聪明。并且，他又是个最肯下笨功夫的人。他自幼没日没夜地读书，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以至于落下眼疾的毛病，中年和晚年两只眼睛先后失明。
畅销书《南渡北归》中记载了一段陈寅恪(抗战时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助手王钟翰的回忆。
陈对王说：自己的眼病是“不可治疗的”。因为他很小就酷爱读书，达到“夜以继日”、“无书不观”的程度。但当时条件艰苦，既没有电灯、也没有洋蜡烛，晚上只好点上小油灯，藏在被褥之中读书。读书时，四周还要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被家里大人发现。他当时看的多数是清朝“光纸石印”的书，这种书因为印刷技术不好，字又小又模糊，对视力伤害很大。但陈寅恪对这样的书却爱不释手，读起来常常是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的近视，最终在中年时视网膜脱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
从陈寅恪对助手的这段谈话，不难看出：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如此苦读对视力有很大的伤害，然而却“根本停不下来”。
由此可见，“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陈大师并非是天生第一，其后天努力刻苦的程度也可以称得上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