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中新网客户端北京12月8日电(记者 上官云)初冬的北京，天气有些阴冷。12月初的一个下午，著名女作家朱天文在采访间，等待媒体提问——不久前，她刚刚被推选为2018年度“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盛典”致敬文学人物。
她是作家，也是编剧。出生在一个与文学有着密切渊源的家庭，办过杂志和书坊，也创作了数十部作品……将这些捋顺，也许才能更好地了解朱天文的文学世界，以及，她作品中的悲欢情感。
在朱天文接受采访的屋子外面，挤满了她的读者，长长的队伍在门口绕了一个圈。这种迎接影视明星般地热烈欢迎，或许她自己都没料到。
一眼看去，朱天文衣着素净，平静温和，神情中却有着少女一般的单纯。著名作家阿城对她有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她像一块小小的稀有金属，在现场的阴影中，发着柔和的光。
朱天文的创作风格也和性格很像。在那篇常被援引的散文《牧羊桥，再见》中，很好展示了这个特点：“我但愿永远在白衣黑裙的时代，为她的一颦一笑惊心动魄，日子是痛楚而又喜悦的，人仿佛整个饱满透明了，牵动一下，就要碎得满地。”
这或许跟她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系。朱天文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作家朱西宁，母亲是翻译家刘慕沙。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三姐妹先后开始写作。1972年，朱天文创作了个人首部小说《强说心愁》。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出版小说、散文、电影记录《荒人手记》《巫言》《淡江记》等著作30余部。或多或少，都打上了一些个性的烙印。
喜欢的人，说她写的东西纯真；不喜欢的人，觉得晦涩难懂。与时下一些畅销书比起来，朱天文的作品处境可能确实有些尴尬：她不爱写跌宕起伏的情节，也少有盛极而衰的故事。缺少“励志”与“成功”的元素， 总像缺了点流行的必要条件。
“那些我就不管了。”朱天文用很软糯的声音描述自己的写作感受：如果说年轻时算作雄心万丈，总想在文学世界里有这样那样的创造，但现在却是自己需要“写作”这件事情。
没有特殊情况，朱天文会在早上八九点起床，冲了咖啡喂了猫，坐到书桌前。她说，一天有三四个小时“定”在那儿，又有两个小时专志凝神，“真写出东西来，那就是值得的”。
就这样，一天有两个小时笃定地写东西，两天、三天、四天……每天都往前推进一点点，作品依此完成。朱天文说，这样积累下来，人生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本不管外界如何，有点儿像修行的人，“只不过你是文字修行”。
但“慢慢推进”式的写作方式，也是朱天文后来才培养出来的一种“纪律”：长篇小说《巫言》一写七年难以收尾，于是在第八年痛下决心，管理好阅读和创作的时间。
也是在几十年的创作中，朱天文开始关注更广泛的内容。在一篇致敬词中，作家梁鸿认为，她是以繁复幽微的意象写作折射出后现代语境下人的生存困境 。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正在发生的生活永远比文字鲜活，作家很难以笔触穷尽。朱天文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好比有一座矿山，不管是什么文学流派的写法，作家觉得以前使用的书写方式挖不了矿脉，或者，有新状态出现，你要找到一个方法把新矿脉挖出来，语言跟文字就因此产生”。
朱天文解释，所以没有什么是最好的文字或最好的语言，而是为你想表达的东西，找到一个合适的容器。
当然，这种尝试很多时候是失败的，朱天文也不例外。但她认为，所有的“合适”都不是凭空发生的，就需要一直坚持，把写作上的每一次尝试都当成一种“操练”。
“你总想试图往前走一点点，虽然有失败的风险，但就是很执意的一直在做。”朱天文描述说，“它最大的回报就是：当你做到某一个时刻时刚刚好，找到一个最好的‘容器’，跟你要表达的内容恰如其分，就非常开心了”。
大概从1983年《小毕的故事》开始，朱天文的“文学矿脉”似乎又明显增加了“编剧”这一项。有文章统计过，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她平均每年为侯孝贤贡献一部电影剧本。
有人问她，电影方面的工作会不会影响写作方式、手法。她沉吟一下，援引了这样一句话“编剧是另外一个世界”。
“有人说，那边获利非常大，跟在这边老老实实写作差距很大，当编剧做久了，要回来写小说时，他发觉没那个语感了。”朱天文说，对这个，得有充分自觉。
具体到她自己，电影对写作的影响，可能不在写作的技术层面，而是另外一种方式。
“人的一生只能实现一种人生，每个行当都有每个行当的专业，需要花一生的时间才能达到顶峰，你的满足之处也在这里。”2015年，《刺客聂隐娘》上映，朱天文是编剧之一。她曾透露，这个片子2009年才开始剧本讨论，剧本先后写了38个版本。
她说，合作对象是一个走在电影这条路上的创作者，那是他一生不舍弃的东西，“我参与其中了，让我觉着，自己好像实现了两个人生，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和影响”。
今年，朱天文已经62岁了，生活简单但也忙忙碌碌，手里还攒着作品要写……所以尽管经常被问到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她总说很难回答，“先要把手头的纪录片拍完吧”。
常有读者期待，朱天文能够继续保有一个作家的赤子之心，继续建设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个期待应该并不难，就像朱天文曾多次对人说过的那样，写作才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