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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右)重庆市城口县高燕乡西沟村人
2019年11月29日，青岛市黄岛区，30岁的公司职员王强和女友在一起租住的房子里。他3年前来到这里工作，房子月租1500元。老家的房子空着，家里的土地已经退耕还林。
李福利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稍岗乡李楼村人
2018年6月28日，青岛市跨海大桥工地，当时43岁的李福利在工棚里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2018年3月，他跟着施工队来到青岛修建跨海大桥引桥，每天工资200元。年底工程完工后，他又要前往下一个工地。
2019年1月29日，青岛市黄岛区，45岁的袁纯刚在自家酒店的办公室里打电话。为了在城里落上户口，1995年，袁纯刚从深圳来到青岛，在开发区买了房。之后他干过批发零售，开过家具店、饭店，去年他开的酒店营业额达到700多万元。
吴艳芳(左一)黑龙江省延寿县加信镇建设村人
2018年1月29日，青岛市黄岛区，当时39岁的吴艳芳和丈夫、儿子在自家的房子里。她几天后就要和丈夫去韩国打工，儿子有了对象，留在城里开网约车。她在城里开的减肥店收入不错，但农村人底子薄，出国打工挣得更多。
王光新(右一)山东省费县薛庄镇青山峪村人
2018年11月4日，青岛市黄岛区，31岁的王光新和妻子、两个女儿在家中。他高中毕业后来青岛市当工人，工作9年后在城里贷款买了房。
宫磊山东省泗水县泗张镇张庄村人
2018年12月5日，青岛市黄岛区，当时30岁的宫磊在租住的小旅馆里。2013年，他大学毕业后来黄岛发展，后来学厨师，月工资5000元左右。母亲去世后，他把独自在老家的父亲也接到了城里一起打工。
王继猛(左一)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古邵镇马汪村人
2018年1月30日，青岛市黄岛区，当时37岁的王继猛和家人在家中休息。王继猛2003年来到青岛，开了一家龙虾馆，年收入四五十万元。每月他们要还3000元左右的房贷，还准备生二孩，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王继猛想转换经营模式。
华玉喜吉林省通化市义民乡永长村人
2018年1月1日，青岛市黄岛区，当时35岁的华玉喜在自己的住处——表哥货场的一个集装箱里。2015年，华玉喜来到青岛，用一辆小型货车跑运输，有货随时出车，年收入七八万元。媳妇和孩子还在老家，他琢磨着在城里再多赚些钱，就把家人接来一起生活。
侯远忠(右)黑龙江省建三江859农场21连人
2018年1月17日，青岛市黄岛区，当时65岁的侯远忠和妻子在月租500元的平房里。夫妻俩一直做炒货生意，起早贪黑，年收入20万元左右。儿女都在外地工作，他们打算明年租间楼房，不然儿女们都不愿意来。
王金刚(左二)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菜屯镇菜屯村人
2017年12月31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当时39岁的王金刚和父母、妻子、两个儿子在自家房子里。他来青岛已经20多年，在工地开了10年塔吊，后来夫妻俩摆摊卖饼，每天出摊十几个小时，除了春节没有节假日，年收入十七八万元。2015年，他们贷款在城里买了房，父母也搬到了城里，老家的房子没人住了。
从黑龙江农村来到山东青岛20年后，去年年底，53岁的赵国良落下了户口，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市民。他对城市的向往，“在城里工作、安家，不让下一代种地”，已经全部实现。
赵国良在黑龙江省延寿县加信镇建设村出生长大，中学毕业后一直在家乡的黑土地上耕作，农闲时节去周边的城市倒卖袜子、水果和大米。小买卖满足不了他对城市生活的憧憬，1999年春天，赵国良开着平头解放货车从东北老家一路来到山东青岛的黄岛区，干起了长途货运，第二年就把妻子和儿子也接到了青岛。一家人租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期待着在城里“发家致富”。
1984年，国务院批准在青岛市设立了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年，开发区与黄岛区体制合一。赵国良来到黄岛的时候，这里已经没有早年小渔村的景象，他只觉得城市干净，人也不多。长途货车的生意不好做，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摆过地摊、开过超市，后来开起了宾馆，在城里买了房子。他不再种地，老家的地包了出去，家乡的亲人也来青岛投奔他，先后在城里找到了工作。今年满30岁的儿子在他的宾馆旁开起了青年旅舍，儿子从小没种过地，和赵国良期望的一样。
赵国良走出农村、扎根城市的这20年间，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国家统计局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49年年末的10.64%提高到了2018年年末的59.58%，超过8亿人口在城镇生活。
2017年，赵国良看到了荷兰摄影师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摄影集《中国人家》。这本书用油画般的光影记录了许多中国城乡家庭的生活空间。他受到启发，开始拍摄和他一样的新“城里人”，“太多像我这样的家庭，从全国各地涌向城市，谋求发展。”
城镇聚集了更多的人和资源，开销也更大。同样来自黑龙江农村的64岁的侯远忠，进城十几年，每天早晨5点和妻子出门赶集卖炒货，晚上10点才能回家。他们的辛勤劳作能带来超过20万元的年收入，但夫妻俩仍租住在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里。在黄岛区开了一家减肥店的吴艳芳每年能收入十几万元。即使儿子已经开始工作，也有了对象，去年她仍然决定和丈夫一起投奔在韩国的亲戚，出国打几年工。赵国良理解这种紧迫感，农村人底子薄，总得为将来打算。
今年，新“城里人”赵国良和家乡农村产生了新的联系：他给老家镇上产的大米注册了商标，开始在网上销售，最远卖到了内蒙古。农村的物产也和那里的人一起，正在走向远方的城市。
赵国良/摄影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峥苨写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