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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位于范县的冀鲁豫边区纪念馆。河南日报记者高长岭摄
② 苏维埃银行向群众发放贷款。鄂豫皖红色金融文化展览馆供图
③ 鄂豫皖省苏维埃石印科旧址。河南日报记者宋敏摄
④ 冀鲁豫边区合作社使用的农具。河南日报记者高长岭摄
编者按：回眸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组织武装斗争的同时，始终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着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在根据地等区域持续推进经济社会建设。今日本报推出“经济视角话党史”报道，聚焦一家红色银行、一个模范合作社、一场货币战争、一座秘密货栈，钩沉史实、今昔映照，充分展示战争年代党领导经济建设的举措成效，深刻反映党为人民谋幸福的不变初心。
苏维埃银行润山乡
□河南日报记者 张海涛 宋敏
历史的丰富性往往超出人们的一般认知。红色首府新县，烽火硝烟间有说不尽的忠诚奉献、英勇顽强，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金融史，同样值得追忆寻访。
丰收的6月，穿行新县乡间，满眼绿意盎然，公路两边农家乐的招牌不时闪现。
新县近年打造红色旅游圣地、发展绿色生态经济，金融“活水”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创新推出‘红色旅游贷’，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旅游业融资需求。”农行新县支行行长郭华伟说。
青山岭下的田铺大塆，绿树碧水、黄墙黛瓦，特色民宿户户生趣。靠农行贷款支持，红军后代韩光莹创办了当地第一家民宿“老家寒舍”，现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普惠金融如今已不是新鲜事。可鲜有人知道，这片“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的红色热土，90年前就埋下了普惠金融的种子。
“为打破敌人封锁、保障军需民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加强财政金融建设，1931年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开始在新县营业。”新县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成传政说。
当时大别山地区金融体系混乱，给百姓生产生活带来极大负担。苏维埃银行建立后，发行根据地货币，稳定金融秩序，向贫苦群众发放贷款，解决生产生活难题。金戈铁马、硝烟弥漫的岁月，红色金融在根据地顽强生存，渐呈星火燎原之势。
在设立于农行新县支行的“鄂豫皖红色金融文化展览馆”里，弹壳币、油布币等各种“苏币”引起了记者的兴趣。
“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包括银币、铜币、纸币和布币四种。”讲解员朱佩佩介绍，当时条件艰苦，苏区发行货币因陋就简，有的用废旧弹壳造，有的用白布刷桐油印制。“苏币”虽简陋但红色特征十足，广泛使用马克思、克里姆林宫、镰刀斧头等革命元素。
“苏币”中发行量最大的纸币，多由鄂豫皖省苏维埃石印科印制。石印科旧址在新县新集镇巴棚村，当年这里有工作人员30多名，两台石印机，印刷原料和纸张大部分靠从敌占区缴获和购买。走进石印科旧址，古朴檐柱间光影变幻，仿佛能看见当年艰苦、紧张又火热的生产场面。当时苏区百姓唱道：苏维埃有个石印科，标语传单印得多，自办银行印钱票，边区群众乐呵呵。
十美公杂货店是鄂豫皖苏区第一个消费合作社，旧址位于新县箭厂河乡。红军后代、箭厂河乡供销合作社员工高峰介绍，当年的消费合作社，不仅筹措资金和物资，还代理银行业务，向贫苦群众发放贷款。
“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时期，战争之余也不忘经济建设，为老百姓谋福祉。”信阳农林学院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研究者毛帅说，尤其是苏维埃银行开展低利惠农信贷，农民拿着贷款就可以买种子、买耕牛等，进行工农业生产，从而过上了较为稳定的生活。
红色基因传承弘扬，革命老区动力十足。石印科旧址对面，就是现代化的“羚锐生态工业园”。羚锐制药依靠新县农行25.8万元扶贫贷款起家，从作坊式小企业成长为鄂豫皖革命老区首家上市公司。
红色金融，新旧交织。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利国惠民。
根据地兴办合作社
□河南日报记者 高长岭
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冀鲁豫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改善了农民生活，为持久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记者近日前往范县，重温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红旗飘飘，烈日当头。6月6日，位于范县的冀鲁豫边区纪念馆里，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范县曾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未被日军长期占领。自1941年起，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机关及报社、医院、兵工厂等相继移驻范县，范县成为冀鲁豫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冀鲁豫边区响应党中央号召，1941年起开展民主民生和大生产运动，之后以范县、濮县（1956年并入范县）为试点，全面推进根据地各项事业，改善了边区军民生活，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为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范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利说，邓小平同志曾到冀鲁豫边区视察民主民生运动。
1942年11月，濮县一区中心镇（现范县濮城镇一带）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办有织毛巾作坊、织袜子作坊，还有铁匠作坊、木工作坊和运输队。合作社成立4个多月，获利近200万元（当时根据地货币单位，下同），形成了群众自己的组织，推动了全区合作社发展，随后合作社从中心镇扩展到周边7个行政村，社员从1600多人增加到2140多人，成为远近闻名的模范合作社。
史料记载，该合作社对妇女个体纺织进行扶植，把棉花借给社员，社员纺织成布后交给合作社，折抵棉花账后，每斤棉花换8市尺布，实际上每斤棉花能织15市尺布，相当于群众通过劳动赚了7市尺布的钱。合作社成立4个多月，参加纺织的妇女有800多人，平均每人得到700多元。
“该合作社还向农民发放小微贷款，促进经济发展。”张利介绍，每人最多贷2000元，少的贷500元，共向112人发放贷款10万多元，对贫苦群众帮助很大。
时光荏苒，80多年后的今天，距离濮城镇七八公里的地方，有家现代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理事长是62岁的全国劳模张存胜。
“我们的合作社有入股农民73户、入股土地603亩，以生态水稻种植、稻鸭混养为主，常年在合作社务工的农民有30人。”6月6日，正在犁地的张存胜对记者说。
“当年根据地党领导下的农民合作运动，建立在小农户经营基础之上；今天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走规模化发展之路，合作社就是一个方向。”张存胜说，合作社所在的王楼镇东张村，95%的耕地都入股了合作社，东张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特色村。该合作社还与黑龙江省五常市合作，建立了精细化加工车间，每天能加工大米100吨。
“回顾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可以看到，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我们党始终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努力改善群众生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社会经济史专家赵广军说。
边区打赢货币战争
□河南日报记者 郭北晨
一张编号为L864076的10元纸币，如今静静地躺在河南钱币博物馆展柜里。这张货币由晋冀鲁豫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在抗日战争时期印制，斑驳的票面，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冀南银行在抗日战争时期印制的冀钞。河南日报记者郭北晨摄
“冀南银行发行冀钞，指导边区开展货币战争，胜利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其背后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6月8日，河南钱币博物馆负责人吴革胜介绍。
抗战初期，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革命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加上水、旱、虫等自然灾害持续不断，晋冀鲁豫边区人民生活非常贫困。
冀南银行成立前，“出门二分利，两月一季粮”的高利贷是农民的唯一选择。据史料记载，林县（今林州市）20世纪30年代农民负债率高达85%。
当时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大量入侵，国民党政府法币币值急剧下跌，一时间物价飞涨，“曾经能买一头牛，现在买不上一碗米”，根据地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建立起独立自主为人民服务的银行，搞活金融市场，保证军需民用成为必然选择。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1939年冀南银行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成立，发行冀钞作为根据地本位货币，并开始回收各种地方杂钞，排挤和肃清敌伪币，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正式打响。
吴革胜介绍，1940年冀南银行豫属县级机构，最早设立在林县，此后逐步在豫北根据地扩展，设立了县支行和办事处等各级机构，在总行分行指导下开展金融业务。
当时银行职工一手拿枪、一手持账，白天工作，夜间行军。他们经常背上挎包，带着账款，秘密深入农村办理信贷业务，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挎包银行”。遭遇日军突袭时，银行职工便会将现金、账簿等装入麻袋，驮在马背上迅速转移，因此还得名“马背上的银行”。
在豫北大地开展的货币战争，阻击了日伪对根据地的金融侵蚀和破坏，维护了边区货币的本位地位，稳定了根据地物价，保证了军需民用，冀钞成为根据地唯一流通的本位币。
淳朴的豫北百姓信任和拥护冀钞，也主动保护了银行工作人员。在1942年大扫荡中，驻范县马口村的银行印刷一所保管员与房东的两个儿子被抓，房东大娘去认领三人。敌人听保管员有山西口音，坚持不放。房东大娘机智地说：“他是俺娘家兄弟，先在河南要饭，后去了山西。”保管员终于得救。
抗战胜利后，冀南银行迅速发展壮大。1948年，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后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建起全国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它将难忘的斗争岁月，永远凝缩在那张历尽沧桑的纸币中。
“冀南银行对战时金融体系建设的探索，指导开展货币斗争等，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银行业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建国说。
红旗渠畔红色货栈
□河南日报记者 陈辉
林州，一块红色精神高地，创造了人间奇迹“红旗渠”。鲜为人知的是，就在林州市任村镇，还藏着一处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重要的红色货栈——德兴货栈。烽火硝烟中的德兴货栈打破日军封锁，保障根据地供给，为支援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德兴货栈旧址。河南日报记者陈辉摄
这个红色货栈是如何诞生的？在抗战期间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6月7日，记者来到林州市任村镇任村一探究竟。
任村镇地处豫晋冀三省交界，历来就是商贸集散地。记者随林州市作协副主席、林州党史研究专家张国声赶到山脚下的任村时，正逢夏日午后暴雨突至，雨中的任村显得格外清净。穿过几条曲折的巷子后，一处挂着任村三街43号牌子的老宅院映入眼帘。
90岁高龄的谷丙丁老人是这所院子的主人，当年德兴货栈就是借用谷家的老宅，谷丙丁那时刚满10岁。谈起德兴货栈，老人还能忆起当年人来车往的热闹场面。
张国声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他说，1940年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一方面进行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实行经济封锁，妄图用军事和经济手段消灭根据地。5月，山西省第五专署派赵有德来任村开办货栈，起名为德兴货栈，货栈业务由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领导，党组织由林北县委领导。货栈的业务主要就是搞活流通，出口山货，换购边区急需的布匹、食盐、药品和军用物资，改善根据地群众生活。
“德兴货栈成立后，组织得力、经营有方。在货栈的带动下，任村镇一时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流通活跃。同时，货栈还利用特殊的身份搜集日伪情报，服务地下交通线，为打破封锁、保障供给、支援根据地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国声说。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宏运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商业贸易》一文中写道：林县任村是太行根据地第二大口岸。八路军率先在此地开办了粮店，随后中共各级党政机构又开办了一批商店货栈，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兴货栈。这些商店和货栈，多集中经营山货，向日占区和国民党区输出，以换回根据地急需的药品、食盐等。
后来，德兴货栈还在安阳设立分栈，在林北、安阳、平顺、壶关等地设立山货行，在接近敌占区的边沿地带建立了流动商业网点，并派出一批人员到日占领区安阳、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建立商业机构开展贸易。面对日军的严密封锁，任村在沟通太行与冀鲁豫两块根据地物资交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与德兴货栈老宅相隔不远，还有一处珍贵的“八路军豫北办事处”旧址。在抗日战争时期，任村镇是八路军红色根据地和地下交通线，这里留下了刘少奇、邓小平、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足迹。
1945年，平汉战役后，因工作需要，德兴货栈全部迁往邻近的水冶。但任村镇这片被红色历史浸润的热土，并没有就此尘封在历史中。
新中国成立后，这方英雄的土地再次被唤醒。1960年，林县人民开建引漳入林工程，波澜壮阔的“红旗渠”工程主战场就在任村镇；今天，无数的太行儿女在此拓荒创业，书写更为壮丽的当代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