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率逐渐接近饱和,但离实现群体免疫的标准还相去甚远。肆虐的变异毒株让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失控,新冠死亡人数已超过一战以来美国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疫苗成为被疫情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们与病毒赛跑的最后希望,阴谋论者、反科学者和别有用心的政客却打着“医疗自由”的旗号,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反疫苗运动,让美国正在经受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的侵袭,也在错误的抗疫道路上越走越远。
疫苗接种率与住院率密切相关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在上周的7天内,美国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130710例,比此前增加20%;日均死亡687人,比此前增加36%。对各州数据的研究显示,新冠住院率与接种率关联密切——疫苗接种率越低,病床占用率越高,重症患者比例也越高。
在全美各州中,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夏威夷、俄勒冈和密西西比州均突破了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记录,而这5个州的疫苗接种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接种率,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仅有38.3%和35.8%。接种率50.3%的佛罗里达州以一周新增确诊151764例、日均新增21681例成为目前美国疫情的新“震中”,该州一半以上的重症病床被新冠患者占用。
疫苗接种速度远低于拜登政府的预期。拜登曾声称要在7月4日前让7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但时至8月中旬,这个目标仍然没有实现。为了推动疫苗接种,联邦政府7月底发布新法令,规定部分人群要么接种疫苗,要么定期接受病毒检测。
“医疗自由”被偷换概念
然而,那些“热爱自由”的美国人对政府新法令强烈抵触。继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规定之后,疫苗也成了这部分美国人的攻击目标,多地接连数日爆发抗议活动,宣称“被迫不等于同意”“还我医疗自由”。示威者中的不少人是医疗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
美联社报道称,美国各州提出了100多项所谓“医疗自由”法案,禁止雇主把接种疫苗作为聘用员工的前提,目前至少有6个州批准了这样的法案。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州长克里斯·苏努努表示,不会强迫居民接受疫苗。他在最近发布的一项法案中说:“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天然、基本、固有的权利,政府不能威胁或强迫他接种疫苗。”
实际上,这些人为拒绝接种疫苗而采用的“医疗自由”概念,与真正的“医疗自由”并不是一回事。“医疗自由”的说法在美国由来已久,其语境往往与伪科学或未经有效性检验的医疗手段挂钩。“医疗自由”概念最早由美国植物学家塞缪尔·汤姆森(1769-1843年)提出,他创建了一套游离于现代医学体系之外的草药疗法。根据汤姆森的定义,一个人应该拥有选择医疗方式的自由,无论这种方式有效或有害。后来,“医疗自由”经常被利益相关者用于推广某种药品或疗法,比如用保健品代替药物,或者宣称维生素B17能治疗癌症。
美国疫苗专家彼得·霍特兹博士指出,“医疗自由”是普遍存在于美国人生活中的一种信仰。尽管“医疗自由”的宗旨是反对干预个人选择,但其发展历程往往与反科学的愚昧无知相伴相随。但是,拒绝疫苗接种跟拒绝戴口罩、不遵守保持社交距离规定一样,都是这个概念的不同版本。
美国人对疫苗的不信任始于殖民时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达巅峰,反疫苗团体层出不穷。在此期间成立的美国国家医疗自由联盟,为今天仍然盛行的顺势疗法、整骨疗法、折衷疗法、信念疗法、民间草药医学和各类反疫苗组织提供了保护伞。霍特兹博士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反科学思潮沉渣泛起,借着“医疗自由”的外壳堂而皇之地散播有害观念。
个人自由不能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反对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坚称,是否接种疫苗是个人自由。“这不是疫苗的问题,这是身体自主权和选择权的问题。”示威集会组织者之一、明尼苏达州拉迪儿童医院护士阿什利·博格对《圣克劳德时报》表示,“越来越多的事情威胁着我们对身体的自主权,最终将剥夺我们的医疗自由。”
然而,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中,接种疫苗真的只是个人自由吗?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迈克尔·格尔森认为,任何自由都是受到限制的。19世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提出了“自由的伤害原则”: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前提是不对别人造成伤害。这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也是公共卫生事业的使命所在。科学家和卫生工作者有责任确定一种疾病是否对社会造成威胁,然后敦促社会采取行动,消除或减少这种威胁。根据“伤害原则”,在自家卫生间里随意呕吐是美国人天然的、固有的权利,但把致命的疾病通过不可见的病原体传给他人,却不是他们的权利。
“美国囤积了大量新冠疫苗,却因为愚蠢的理由被无端浪费。那些并非出于健康原因而拒绝接种疫苗的民众,还有煽动他人拒绝接种疫苗的议员,正在让人们白白送命。”霍特兹博士指出,与政治极端主义相关的所谓“医疗自由”意识,导致美国新冠死亡率不断攀升。他说:“2020年,美国是全球新冠疫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1年,我们还将眼睁睁地看着美国经受一波又一波变异毒株的侵袭。”
本报北京8月18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来源:中国青年报